说“进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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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进士”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演变历程。

“进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进士，是指从秀士、选士、俊士、造士中，“逐级选拔、进贡王廷的优秀士人的称号”。尽管旧时有“秀于一乡者谓之秀士，中于所选谓之选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进士以其将进而用之也”(《文献通考》卷四十)的说法，实际上，这些词作动宾结构的词组解释，或许更加合适。即乡大夫对乡学中优秀的人才也就是秀士，考试其德行道艺，将贤能的人推荐给司徒，这样的过程称为“选士”。司徒将选士中一些可堪进一步造就的人，升于国学，这一过程称为“俊士”。“升于司徒者”可以免除地方的徭役，升于国学者可以免除国家的徭役，这种优礼学业有成之士的做法，就是“造士”。国学的主管官员，将造士中的优异之士，报告给君王，将名单报送给掌管全国事务的司马，这一过程就是“进士”。

所以，“进士”最初的意义，就是汉朝学者郑玄所说的，“可进受爵禄也。”也就是由基层一层层选拔上来、“进”献给朝廷、从而做官进爵、享受俸禄的意思。《礼记•王制》随后具体说明了“进受爵禄”的情形：“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也就是说，司马最后根据国学主管官员推荐的人选，根据其才能高下，看其能胜任哪种官职，并将自己的意见禀告君王，以确定人员的任用，给予相应的官职、爵位和俸禄。

“进士”最早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而不是名词。如果说在《礼记•王制》中，这一特点还比较隐微、容易误会的话，那么，在汉唐文献中，这一意义就很明显了。其中最著名的例证，要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开篇所说的：“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里的“进士”，就是推荐贤能之士的意思，与“推贤”一词是同义反复。

在《史记》中，“进士”一词只出现过一次：番吾君从代地来，对赵国的相国公仲说：“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史记•赵世家》)意思是问公仲，您担任赵国的相国，至今已有四年了，也曾推荐过人才吗？公仲回答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推荐。”公仲就推荐了这三个人。这三人上任之后，分别对赵烈侯讲仁义的道理，建议精选起用贤才，任命能干的人为官，建议节约财物，俭省用度。烈侯非常赏识他们的才干，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进士”是推荐贤能的意思，这里非常清楚。

汉唐之际，察举制下的荐举科目很多，但却不见以进士为科目的荐举。历史文献中的“进士”，都是推荐贤能的意思。《汉书•何武传》中的“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后汉书•申屠刚传》中的“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以及《晋书》中的“褒贤进士”“颇好进士”，《宋书》中的“选贤进士”“登贤进士”，《梁书》中的“好交结，奖进士”等中的“进士”，都是如此。

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取士。所谓科举，就是分科举人，分科取人，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唐宋时期，进士成为取士科目之一，“进士”由动宾结构的词组演变为单纯的名词。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是说隋朝，还是说唐朝，进士科都是科举制度最先确立的科目之一，也是主要的取士科目。一般认为，隋炀帝时，“始置进士之科”，但因史料缺乏，具体情形已经难以知晓。唐朝肇建，依循“古道”，以进士作为选士的科目。武德四年(621)四月，“敕诸州学士及蚤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第二年十月，各州切实执行这道诏令，一共进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在随后的考试中，取中秀才1人，并取孙伏伽、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4人为进士，其中李义琛、李义琰为兄弟，而与李上德为堂兄弟。武德共有九年，此后四年间，又分别取进士4人、6人、5人和7人。

唐朝的科目很多，除了皇帝亲自下诏的、临时设立的、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之外，每年都有的常科就有十多种。明法、明字、明算是考核专门人员的，虽然为唐朝所独有，但当时就“不见贵”；三史、开元礼、道举乃至秀才，并不经常举行，只是盛行于一时。唐朝最主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

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或者是经义，或者是时务。后来几经变化，基本上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和墨义。帖经是将所学的经书前后两边盖住，只露出中间一行，又用纸帖住行中的三个字，而让考生读出所帖的文字。考生回答经义，最初是口试，为了便于事后考查，后来改为笔试，所以称之为墨义。诗赋考的是形象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需要有较好的文学才能，而帖经和墨义考的是背诵和记忆，只要熟读经书就可以中试。再加上唐朝的录取名额，明经科几乎是进士科的十倍，考明经科颇为容易，而考进士科很难。所以，唐朝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全社会上上下下，都特重视进士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唐国史补》卷下)一些位极人臣的官员，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也“终不为美”，难免遗憾，就连唐朝皇帝宣宗也往往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宋朝继续唐朝科举制度的格局，常科除进士科之外，其他如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统称诸科。就此而论，也可以看出进士科的一枝独秀。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二者的升降沉浮，马端临引述东莱吕氏的话，说得最为具体：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唐朝初年，进士与明经并重；唐中叶以后，则重进士而轻明经。宋朝时期，明经和进士更是有了天壤之别。“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王安石变法，明经等科都被罢黜，所有的考试科目都归并到进士科。但这时的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是考在《易》《诗》《书》《周礼》和《礼记》中选治的一经，并考兼治的《论语》和《孟子》。可见，这时是以进士科之名，行的是明经科之实。由于进士科为世俗所尚，为士人所崇，所以所有的考试内容，尽管与它毫不相干，都用它的名义来承载。

司马光执政之后，尽废王安石新法。元四年(1089)，解试和省试时，分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诗赋进士首场试诗赋，经义进士首场试经义，二、三场均试论、策。“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参考策论的成绩评定。”(王道成《科举史话》第12页)后来虽然一度又罢诗赋进士科，令士子专门学习经义，但南宋时期，再次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金朝设置词赋、经义两科，以待汉族士人；又创设女真进士科，以待女真士人。元朝实行科举取士时，则分为论、经义、词赋三科。因此，自隋迄元，“进士”主要是科举考试的科目名称，也就是所谓的进士科。正因为“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所以“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

除了是科目名称之外，自隋至元，“进士”还衍生出两种其他的意义。首先，是我在《说“举人”》中曾经说过的，进士与举人是同一个意思。由于唐宋时期的举人，是指到京城赴试的读书人，而进士则是地方“进”贡或“进”献给朝廷的读书人，这时的“举人”和“进士”，所指一致，称呼也是可以互换的。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进士即是举人。”(《日知录》卷十六)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人即便沉废终生、始终未第，也可以以进士自居，自称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显然，这里“进士”的意义，是前一个时期举荐贤能的延伸。

其次，“进士”在宋朝已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出身资格，用以指及第的士子。宋朝进士科的举人殿试合格，分为五甲等第，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对此，顾炎武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试毕发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之曰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日知录》卷十六)如果说在宋朝，进士作为一种出身资格还较为隐微的话，那么明清时期，进士唯一的意义指的就是这种出身资格。明朝的李东阳说：“国朝殿试之制，取会试之选于乡者，策于廷而亲第其等，谓之进士。”(《怀麓堂集》卷六十六)何瑭也说：“我朝之法，取士则以科目，养士则以学校。其取之也，中乡试者，则谓之举人；中会试而赐第于廷对者，则谓之进士。公卿百司，胥此焉出。”(《柏斋集》卷四)进士就是以举人的资格、参加并通过会试、并最终在殿试中排定名次的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