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与得―从清代政商关系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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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商人和商业，就有了所谓的“政商关系”。虽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还是不断发展，大商人还是不断涌现。到了明清时期，最终不但形成了包括晋商、徽商在内的十大商帮，还出现了一批包括胡雪岩在内的“红顶商人”。大商人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支持，大商人不可能走向成功。本文就以几个典型事例简析一下清代的政商关系。
商人为皇室服务，皇室为商人搭台
低层次的政商关系是商人为皇室成员服务，皇室成员为商人搭台。徽商江春和晋商乔致庸的崛起，当属这个方面的典型。
大盐商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江春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很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由江春筹划张罗接待，他花钱如流水，博得龙颜大悦。乾隆皇帝对江春颇有好感，曾因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授以布政使之衔，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富可敌国。江春却回答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贺乾隆皇帝登基50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宴于京城乾清宫举行的“千叟会”，并与皇帝进同与宴，受锡杖。至此，江春的个人声望至于极点。
类似故事也发生在乔致庸身上。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西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借钱。在很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托之际，乔家银号的一位分号经理却不经请示就答应了，无偿向朝廷捐了30万两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这下可赔大了，但乔致庸不但没有重罚反而越级提拔了这位分号经理。慈禧太后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乔家随即就拿下了大量的政府税收汇兑业务。乔致庸的举动无疑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他一贯遵循的原则――济危扶困，却又往往给他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也许是他非常清楚舍和得的辩证关系吧！
提携红顶商人
中等层次的政商关系是封建王朝提携商人为封建王朝服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当属王有龄和左宗棠提携胡雪岩，让徽商的事业走向辉煌。
咸丰年间，崛起于广西的太平军迅速北上，剑指整个长江流域。危急之际，浙江巡抚王有龄委任阜康钱庄老板胡雪岩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致使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胡雪岩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令他苦恼无比。此时，胡雪岩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才能，得其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此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联络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碱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财源也随之广进。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雪岩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任职上海汇丰银行帮办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为左宗棠的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饷，各方相互推诿的艰难时刻，胡雪岩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胡雪岩也因力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可以在紫禁城里骑马，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后来也就有了红顶商人之称。
大商人为社稷苍生服务
还有一种政商关系是政府将能为社稷苍生服务的大商人提拔为官员，而这些商人又利用影响力号召更多商人为社稷苍生而不仅仅为皇室服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当属晋商渠本翘。
渠本翘（公元1862-1919年）自幼便有“神童”之誉，不到20岁便博经通史，23岁中秀才，26岁中解元，30岁中三甲第四名进士，任内阁中书。渠本翘祖上世代以经商为业，到其父辈一代，渠家已经成为山西全省闻名的富商巨贾。他本人也是著名实业家，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开始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渠本翘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而是联合票号商人，希望通过谈判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组成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在渠本翘的全力号召下，晋商众志成城纷纷解囊，全省各界群起保矿，共推渠本翘为保晋公司经理。山西的赎矿运动得到了票号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调集了100多万两的赎矿银，而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了保晋公司在全国招股的任务。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170万白银，赎回矿权。保晋公司是清末中国收回矿权运动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以上一些官商“勾肩搭背”、出现“红顶商人”等现象，在晚清以后相对比较常见，这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不应该也决不容许出现。那么，当前应该构建什么样健康的政商关系？十以来，为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中央频出重拳，摘掉“红顶黑顶”，拆开“勾肩搭背”，明确了政商之间交往应有的规矩――官商之间，为公，要“相敬如宾”，可以缩短距离，共谋大事;为私，可以交往，但不能交易，不能“勾肩搭背”以满足个人私欲，否则就触碰了党纪国法与制度牢笼的防火墙。各级干部要时刻铭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