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之际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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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浣纱记》在吴越兴衰更替的历史图景下，敷设了范蠡、西施的爱情故事，将范蠡、西施的个人人生命运与国家社稷命运紧紧相连，在家国冲突中凸显了范蠡这一古代文士的文化心灵。范蠡为人称道的，不仅仅在于在越国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牺牲小家保全大家的义胆忠心和精妙的权谋策略，还在于复仇成功后毅然携美人之手，泛舟五湖、归隐四海的旷达超脱。出世入世之间，范蠡的形象跃然纸上。
关键词 《浣纱记》 范蠡 入世智慧 出世超脱
《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将水磨调用于舞台，也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编写的剧本。它开拓了昆山腔传奇借助生旦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领域，辞藻细腻婉约、清扬别致，“罗织富丽，局面甚大”(吕天成《曲品》)。在宏大政治背景下敷设范蠡、西施曲折爱情故事的同时，还刻画了范蠡这一典型古代文士的文化心灵，凸显了范蠡在出世人世间游刃有余的智慧。
入世智慧
《游春》一出开始便介绍到范蠡形象：生性倜傥，颇具侠气，“长习权谋之书”，善于用兵。同时介绍到范蠡后悔自己“长年无成”，渴望在“邦家多故”之时建功成名。家国处于危难之际，范蠡心系国家、积极投身其中，透露出一代文士自觉的家国担当和入世情怀。
通观吴越之争、越国由几近覆灭到复仇复兴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范蠡足智多谋、忠君忠国的品性。越国失利之后，范蠡向勾践进献了一系列计策。当勾践困于会稽山、绝望懊丧之时，范蠡提出一面坚守、一面求和，又劝勾践躬身做夫差使役。“君请为臣，妻请为妾”，他敏锐地洞察出伍子胥、伯豁的差异，深谙“小人易亲，君子易退”的道理，并以“以退为进”的方式开始了复仇之路。在吴国3年，范蠡与勾践及其夫人“共患难”，不时以言辞给予两人精神安慰。在《送践》、《养马》、《越叹》、《问疾》等出中，范蠡不断劝慰勾践休要悲伤，鼓励其忍受凄凉处境和一时艰辛，以蓄势待发。“英雄泪，休浪弹”、“丈夫志，游子颜，要峥嵘莫悲叹”等都是范蠡劝慰勾践的言辞，从中透露出范蠡的果敢、隐忍、刚硬以及对复国的坚定信心。范蠡劝慰勾践的言辞，也是对自己的劝诫和勉励，更是家国危难之际刚强坚韧心性的写照。相比于亡国后勾践的沮丧和在吴国时的怨念，范蠡比勾践多了一份面对苦难困境时的坚忍和果敢，表现出更为可贵的人格品质。范蠡不仅给予勾践精神支持，还频频施计，最典型的要数劝勾践问疾。正是恰到好处的问疾，为勾践赢得了回到越国的机会，为越国复仇奠定了基础。《送践》一出中吴国泄庸说到，“今上大夫范蠡达于机微，习于困苦，吴厅之事一以委之，必能佐主周旋，不负臣举”，一语道出范蠡忠勇智谋的品性。
范蠡敢于陪同勾践赴吴，一方面表现出他非凡的勇气，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有着充分的把握和信心。他的信心透露出他对政治兴衰更替、君臣微妙关系的深刻认识。从《被围》一出，范蠡向勾践提出以退为进的计策时，就显出他非凡的政治眼光和高妙谋略。范蠡深知“吴王虽在强盛之时，安知其非败亡之兆”，熟稔命运成败转瞬即逝，实时格局没有长久的道理。当吴王赦免勾践，令其回国时，范蠡看到了意料之中的“天心渐转”。他“笑颠倒几年豪杰”的背后透露出他对历史趋势的前瞻性，对成败的淡然处之，尽显智慧。
范蠡归国后，并没有忘记复仇大计，反复叮嘱勾践勿忘国耻。他身上透露出越文化坚忍顽强、报仇雪耻的抗争精神。在复仇过程中，范蠡又屡屡献计，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范蠡之计有4：先是向吴王进贡美女，以女色令其炫目，不整朝纲；再是繁衍生息，10年生聚；三是连通齐、晋、楚，谋求诸侯之援；最后是以钱易粮，还以蒸熟的毂种，进献神木，耗其钱粮。范蠡凭借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在内政外交方面为越国复兴奠定了基础。
“出世”与“入世”是古代文人政治性格和自然性格使然，全剧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叹，折射出范蠡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同时也象征着个人情爱与爱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双线交织，扩充了范蠡作为忠臣贤士细腻婉转、寄情山水的另一面。
在越国复兴的过程中，西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西施与范蠡的情爱与越国兴衰紧密相连，成为剧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全剧对范蠡、西施的爱情着墨不多，写两人爱情的仅有《游春》、《捧心》等6出，全剧西施出场的仅11出。西施人吴与范蠡有着直接关联，范蠡的主动推荐和拜访是促成西施人吴的直接原因。
范蠡举荐西施，将灭吴大计寄托在西施一人身上，似乎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在国家危难之际，范蠡深刻地认识到个人享乐与献身国家不能两全的矛盾，明白“为家国者不顾家”，最后果断地牺牲小我，包括自己的爱情来成全越国复兴计划。西施面对范蠡的入吴请求有所犹豫、悔不当初时，范蠡显得非常理性，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西施“暂时抛闪休]愁”、“勿用悲伤”、对吴王要“竭力将无作有”。同时，他对两人今后相逢团圆有着理性的期许，并在理性中流露出对西施的真挚感情。《别施》中叮嘱西施“不忘故乡恩义之情”，表明“区区负此盟，愧平生”的无奈与愧疚，虽然言辞甚少，但足以表明范蠡心声。
范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贞节观念方面不同于传统男子形象。吴亡越霸后，范蠡并没有抛弃西施，而是与她欢会成亲，然后双双泛舟五湖，表现出一种重视有共同理想的爱情和摆脱世俗贞节观念的思想倾向。范蠡冲破了“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束缚，显出可贵的品格。
出世超脱
全剧以《游春》开篇，以《泛湖》结尾，首尾相连，凸显范蠡爱好自然的心性。西施的美貌如同春日旖旎美景一般勾起了范蠡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于是两人在若耶溪边定下姻缘，互托终身。范蠡对自然美的追求有着一种超脱的素质，“为爱溪山最深处，令人忘却利名心”。除此之外，范蠡的淡泊名利还体现在他对祸福成败有着通达的体悟，明白“受祸者未必非福，得福者未必非祸”，这与道家的福祸相依思想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范蠡的超脱思想还体现在他对时事政治格局、历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体认，对吴越兴衰有自己的预见。越国复兴、治定之后，范蠡毅然请辞，归隐山林。他深知勾践的性格，明白“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功成身退之后的范蠡更具有一份超越尘世的情怀。《泛湖》一出写得尤为精彩，通过生旦轮唱将范蠡的心境表露无遗。此时的范蠡多了一份超然物外的洒脱和淡然，“笑燕齐楚共齐”，感叹兴亡凄惨。“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写出了范蠡的出世超脱。
除了范蠡，剧中还呈现出其他文士心灵。伍子胥与范蠡一样有着忠君思想，甚至死后仍旧坚持尽忠，然而他的结局却十分凄惨。伍子胥的遭遇可谓为范蠡提供了前车之鉴。公孙圣及其夫妇表征着另一种文士的生活图景，寄情山林，超然物外，然而就算是不关心世事的文士在那个年代也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公孙圣的隐逸山林代表了文士普遍存在的自然心性，其中也包括范蠡。范蠡身上有着可圈可点之处，他的成就离不开时代际遇，给了后人无限遐想。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出古代文士“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的普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