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未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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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作《春秋》的观点自古有之，一直沿用至今，细想来，此观点颇有令人疑惑之处。既然孔子作了如此巨大的工程，为何在其自己和弟子的言论著作中只字未提？且从孔子当时的身份经历看，其亦未有作《春秋》的机会和能力，孔子作《春秋》的观点应系后世伪托。《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实为孔子为弟子讲授而节取整理的教材，是后世断代史的滥觞。
关键词：《春秋》；孔子；《春秋左传注》
中图分类号：I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005-01
《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在司马迁的眼中，《春秋》与孔子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这句话中，司马迁接受了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孔子作《春秋》，即写了《春秋经》。这一观点在以后的几千年文化长河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受到很多人的推重。但《春秋》到底和孔子有没有关系呢？其关系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不是孔子创作了《春秋》呢？关于这几点，自古以来就曾受过人们的质疑，但由于孔圣人的特殊身份，质疑的力量总是显得格外薄弱。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有《春秋和孔子》一章，文中详细论述了孔丘和《春秋》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春秋》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孔子用来教授弟子的教材。这一观点我认为十分正确，在这里，基于杨伯峻的结论和佐证，我再从《春秋左传》本身提供几条证据，来说明杨伯峻观点的正确性，此文实为续貂之作。
一、当时各国各有史官，《春秋》实为鲁史官记载的史实。《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师旷侍于晋侯，……对曰：‘……史为书，瞽为诗。’”又《周语》上：“邵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此两则材料证明了当时各国各有史官记录史事而作史的事实。又《左传・文公七年经》：“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按：此《经》文中不书与会各国，按《传》文的解释，是因鲁文公后至而不知排序座次之故，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合于礼法，则只写“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从该点可知，该事件当是由跟随鲁文公至会的史官所记，因其与文公同步晚到，因而不知诸侯班次，所以于鲁史中不敢妄书，若为孔子所作，则其必已知会盟班次，即使有意不书，则左氏又何必解为“避不敏”呢？可知《春秋》为鲁史官所记而非出于孔子之手。又《文公十七年传》：“晋侯责让郑君贰于楚，郑子家使执训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书中列举了自鲁文公二年以来郑服朝晋国的事件，其中“寡君即位三年，……九月”“十一月”“十二年六月”“十四年七月”等字样多有，若无史官记录，则其年月事件何以记得如此详尽？此必依郑史官所记为之无疑。此从另一侧面证明《春秋》为鲁史官所记，为史官累积之作，非孔子编著。
二、现行《春秋》经实为当时鲁史《春秋》的节本。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按：此处明言《鲁春秋》，则其为鲁史无疑，且其言“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可知韩起所见《鲁春秋》可能叙事自周公始，不像今日所见自隐公元年始（采杨伯峻说），又韩起既是至鲁为聘的，不久又直接“如齐纳币”，可知其在鲁国的时间并不长，且又不可能一直观看鲁史，若想一看便知周公之得失，除自身心虑敏捷外，记史内容简练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简练地将大事罗列记录，韩宣子才会一目了然，于短时间内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可知，韩起所见之《鲁春秋》记事原则体例当与今人所见《春秋经》之记事体例大致，甚至相同，则今所传《春秋经》或许为韩起所见本之节本（其所见之后的史实当为鲁史新记），而隐公元年之前的《鲁春秋》因何不见，则或许与孔子选取以《鲁春秋》中隐公元年至哀公四年间史事为教授底本有关。
三、从孔子的经历来看，其实无作《春秋》之机会。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杨注：“孟僖子死时，孔丘年三十四。”按：此处孟僖子只是听说孔丘可能成为“达者”，且从其引臧孙纥的话来看，当时孔丘并未甚知名，孟僖子此说纯为推测之辞，又孟僖子是因为不知礼而引出孔丘，可知当时在孟僖子眼中，孔子是以知礼而闻名，而非其他。又《定公十年传》：“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杨注：“全祖望《经史答问》谓夹谷之相，正孔丘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而是时阳虎诸人之乱，孔丘遂由庶姓俨然得充其使，其破格而用之者也。”此时孔丘为相，必当知各国史事，其可观鲁史，疑在阳虎为乱出奔之后。可知在孔子年五十二时方可看见鲁史，又《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自卫反鲁的时间为鲁哀公十一年冬，其时孔子六十七岁，在其剩下的五年当中，其不仅要制乐，还要对《诗》进行修改，对于一名将近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大量的脑力劳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基于此点，孔子实不可能在晚年完成如斯多的工作，且不可能完成创作史书这样规模好大的工程，并且在孔子自己的和其弟子的言论中未提及自己“作《春秋》”之事，因此《春秋》并不是孔子自为。
四、从《春秋左传》本身的记载来看，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昭公二十三年，晋人围郊。杨注引杜《注》：“讨子朝也。郊，周邑。围郊在叔鞅卒前，《经》书后，从赴。”按：此处杜预明言“晋人围郊”在“叔鞅卒前”，而《经》书却将其记于叔鞅去世之后，这是因为鲁史先得到叔鞅之死的消息，后得到晋人围郊的消息，是按消息到达的先后顺序，而不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写的，此为当时鲁史官记录无疑。若为孔子所作，其必然应以时间顺序来记，而此处非是，足证孔子未作《春秋》。又从《经》文中对于避讳字的使用这一点亦可证明《春秋》并非出孔子之手。《隐公元年传》：“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鲁史中少一“姑”字，那是为避讳鲁隐公而为，“名息姑，为鲁惠公弗皇子，伯禽七世孙”，因鲁隐公名“息姑”，而鲁史中于息字处省略加讳，作为魏史的《竹书纪年》则不加讳，则可知隐公时已经讲究避讳。又《襄公二十三年经》：“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若此为孔子所作，则其父名叔梁纥，此处“臧孙纥”为何不避其讳呢？由此可知“蔑”之称为隐公时史官所记，因而避其讳，而此处亦为襄公时史官所记，因而不避“叔梁纥”之讳。此《春秋》非孔子所为之一证。
从上几点来看，《春秋》确与孔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能断定其为孔子自作，《春秋》实为当时鲁史所记，是鲁国历史事实的罗列总结。至于今日所见之《春秋》，正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所说，是孔子作为推广教材而从鲁史中节选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后世断代史的滥觞。我在此只是作了一点材料的补充，若有不当之处，以俟有识者指正。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