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握着一台不愿意撒谎的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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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娄烨将这种手持电影的风尚保持至今，成为他异质于其他导演的真我格调。

对于娄烨先生来说，晃荡的镜头和偶尔失焦的画面让他的作品拥有了其他与众不同的新格调。大部分时候，他要求摄影师放弃三脚架，改用手持摄影，随时随地追逐演员的脚步。除了演员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往哪里走，娄烨也不知道，“我希望用摄影机表达现实，同时又期待人物能不受摄影机的控制”。

中国第六代导演早期的影片，受到法国新浪潮主义的影响，摇摇晃晃的手持摄影手法并不罕见，但只有娄烨将这种风尚保持至今，成为他异质于其他导演的自我格调。

他似乎期待在随心所欲中达到一种真实。他拍《春风沉醉的夜晚》，用的是两万块钱的家用摄影机，“无所谓”，照样能拍出他想要的效果。而到了拍《浮城谜事》的时候，干脆连灯光、美术和化妆师都不要了，演员全部素颜出场。《紫蝴蝶》是在东北拍的，最后配曲时，他只传给作曲者两张在工厂拍的照片，给了一个故事，希望作曲者能听到一点东西，把曲子写出来。娄烨从不讲戏，也不让演员看监视器，“就按真实状况来拍”。觉得哪里不对劲，就让演员一遍遍重来，也不说什么原因，导致郝蕾在拍《颐和园》的一场戏时，不停地拍了四十七八条。

“娄烨的摄像机不会说谎。”演员秦昊与他合作过3次，“他是让观众去思考，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告诉你该怎么做。”

这让他摇晃的镜头从技术风格成为了一种真我态度，他的镜头总是去捕捉他人难以察觉或是刻意回避的真实。《苏州河》里，他拍下了肮脏的苏州河水，穿过隧道找到了一个充满民工的上海，最终碰到了一个微笑的民工子弟小姑娘；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发现了一个灰暗的南京城，阴郁忧伤的调子里，藏着几个人的；到了《浮城谜事》的武汉，一个疲惫年代的出轨、背叛、争斗与破坏被他在银幕上慢慢放大。

他沉迷于对这种真实的描绘，拒绝妥协，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回复：“按自己的意愿拍电影，我认为这要求不是特别高吧？”

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娄烨拍的第一个短片作业叫《控制》，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还当着全班的面放映讨论，他和老师吵了一架。“老师觉得你得说点什么事儿啊，我说，电影语言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法儿说事儿。”

娄烨的同学是王小帅、张元、路学长、唐大年等人，所谓的“第六代”正由那里缘起。那时候他们做作业就是，布置10分钟的短片，但什么都不管，也不给钱，就提供一点设备。“这么四年出了学校，我们发现一切都好办，没钱找钱，没场景谈场景，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自由的状态。”他回忆道。

娄烨的电影里充满了大量的诗意的、带有哲学性质的旁白，遍布着支离破碎的事件和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叙事视点，他影片里的主角总是散发着强烈的以“我”为中心的情绪。无论多么简凡的故事，在他的控制下，都具有了独特的魅力。秦昊说：“每个演员到娄烨的剧组，就是要被折磨的，但每个演员都会希望跟他合作，他能找出你最好的状态。”

除了对演员的要求，娄烨纪录片式的拍摄方法，让“各种方案在现场充满多种可能性”，只不过在后期的剪辑上要花费大量时间，《颐和园》最初的版本是7个多小时，后来才剪到4个多小时。对于娄烨来说，“影片已经在素材里面，只是要找到它，就能找到这部电影”。

在公众面前，娄烨永远是穿黑色或者灰色衬衫，到了夏天天热的时候，就变成短袖，还是黑裤子，黑鞋，总是单一的色调。但他的影片却给人一种迷幻感，在感性与遐想中夹着现实的残忍与无力。当问到娄烨是不是也是一个性格软弱沉溺想象的人时，遭到了刘烨的反驳，“我不赞同这种说法，他为人很深沉，想法总在他的脑子里，假如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俗”。

拍过《紫蝴蝶》的刘烨连续3次强调娄烨的不俗，他惯于将世俗世界抛在脑后，不接受任何来自商业和政治力量的压力，甚至不接受对自己的重复，“他是一个绝对不重复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导演，他的每一部影片都不会有从前的影子”。

为了保护自己创作不涉，娄烨有一段时间只利用那些不要求有票房回报的境外基金拍摄电影，他希望更自由地表达自己。

这种自由在欧洲拍摄《花》时真正出现过。在那里，娄烨发现了令他向往的电影风尚。

“决定拍就拍了，临时改就改了，所有障碍是创作本身的技术，创作回归到最本真，充满了乐趣。有时特别难受，但有时又有高兴的感觉，因为在国外拍戏的话都不用考虑市场和尺度的问题，就特别想跟别的导演说：‘这就叫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娄烨说道，“我觉得这是每个电影人都应该享受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