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远 中国当代艺术只有“价格”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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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远*1958年在天津出生， 1989年留学澳大利亚，1996年入籍澳大利亚。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悉尼。其作品相继被英国大英博物馆、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昆士兰当代艺术馆、韩国现代画廊、澳洲白金投资公司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德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台湾私人收藏。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它所处时代的孩子，在很多情况下，它也是我们情绪的母亲。如果要努力复兴过去时代的艺术，其结果只能制造出难产的艺术。

目前学术上公认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正式开端是1985年，俗称“85新潮”。现在知名的天价艺术家如蔡国强、徐冰等人，都是在“85新潮”后纷纷出国，艺术家王智远也是其中之一。在澳大利亚奋斗了十几年后，功成名就的王智远回到北京，娶妻生子，达到了既能够专心自己的艺术创作、又能让一家老小滋润生活的理想状态。

王智远回国后的三四年里，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价格疯狂飙升的时间，于是经常有朋友询问这样的问题：“我应该买哪个人的作品？他们会升值么？”

王智远总会反问朋友们三个问题：“你准备投入的是闲钱么？你家里有没有展示那些作品的空间？你是否真的喜欢它们？”结果直到今天，他周围的朋友还没有一个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要求。

其实，那些只是艺术品收藏最基本的条件，但很多人达不到要求，说明本身并不具备艺术投资的实力。“但他们却因为看到拍卖价格的逐年攀升、暴涨，就一头扎了进去，如今被高位套牢，也就在所难免了，一点都不奇怪”，王智远告诉我们，西方成熟的艺术收藏、投资市场，正是从他刚才问出的三个问题上起步的，经过上百年的历程，一点一点走到今天。

十几年长期生活、工作在澳大利亚，王智远对于西方主流收藏市场很是熟悉，他说，在西方收藏中始终存在两个基本互不干扰的市场：一个是古典油画领域；另一个就是强调观念的当代艺术市场。古典艺术市场一直处在比较稳定的运行区间内，而在最近十几年内，当代艺术市场出现了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比如两个月前，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天，伦敦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一个专场拍卖会的成交额就达到13亿元人民币，叫人匪夷所思。

中国的艺术市场同样如此，当代艺术部分在中国传统书画、古董等经典部分稳定市场行情的映衬下，近三四年内价格大幅飙升，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这样的走势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王智远的另一个身份是艺术投资顾问，他正在帮助澳大利亚一个名为“白兔收藏”的艺术基金收藏中国本土艺术作品。在北京著名的温榆河别墅区，王智远租了一所宽敞的四合院作为工作室，在那里，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风尚周报》：您帮助“白兔收藏”选择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呢？

王智远：全部是2000年后创作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因为我认为在2000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边缘地位彻底得到扭转，创作思维上也与西方主流艺术圈接轨，具体体现在“70、80后”艺术家的创作上，他们中间有非常好的作品出现。

我们的下一辈“70后”和“80后”，因为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就没有这么多的社会沉重感，他们大多受电脑或者媒体的影响比较多，很多艺术家用一些新材料、新媒体来表达他们自己理解的世界，用的材料非常新颖，我很欣赏。他们完全打破材料和媒体的限制，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直指问题所在――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这些作品我都很喜欢。

《风尚周报》：您认为目前什么样的当代艺术作品日后有升值的可能？

王智远：首先应该是能在专业艺术圈的领域内受到肯定的，或者是被真正的批评家认可的作品。其实，从中国当代艺术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的内在价值标准和市场价格体系都是按西方的标准建立的。我们国内至今还没有针对当代艺术的官方的价值判断标准，市场和学术体系中的批评、展览等环节也都没有相应的标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收藏，投资者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就过于巨大了。

《风尚周报》：您认为目前国内的画廊、拍卖市场的现状是什么？

王智远：当下国内没有“批评”，只有拍卖价格一项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指标。而且，目前拍卖场上的当代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在10年前被定性了的，其升值的空间几乎已经没有了。更为严重的是，如今的拍卖和画廊市场很多都在误导买家和年轻的艺术创作者。

《风尚周报》：怎么误导？

王智远：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大脸”、“光头”图像，它们其实反映的是十几年前那个特定时代的面貌和思想，在当时很具有先锋意义，学术上也值得肯定，如今被拍出天价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看到市场中的商业利益，依然模仿这些图像，还要复制出类似的作品；而我们的收藏家也不加辨认地买进，那就很危险了。

《风尚周报》：那您认为最稳妥的收藏方式或者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智远：说到大体的收藏哲学，我认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它所处时代的孩子，在很多情况下，它也是我们情绪的母亲。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文化催生属于自己的艺术，而这样的艺术永远都不可能复制。如果要努力复兴过去时代的艺术，其结果只能制造出难产的艺术。

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艺术也会随之改变。那些敏感的年轻艺术家会率先找到和使用具有国际通行、易懂的语言或者媒介，创作出充满独特个性的作品，这其实也是我们面对当代艺术作品时，首先应该研究的“基本面”。我很欣赏2002年圣保罗双年展的策展人阿方索・霍格曾经说过的话：“比起总是紧随艺术史之后，我宁愿选择来预测它。”这番话也许最完美地抓住了收藏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