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原色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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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潮流的时代下，民族文学研究成为探究民族文化神秘之窗的捷径。宁夏回族作家马金莲在西海固土地上构建起具有民族特质的乡土乐园世界，探究出最苦西海固却拥有极高的幸福度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文化内涵。作者通过个体生命的饥饿体验，挖掘民间理想；在城乡二元文化中，寻找灵魂家园；以及通过边缘者视角，发掘人物超越话语的神性。

关键词：民族文化；乡土；城乡对立；边缘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57-03

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单元体若想持久生存，都需建立一种稳态性的文化机制，以期获得其群体认同。而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得以繁衍不息的根本，通过民族、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凝聚着本民族人民的心理认同感，建立了一种隐形的文化壁垒。因此在当下民族文化研究潮流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达”[1]的民族文学成为打开民族文化神秘之窗的重要形式，各民族文学创作者们纷纷将自己的审美体验融于艺术想象中，共同探视群体隐含的共存文化，使得民族文学创作出现百家齐放的繁荣景象。

而自然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基础，“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2]，因此民族文学作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约而同的以地域环境为基点，研究不同地域上所呈现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80”后女作家马金莲是宁夏回族文学创作者中的突出代表，她将作品立足宁夏西海固乡土，在文本叙事中作者拒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进入，将乡土的一切置于地域和宗教文化的体系中去思考与表现，呈现出西海固的地方特色及回族文化特征并折射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前后的中国西部农村现实和农民处境。但在她质朴的文风下，将最苦西海固通过默默温情展现出人在严酷自然环境面前的绝望无助，但人与人之间却能守望相助，给予读者的不仅是感伤的情绪，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熏陶和情感取向的认同，为读者揭示出生命的活感性和文化的诗意性。并且文本中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其笔下的艺术形象即使生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依然拥有着很高的幸福度，人们将生存的突破寄予在真主“可能虚幻的永恒中”，现实的一切都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和奖励，因此这里的人民怀着向善的心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挖掘出了回族文化背景下回族人生存状态、心灵归依和精神境遇，建构了其创作的文学深度和人文关怀。

一、诗意的乡土

马金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她在叙事中借助个体生命的生存进入到民间文化生态与世俗生存的本真境况，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寻找最为本源的生命情态和存在本相，以对本民族生存的探索获得更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支撑，述说着田园劳作、土地生存的悲悯。从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对乡土风情的醉心描绘和对乡村百姓的诗意刻画，可以见其对乡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即使在如此贫瘠之地苦苦挣扎，马金莲对乡土生活的理解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在小说《永远的农事》中虽然开篇“人活着，屎难吃，苦难下”，为读者营造出农田劳作的艰辛，但是“土地已经在春风的日夜吹拂下苏醒过来”[3]，却通过开春土地上可喜的景象，为我们营造出质朴轻松的艺术想象。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我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叫做庄稼的东西有关……一年四季，从开春到入冬，上至快入土，下到刚刚懂事的娃娃，我们全都把精力心思花在庄稼上。”[4]即使再苦再累“日子还得过，好歹都得往下过”[5]，在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社会，人们从生至死都在土里刨食，为生存奋斗，但是他们依旧虔诚的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的流着劳动的汗水，真主就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即使没有获得回报那也只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信仰，是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最朴素也是最至理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融注着作者的民间理想，而“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冲动。”[6]这里依然在困顿中挣扎的最淳朴、最勤劳的乡民有着远离城市喧嚣的平实和拙朴的人生观念，通过他们的生存哲学触及到了民族结构的心理深层，是特定地域民族文化的审美镜像，体现了马金莲炙热的乡土情结和人文关怀。

她的小说致力于描写她生活区域的穷山恶水的民间，记载了在饥饿状况下，人的种种窘迫。但马金莲的乡土世界与余华等人借饥饿的乡村暴露人在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罪恶不断、人性扭曲不同，她笔下的西海固人民活出了虽苦犹甜的坚韧，深刻体现和保存了西海固文化的精神特征和风貌。《长河》里的西海固到处是“金黄的色彩”，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作者的用意并不是想勾画出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是借此来反衬生存的艰苦和表现乡民在将面对苦难时秉承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映衬出的内心的强大力量；《糜子》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碎了赛麦一家生存的希望。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击垮人们的精神支柱，即使一年四季不能闲的农人们，“在严冬里，焐在土炕上歇息真的是一件最舒服最最幸福的事”[7]，即使“几十亩地里的收成加起来才半口袋”[8]，父亲也不允许母亲长吁短叹，依旧坚韧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饥饿如影随形，在特殊年月中大人不得不偷吃拌着尿液的种子以缓解饥饿，孩子不得不减少活动以延长生命的长度，正如林语堂所说：“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9]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到处充斥着饥饿，而饥饿不是怨天尤人的悲悯，而是生存的一种常态，将苦难回归到大地本身，获得一种来自精神信仰上的大乐。而作者对饥饿忍受的描写，就是对底层生命韧性的肯定，是对民间生存价值取向的流露和体现。马金莲的小说中借助乡土生活的饥饿背景寻觅诗意的家园，构建西海固地区的乐园图式，将现实贫困诗化为身心的净化与自然健康的人性状态，蕴含着作家对西海固乡土生命的讴歌与赞扬和对的秉持。

二、城乡的二元对立

“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不仅是人类审美的对象，更是传达着人类精神思想与政治意识的场域。厚重的文化和共同的使得西海固形成了共同的保守、静态的文化性格，对城市文明形成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乡土文明依旧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步被蚕食。《舍舍》中保守的乡民为了生计涌向大城市，在城市文化熏陶下逐渐丢弃了传统回民的特殊装饰，烫了头发，化了妆，摘了头巾和盖头融入都市文化中，而乡村小媳妇舍舍虽“见了世面”，却依然坚守回民传统，成为“这方圆，年轻一茬里，她是唯一戴着盖头的小媳妇儿……坚守住了一份教门上的传统的东西”[10]。在社会风气迅速变化的当下，马金莲看到了回民们观念的转变，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强大，但作者借助典型形象在向读者传达事实的同时，也用文中主人公的操行表达了自身对城市文化的抵制，渴求坚守住回回穆民的操行。但是作者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来审视乡村传统，去批判乡土的落后与愚昧，而是立足宗教文化的体系来审视从乡村走出去的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乡村“人”的个体生命单位，体现对他们的宗教关怀，以期在世俗世界中营造一个守护他们灵魂纯净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纯真的救赎，这也成为其作品的价值归宿。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逐渐忘记了他们曾经的信仰，同时也把都市文明的习气带回到他们曾生活的土地上，使得至上的文化体系受到了现实的严重冲击。而由传统道德支撑的精神支柱在城市的浮华下，侵蚀了他们的身心，偌大的城市隐藏着诱惑与罪恶，不再有乡村的恒定与善良。人们因为日子紧困而出外打工挣钱，但年轻人被“外面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能挣来养家糊口的钞票”[11]诱惑着，而老一代坚守的庄风不再被年轻人遵行，麻将、牌九也进入了这个封闭淳朴的山沟沟。甚至出外打工的小媳妇们被都市繁华迷失双眼，为了金钱沦为，更是严重冲击了乡村固守的伦理道德。《少年》中的哈三、哈赛和着众多从家乡走出来的少年成为工业体制下最廉价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忍受着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煎熬，还要被层层剥削，这时的他们无比怀念那个黄土地上的矮房，那是他们生存的根和灵魂栖息的港湾。在马金莲笔下的他们，从乡村走进城市，流转于城市底层，他们没有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从事着最辛苦最廉价的工作，他们有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耐艰苦的工作环境；有的渴望融入城市却学了皮毛，成为城市与乡村的边缘者；有的被金钱迷失双眼，成为被城市和乡村都排斥的道德堕落者；而有的在无法获得公平的社会资源与人格尊严时，重回到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上。马金莲在文本中通过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尽力描摹出他们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本真，以返现现代文明对社会存在的假丑恶和不平等对人尊严的践踏和对身体的摧残。同时透过这些平淡的现实文本，从这群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遭遇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作者对于他们遭受不平等社会待遇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的异化生灵们谴责而又同情的悲悯，而故乡的温情是他们肉体得到拯救，灵魂得到净化的最终归宿，以期实现唤醒祖祖辈辈都在坚守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准则，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坚守和对其内含的普适性价值观的传播。

三、边缘者视角

受传统社会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西海固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儿童和女性往往是被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边缘化的群体。而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却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注，她直接采用儿童或女性视角作为叙述者，以一种类似于局外人的身份洞察周边的一切事物，关照着这片土地上最为原声态和最为纯洁的一面。

在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孩童视角并不少见，孩童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也是一种叙述心理和认知方式。孩童缺少社会认知，对事物的攫取不会带入太多社会偏见，因此他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更为纯粹，不经意间就能揭示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立足孩童的视角，以孩童的懵懂拒绝对人物进行道德善恶的评判，让人物在相对自然的生存空间中充分展示自己，使生命得到完美再现。在马金莲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孩童视角着重挖掘西海固人民平凡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同时将和生存哲学蕴藏在童言童行的表现中，还原民间生存经验，张扬生命意识，因此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出对人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12]小说《长河》中儿童将村民们的无常视为自己的节日，因为送埋体可以得到两毛或五毛的“海底耶”，还“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他们单纯无邪的眼中真实地再现了大人的悲痛和凄然，展现了面对死亡时人们真挚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纯洁。《父亲的雪》中我因气母亲改嫁，坚决不喊新爸爸，而新爸爸却因大雪天护送“我”回家落下病根而死，真切的反映了一个孩子深深的忏悔和对深沉父爱的理解。《巨鸟》中的“我”被安排守家的任务，却失职的让喜鹊咬死了二十一只鸡娃娃，“由于这沉重的教训，我忽然长大了，成熟了……我的肩上也该担一份生活的担子，认真往下抗。”[13]从一个稚嫩儿童的顿悟，让读者真真切切了解到这里生存的压力，连一个爱玩的孩子都知道承担生活的压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金莲笔下的童年生活都是在困苦的环境下，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一部分家庭责任的成长过程，更加真切的反映西海固地区凄厉的生存环境并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关切和同情。

同时，马金莲的小说给予了在男性文化中的另一边缘者――女性以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生存困境之外附加的文化困境。她们是时代进程中的沉默者，但马金莲笔下的她们区别于启蒙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立场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需要被开化、被拯救的艺术形象。作者没有隐藏她们作为传统女性需要面对的不平、阴暗与屈辱，但是她更相信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她们具有的更宽厚、更仁慈的悲悯，折射出了在传统文化的压抑和的教化下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边缘文化心理。在《掌灯猴》中水嫩的小媳妇儿为了家庭，在针线的穿梭中变老变丑，却甘之如饴。《风痕》中的哑奶，不能说话整天傻呵呵的对待其周围的世界，丈夫好吃懒做且对其不忠，哑奶没有抱怨，依旧乐观的面对着残忍的世界。《长河》中操劳一生的母亲突然瘫痪在床，发现自己不能再为家庭付出，用拒绝吃药的方式希望真主能早日收走自己，不要拖累丈夫和家人。马金莲笔下的这群女子在面对苦难和精神压迫之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性，她们用良善、淳朴、坚韧和博大的母性融于她们的生命潜镜中，展示出了女性生命的原色魄力，其昭显的女性意识有着显著存在和积极力量，具有超越有限话语的神性。因此马金莲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是她对西海固大地上回族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命过程的关照，还是她对此所做的深沉思考，即女性悲剧命运不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来源于文化的制约，女性原罪感根源于浓郁的封建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

在马金莲的回族小说创作中，其立足宁夏西海固的土地上将本民族生存状态的书写作为主要关注点，为研究民族共存的集体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和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审美特性提供了研究渠道。同时她对笔下人物投入了极大的女性关怀意识，用其亲身经历的乡土体验、宗教视角和城乡对比，让读者不仅领略到西海固独特的地域图景，也让读者看到即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乡民为何有着如此高的幸福度的原因，使得焦躁的心灵得到宗教的的净化和救赎，具有审美通约性。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文学理论・代译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23.

〔3〕〔4〕〔7〕〔8〕〔13〕马金莲.父亲的雪[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87，110，1，111，213.

〔5〕〔10〕〔11〕马金莲.碎媳妇[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72，154，291.

〔6〕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1999（5）：2.

〔9〕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75.

〔12〕蒋述卓、李自红.新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J].文学评论，20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