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农业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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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征求对保监会上报的《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的意见，这意味着外界期盼已久的农业保险立法终于有了眉目。《意见稿》不乏亮点与特点，但也还存有令人疑惑和有待完善的地方。对此，本刊对修订评审《意见稿》的专家组成员黄英君教授进行了专访。
“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
《保险中介》：《意见稿》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相比，有什么区别？因为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意见稿》是如何与《保险法》做好衔接的？
黄英君：《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显然，其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而言，农业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保险，是指涵盖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农”保险。狭义的农业保险，则是指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即种养两业保险。《意见稿》的界定是在狭义农业保险的基础上进行的界定，相对而言更具体。当然，这自然就会使其经营范围缩小。
过去保险学界和业界一直呼吁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现在《意见稿》也将农业保险定位于“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这也是《意见稿》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的本质区别。
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更多是由于农业风险本身的特殊性所致。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农业风险的系统性使其具有广泛的伴生性、农业风险的区域性和季节性明显等，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这就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必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保险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基于此，现行《保险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为了与此相呼应，《意见稿》第一条和第三条进行了引入性规定。首先，《意见稿》第一条规定，“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护农业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这说明《意见稿》是遵循《保险法》等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的。其次，《意见稿》第三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农业保险事业。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该条则是对《保险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直接呼应。
《保险中介》：《意见稿》最大的突破点和亮点在哪些方面？对现实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黄英君：农业保险法律机制缺失是造成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立法诱因。由此可见，《意见稿》的重要意义。
为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季节性等特点，国家应通过专门立法对农业保险经营实施稳定的法律调整。现代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律看作是“游戏规则”，而只有先制定了“游戏规则”，才能（规范）开展“游戏比赛”。
《意见稿》考虑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总结了2004年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教训，较为全面地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详细的规制。其中，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制是最大突破。
《意见稿》的亮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意见稿》明确了立法目的，并对农业保险进行了界定。并从六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规定：农业保险的定位；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关于农业保险合同；农业保险的业务规则；基层涉农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关于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保险中介》：《意见稿》中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其意义何在？
黄英君：《意见稿》对于农业保险的定位――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而非学界呼声甚高的政策性保险。虽有待商榷，但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譬如财政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如此规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最起码对各级政府行为进行了规制，避免了农业保险的无序发展。因此，《意见稿》中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在目前情况下是有相对积极意义的，但从长期来看，我依然坚持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也正是由农业保险的本质属性――准公共物品属性所决定的。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
《保险中介》：根据《意见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其市场准入机制的标准是什么？
黄英君：其市场准入标准主要是考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和实力。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对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而言，要求也就较高。从承保和理赔两个方面来看，都需要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譬如，机构数量分布、承保能力、服务水平等。
此外，过去保监会一直提倡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还有不少非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形式（譬如，行业自保的渔业协会等）。基于此，《意见稿》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组织，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2年内，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可继续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这也由此规定，两年后“已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资格需要重新审核。
个人认为，这个“规定条件”应该综合考量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多元化存在的客观实际，监督、引导和规范其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多元化进程，不可仅仅保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搞“一刀切”。这不符合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实际运行情况，也违背了试点伊始的初衷。因此，个人建议，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市场准入机制的标准应该考虑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实际情况，不可偏废，坚持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形式，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保险中介》：虽然这么多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农险业务，但农业保险的96%还是主要由6家保险公司在经营，即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和2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
黄英君：这种现状的根源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1982年农业保险复业，中国人保是当时唯一的一家保险公司，承担了具有最初财政性质的农业保险业务。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前身）1986年7月成立，第二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成立。兵团保险成立初期一直以农业保险业务为主，且为一家区域性公司，主要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服务。2002年9月，兵团保险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并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相关分公司继承公司传统，依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直至今日。2004年起，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逐步推进，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陆续成立，并以区域性农业保险业务为主。
目前，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到上海，西达新疆，当地保监局大都将本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当成头等大事，中国保监会系统会同各级地方政府在全国积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此时，作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保险，保障品种已经从主要粮食作物扩展到奶牛、生猪、烟叶、果树、西瓜等多种牲畜和农作物。初步显现了保监会起初秉承“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理念的预期效果。
“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
《保险中介》：《意见稿》表明：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英君：从农业保险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绝对是一个长期利好的举措。承前所述，《意见稿》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而非“政策性保险”，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如此，作为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它仍然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产品，特别是多重风险或一切险保险产品，虽然也要通过交费获得保障，但并不完全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存在较多的“搭便车”现象，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效应十分明显。
首先，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功能，不乏公共品的特征，而且更多地倾向于公共物品特性。其次，农业保险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农民不购买保险就不可能获得发生灾害损失后的经济补偿。而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这又说明，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最终的受益者是保险标的的最终消费者。其正的外部性体现在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方面，是农业保险需求不足、供给有限的直接原因。故而，笔者曾经多次论证，仍将农业保险的属性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并应给予足够的财政税收支持，且可以采取多种供给形式。
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可以引导更多农户参与投保农业保险。甚至可以进一步引导农户投保，规定农户只有投保了相关险种，才可以获得相关信贷支持。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农业保险实践比较常用的做法，使得自愿性农业保险演变成为“变相”的强制性保险，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业风险具有较强的可保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条例》有望出台且有待完善”
《保险中介》：《意见稿》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可预测性的困难？该如何解决？
黄英君：《意见稿》初步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涉及很多制度要素。譬如，风险分散决策、特殊经营规则、财政支持模式、部委协调机制、监管体制、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等，这些都属于农业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但更多是一些原则性设计，有些内容还不够细化。这也就可能给以后的执行带来一些困难。当然，我们也很有必要对这些可预期的困难提出相关的解决方向和方法。
首先，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有效运行机制。立法的有效性有赖于由该法确定的利益诱导机制，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决不能照搬国外模式或其他地区模式。因此，很有必要基于农业保险运行机理，构建包含农业保险发展的风险管理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府诱导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再保险机制等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其次，部委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问题。尽管《意见稿》中，关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的规制是很大突破，而且也明确了中央（部委）及地方相关部门职责。但农业保险经营运作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一个部门推进不力，极易可能导致运行不良，甚至满盘皆输。这也是《农业保险条例》能否真正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所在。
第三，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定模糊。应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界定农业保险的业务范围、操作办法、机构建制、资金投入、保障水平和管理规则等与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相关的事宜，并辅之以必要的实施细则。
第四，农业保险业务的独立核算和税收优惠问题。我国的农业保险要想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应将农业险保费独立核算，国家不但对农业险免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还应给予适当的财力支持和政策扶持，即首先应在核算体制上理顺。
最后，关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一个制度体系；其次，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考虑路径依赖问题；最后，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关注制度创新的原则。因此，对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可以分而论之。
《保险中介》：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去解决？
黄英君：我国农业保险试点难以获得政府可持续的支持，是目前农业保险发展始终受限的最大瓶颈。而这个瓶颈的根源就在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缺失。
《农业保险条例》不出意外将会很快出台，在此既定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期瓶颈初见端倪。而农业保险短期内的优化方案只有在现行背景下，解决农业保险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政府层面，必须对各级政府行为进行规制，实行问责机制，倒逼基层财政补贴的跟进；保险公司层面，应多开发适宜不同地区的创新型险种，为农户提供具有潜在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这应成为一种责任。同时，要做好理赔服务工作；投保农户层面，在自身意识的约束和收入水平限制逐步改变的情况下，在补贴支持的前提下提升保险意识，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应加强合作，宣导保险知识和理念，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如信贷优惠等），引导农户投保，扩大农业保险的广覆盖面。
《保险中介》：《意见稿》中还有哪些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
黄英君：前面大致提及了《意见稿》中一些有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譬如，农业保险合同的细则、财政补贴模式、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以及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等内容，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意见稿》不应在很多方面仅仅对农业保险进行一些原则性规定的制度安排，还应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能够细化的就尽可能细化，尽可能避免“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情形。如果从改革开放后复业（即1982年）算来，大家期盼了30年的农业保险立法终于有了眉目，如果再进行“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不知又要等多少年。农业发展需要农业保险支持，农户也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这种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等不及，也等不起。
最后，在既定框架的前提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财政补贴模式问题。对于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涉及“如何补？补给谁？补多少？”等实施细节以及营业税、所得税等减免问题，需要尽快出台配套措施，以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人物简介
黄英君，经济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RCISS）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重庆市保险学会常务理事。
链接
《农业保险条例》落地路途
1997年国内曾就启动农险展开立法调研工作，监管部门已就《农业保险条例》召开过多次立法研讨会。
1982年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但由于赔付过高，规模一直呈萎缩状态。
2004年，新一轮保险试点逐步推进。
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予以21.5亿元补贴预算，在全国6省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揭开了中央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序幕。
2007年，国务院要求保监会组织立法调研。
2008年，经多方考察、调研和征求专家意见，保监会与农业部、财政部共同起草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草案）》，18易其稿之后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向人民银行、农业部、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征求意见。
2011年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条例》逐条进行了评审。
2012年1月8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动出台《农业保险条例》，从立法层面建立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2012年5月4日，《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正式的《农业保险条例》有望不久出台
国外农业保险制度常见模式
（一）政府主导模式
代表国家：美国、加拿大。1980年后，瑞典、智利、墨西哥等国也多采用这种模式。
主要特点：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主导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有健全完善的农作物保险法律体系；政府补贴较高，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强制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二）民营保险相互会社模式
代表国家：日本
主要特点：政策性强，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畜种实行法定保险；经营组织具有互和民间色彩；中央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对保费和管理费进行补贴。在农业保险体系设置上，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村民共济制度，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三）政府垄断模式
代表国家：前苏联和原东欧部分国家。
主要特点：以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总局)采用对全国农业保险实行垄断经营、强制保险，政府成立相关基金帮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的高风险，并补贴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等措施。
（编者注：目前，这种模式因前苏联解体，已经近乎消失，但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政策优惠模式
代表国家：西欧国家主要包括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
主要特点：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投保为自愿行为，国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
（五）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代表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
主要特点：一是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二是承保以本国主要农作物为主，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三是农业保险具有强制性。政府负责保费补贴和保险公司的业务费用补贴，政府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资金进行支持，将保险与金融机构贷款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