孱弱的希望,如何抵御深邃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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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奥尼尔作品《安娜.克里斯蒂》与曹禺作品《日出》为例，解析其核心人物安娜与陈白露身上所蕴含的浓郁悲剧意识，以及其作品对女性悲剧命运跨越时代与社会的层面的深沉思考。

关键词：安娜；陈白露；悲剧；女性命运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75-01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尤金.奥尼尔：“奥尼尔之于美国，恰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易卜生之于挪威，契诃夫之于俄国，布莱希特之于德国一样。”那么，在戏剧史上，曹禺之于中国，也正如奥尼尔之于美国一般。他们同是本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更是同样具有浓厚悲剧意识的严肃戏剧艺术家。在奥尼尔与曹禺的早期创作中，他们分别写出了《安娜.克里斯蒂》和《日出》这样的经典悲剧。

安娜与陈白露，两个原本质地淳朴的女子，都为了挣脱不幸的命运枷锁、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而坠入风尘，从而落入更加不幸的命运圈套之中。安娜被一生未曾离开大海的水手父亲遗弃于亲戚的农庄里，受到表兄的欺凌，后来又在短暂的保姆生涯里遭到欺负，终于选择了妓院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而知识女性陈白露，在短暂的恋爱和闯荡社会之后，也迈入了城市交际花的行列。剧情的结尾，奥尼尔安排安娜嫁给了迷恋她的水手马特。曹禺却让陈白露，放弃了前来寻找她的方达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说后者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凉结局，前者就是一种喜悦的收场，显然是荒谬的。没有一个观众或读者，在马特与安娜重修旧好决定结婚的时刻，会感到心情放松开怀一笑，反而会被沉重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而恐怕也没有一个观众或读者，会在陈白露推开窗子说出“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而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时候，于心酸凄凉的同时，不感到一丝隐隐的解脱和轻快。

奥尼尔曾经说过：“我生来对悲剧有一种狂喜感。人的悲剧也许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我所追求的是让观众怀着一种狂喜的心情离开剧场，这种心情来自舞台上有人在面对生活，在永远不利的处境中奋斗，没有取得胜利，相反，也许必然要被战胜。个人的生活正是因为这种斗争才变得有意义。”我们可以从奥尼尔的这段话中，一目了然地读出他对安娜.克里斯蒂命运的阐释。那就是安娜不可能获得那种包括她本人在内一切人都不会相信的，幸福生活。然而，正如奥尼尔所讲，他安排他的主人公在永远不利的处境中，没有胜利地奋斗下去，这种斗争让主人公的生活变得有所意义。

再来看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我们看见，有两个陈白露。一个是方达生希望找到，陈白露自己也许怀念却不再希望找到的陈竹筠。一个就是风尘里打滚数年，对自己的生活既厌恶又依赖、方达生不再认得的陈白露。可以说，方达生是联系前后两个白露的纽带，也是割断两个白露的断点。没有他，我们也许不能够顺其自然地找到陈白露的前身后身。而他也始终，站在跨不到后一个陈白露的地方。方达生眼里的陈白露，与马特眼里的安娜，此时此刻在本质上并无甚差异。他们或者还迷惑于虚妄的洁净，或者，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既定的事实。唯一不能够接受与了解的，却恰恰是已经形成了目前复杂状态的安娜或者陈白露本人。

曹禺在《日出》的跋中谈到：“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中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的健全的女性。这一男一女，一个傻气，一个聪明，都是所谓的‘有心人’。他们都痛心疾首地厌恶那腐恶的环境，都想有所反抗。然而白露气馁了，她是一个久经风尘的女人，断然地跟着黑夜走了。方达生，那么一个永在‘心里头’活的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整日的思索斟酌，长吁短叹，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事情！我记得他说要‘感化’白露，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他要做点事业，要改造世界，独力把太阳唤出来，难道我们就轻易相信这个呆子么？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从曹禺的这段话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个方达生的能耐有多大，其实也看见了一个马特的能耐有多大。他们根本没有拯救安娜们陈白露们的力量，无怪乎曹禺把“感化”二字加上引号，因为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感化”一词何其轻薄！

堕落才需要感化，错误才需要修改。而发生在陈白露和安娜身上的命运，是一个既定事实，远非改变或者感化其人，就能有所帮助。她们需要的是已然套上枷锁罩上阴影的心灵，真正能够得到救赎。可是救赎的路在何方？剧情里，一条通向了马特或方达生，一条则通向了陈白露的“睡去”，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死路一条。那么难道曹禺或者奥尼尔，真看不到一条属于她们的生路吗？曹禺本人在《日出》的跋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明显地走到面前。我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脱了稿，我独自冷静地读了几遍，我的心又在追问着我：‘哪里是太阳呢？’我的脸热辣辣的，我觉出它在嘲笑我，并且责难我说谎话，用动听的名词来欺骗人，但是我怎样辩白我自己呢？这是一顿不由分解，按下就打的闷棍。我心里有苦，口里不能喊冤。”这一段饱含辛酸之情的自白，可以说是曹禺对陈白露命运的一个很好注脚。他与陈白露一样，在绝望中保留了充满憧憬的光明的希望，却不能相信这希望属于业已走上绝望之途的陈白露的人生。

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在翻新，时光在向前，而恒久不变代代重演的，是充满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命运两难。而女性，又往往对这种生命根深蒂固的悲剧性有着深度的敏感，因为她们承受了太多来自社会与时代不公正的安排。曹禺与奥尼尔，正是出自对这一切清醒的认识和同情，才创造出了陈白露和安娜这样的人物。

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也许更精妙地阐述了悲剧意识在戏剧中的效果，他说：“总的来说，戏剧――作为反映人类生存的一面最完美的镜子――根据其对人类生存的认识，因而在其目的、意图方面，可被分为三个等级。在第一级，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级，戏剧只停留在纯粹有趣的层面；剧中人物在追逐与我们相似的目标的过程中，唤起了我们的同情。情节通过剧中人耍弄的诡计、他们的性格和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而铺展开来；插科打诨和妙语警句则是这一类戏剧的调料。第二等级的戏剧变得令人伤感了；它们激起我们对主人公，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剧情变得哀伤，感人；但到结尾时，它们会让观众回复平静、得到满足。最高一级和难度最大的戏剧则旨在营造出一种悲剧意味：生存中深重的苦痛和磨难展现在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们被深深地震动了；我们的内心受到了鼓舞，求生意欲转过头来拒绝了生命――这是悲剧中回荡的一种直接的或者背景的和音。”

《日出》和《安娜.克里斯蒂》显然都属于叔本华划分中最高一级的戏剧。在陈白露，她选择了也许为时尚早的死亡，正如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欲转过头来拒绝了生命”。在安娜，结局虽然是她和马特结为夫妇，却丝毫没有那种平静和满足的氛围，相反，痛苦的情绪没有被短暂的欢喜所淹没，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不和谐令每个生命深深担忧。抗拒大海的克里斯蒂最终回归了大海，抗拒肮脏的马特最终接受了他认为的肮脏，抗拒虚伪的安娜最终接受了虚伪的起誓。他们被命运深重的磨难、心灵无限的折磨所击垮了，不知如何继续抗争，只好选择暂时的忍受。

所以，在抗拒命运而注定失败的这一悲剧性层面上，安娜即是陈白露，陈白露即是安娜。她们既超越了自己的国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与社会，更超越了时光。她们难以磨灭而走投无路的希望，她们一生抗拒而难逃其逐的绝望，她们破碎的信仰，苍白的坚持，都散发着迷人的悲剧美。曹禺无法给予陈白露一个光明的结局，奥尼尔也无法给安娜别的什么，因为唯其所展现出的这种难以更改的悲剧，才是人生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力量。正如奥尼尔本人所讲：“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371.

[2]韦启昌.叔本华思想随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

[3]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