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之轻”到“庆祝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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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德拉看来，极权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制造了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意义作为宗教博爱的替代物，使人们无条件信仰它，并且强迫人们舍弃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主张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去热爱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日常事物，以抵抗极权主义制造的意义世界

对昆德拉来说，与抒情态度相反的是怀疑主义。昆德拉将自己看作是欧洲理性主义的传人

经过十年沉寂，85岁的昆德拉再次推出新作《庆祝无意义》。小说译成中文只有3万多字，可说是这位世界著名作家对自己一生创作理念的总结。

昆德拉喜欢音乐，也喜欢创作诗歌。他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二战”中教他作曲的音乐家保尔・哈斯，后者最终死于纳粹集中营。昆德拉的诗歌颂了捷共政权，在技巧上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后来他对自己的诗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不愿再提到它们，因为他认为诗歌是抒情的，而他的创作理念却是反抒情的。

在1967年的作协大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率先发言，呼吁创作自由，认为捷克优秀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丧失了它的欧洲特征，变成枯燥无味的政治宣传品。接着，许多作家相继发言，抨击官方的文艺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些作家的发言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声，以致在前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第一个包围的国家机构就是捷克作协。

前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昆德拉被，失去了在大学的职位，他的作品也遭到禁止，只能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去做清洁工、夜间看门人等工作谋生。这期间，他与其他被禁作家如哈维尔等人发生了分歧，后者呼唤重建道德，以抵抗极权，这些作家后来形成了“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圈子，在东欧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昆德拉则基于怀疑主义，不赞同那种阵线分明的反抗，遂于1975年流亡法国。因此，尽管昆德拉在西方获得越来越大的名声，但大多数捷克人却不喜欢他，而晚年的昆德拉同样也只承认自己是位法国作家。

回到“生活世界”

昆德拉早期的小说，往往都是与政治的主题。在一个政治压迫成为常态的社会，个人没有自我，互相间缺乏信任，主人公对的追求只是为了确认自我的存在感，因而这种最终的结果都是虚假的、失败的，充满了反讽。这种主题既有现代性特色，又有捷克的政治语境，因而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昆德拉反感人们将他的作品看作政治小说，认为自己是从美学角度去思考存在，用他在《生活在别处》英文版序言中的话来说，他不是要描写一个时代，而是要借机探讨激情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

“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表达了人对生命意义的永恒追求，但是当昆德拉看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站出来公开支持斯大林的镇压时，诗歌、激情和崇高在他那里便开始成为怀疑的对象。在小说中，这种抒情态度使得年轻的主人公像现代许多诗人那样，对改变生活的革命充满幻想，用诗歌赞美新时代的到来。为了崇高的事业，他告发了无辜的女友，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态度。昆德拉将这种态度称为“刻奇”，即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刻奇的人总是追求崇高的人生意义，憎厌日常生活的平庸。小说由此思考了诗人群体在现代史上的作用和表现，通过穿插描写雪莱、兰波、莱蒙托夫、哈拉斯等人的故事或诗歌，从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对战斗的憧憬、对荣誉的渴望，无不体现出所有诗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性，那就是“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绝对思维。

这里，可以看出昆德拉的思考维度，即从现实扩展到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整个人类。确切地说，他的目的是要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透视人内心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所导致的悲剧。乌托邦理想曾经赋予几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意义，使他们把对绝对的激情奉献给伟大的历史进军，结果却造就一个“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

在昆德拉看来，极权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制造了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意义世界，作为宗教博爱的替代物，使人们无条件信仰它，并且强迫人们舍弃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主张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去热爱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日常事物，以抵抗极权主义制造的意义世界。

怀疑与反讽

对昆德拉来说，与抒情态度相反的是怀疑主义。昆德拉将自己看作是欧洲理性主义的传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健全和节制的心智，崇尚思想独立，奉行快乐即善的原则，什么都不可能确定，什么都值得怀疑。可以说，怀疑与反讽是昆德拉作品的主要特色，而怀疑与反讽的对象就是生命的意义。

在其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抒情与怀疑构成了重与轻的两个对子。特蕾莎和弗兰茨代表抒情，托马斯和萨比娜代表怀疑。在书中，昆德拉用了一个德语词来表示人类的抒情态度：刻奇。在昆德拉看来，刻奇意味着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要把生存中无意义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包括人的必死性。换言之，生命意义是一种重，意味着实在与责任，而无意义则是一种轻，意味着自由与虚无。

特蕾莎追求纯洁的爱情，喜欢抒情音乐，厌恶母亲的粗俗和丈夫托马斯的到处留情，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时，她勇敢地冲上街头抵抗，逃到国外后不久，她又因怀念受难的故土和反感托马斯的不忠而返回捷克。弗兰茨则是一位西方左翼学者，他家庭幸福而有正义感，厌倦大学执教生涯中毫无意义的论文，爱上萨比娜之后，他感到生活有了意义，他羡慕捷克知识分子的处境，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受难。最后他奔赴柬埔寨，去抗议越南的入侵，将此次旅行视作伟大的历史进军，结果被路边的地雷炸死。

小说中最有怀疑主义精神的是画家萨比娜，托马斯后来毕竟还对特蕾莎产生了真情，并跟她回到捷克，宁愿忍受警察的干扰和乡村的孤寂，最终死于车祸。萨比娜则是不可能重复生活的，她聪明、幽默和独立，憎恶一切抒情的态度，任何崇高的情感在她眼里都是可笑的，因而她的一生只能是不断地逃离他人，不断地流亡，最后一个人孤独地客死在陌生的美国人中间。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意义，这是大多数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尽管这个意义常常是模糊的，不常想起的。但对于萨比娜来说，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因而也不值得留念和牵挂，所以她活得很轻。但在临终时，她还是产生了些许感伤，这是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975年移居法国后，昆德拉一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尽管这是一个提倡个人自由的社会，他的怀疑主义却愈趋彻底，从前他反对那种虚假的意义说教，现在却坚信无意义才是世界的本质；从前他的批判是针对集体刻奇，现在却是针对个人刻奇。在他后来的小说中，他总是有意识地描写人的丑陋和做作，不断地嘲弄那些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嘲弄无性的爱情和受苦的价值。总之，嘲弄一切抒情的态度，因为任何抒情态度都是想给生活赋予一种意义。

《不朽》是昆德拉创作道路上的一条分界线，这部小说是他第一部用法文写的小说，内容也不再表现捷克人的生活，而是法国人的生活。小说的结构仍然采用了昆德拉所说音乐对位法，将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物在文本空间中并置起来，正如批评家里卡尔所说，它是“由功能各自独立的一些故事组成的，如果它们彼此交错，那只是出于偶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并进性，相互对应和平衡，“具有相同的意义”。

姐姐阿涅丝身上有着萨比娜的味道，她总是感到自己与人类毫无共同之处，对一切都很漠然，她的思考很多，却对感情持怀疑态度，即使时也想着动作的可笑。她的妹妹洛拉却是一位充满浪漫激情的女人，在事业和爱情上都有强烈追求。对于那些无意义的人与事，洛拉总是表示自己想要呕吐（这是不是在讽刺萨特的《呕吐》？）。她后来又拼命爱上姐夫保罗，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特点，都是那种“感情的人”，即把感情上升为人生价值或意义，希望借此超越个人存在。

保罗属于那种典型的西方左派，过着舒适的生活，却反对产生这种生活的社会制度。用小说里的话说，这些西方左派都是那种“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作为一位学者，保罗反感资本主义社会，渴望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崇尚进步，热爱正义，参加过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而这一切选择都是出于紧跟时代潮流。他需要感情的慰藉，阿涅丝对感情的漠然使他与洛拉之间玩起暧昧，并在妻子因车祸去世后很快与洛拉结婚。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为某种生命意义而活。

人们追求生命意义，是因为人们追求不朽。除了两姐妹的故事，小说还穿插描写了歌德与贝蒂娜的故事。贝蒂娜与歌德的罗曼史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身上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她不断地追求名人，给歌德写情书，但歌德这位理性主义者却知道，贝蒂娜不是在追求爱，而是在追求不朽。

对意义世界彻底怀疑

《庆祝无意义》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与昆德拉前面几部用法文写的小说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变化，但主题却更加显豁。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的小说可以称为是一种“主题小说”，他喜欢采用反讽的调子和音乐对位的结构，这都与他所要表现的作品主题有关。在这部新作中，昆德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存在的看法，即对意义世界的彻底怀疑。

小说同样没有遵循情节的一致性，而是由各自独立的一些小故事组成，并将它们放置在一个并置的空间中，看上去互不相关，但通过故事的变化和连续，最终指向一个主题，从偶合的各种情节中透露出某种普遍的东西，即生活中那些被人们视为有意义的事物，无论历史事件还是个人生活，无论苦难、斗争和人权，还是爱情或孩子的笑，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一切事物的意义都是我们所赋予的。

早晨，阿兰站在街头观察少女的肚脐，思考着女性诱惑的源泉；拉蒙放弃无聊的画展排队，去公园里散步；达德洛在医院得知自己没有患癌，他向偶遇的拉蒙撒谎说，自己患了绝症，这使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斯大林的幽默，赞扬加里宁的平庸。阿兰回忆起小时候，母亲盯着他的肚脐看。一位自杀的女人把救人者拖下水淹死，接着她爬上岸离开，既无愧疚，也没受到惩罚（昆德拉在此前小说中也都描写过这种无意义的谋杀）。

昆德拉曾从民族性的角度，认为苏联极权的产生是由于俄罗斯人将情感上升为价值或真理的缘故。这观点曾遭到诗人布罗茨基的反驳，认为导致苏联极权的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在这部新作中，昆德拉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将苏联极权制度看作是“纯粹的非理性”的产物。书中有一个情节，斯大林在与下属的谈话中，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但却肯定了叔本华的意志。“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背后，没有什么是客观的，没有物自体，为了使这个表象存在，使这个表象现实，必须有一个意志；一个巨大的意志，把它强加于人。”

世界既然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没有任何意义，快乐而有趣地活着便是本质。因此在书中，这些人物“他们个个都在寻找好心情”。最后一章，拉蒙与阿兰在公园相遇，他俩由肚脐的一致性谈到世界的一致性，谈到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意愿来到世上的。此时达德洛又出现了，拉蒙安慰患病的达德洛：“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

为了安慰患病的达德洛，拉蒙极力赞颂生存的无意义，鼓励达德洛“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也就是说，应当热爱那些无意义但却有趣的事物，“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但实际上，达德洛早已知道自己没病，因此他才有好心情装作正在和疾病斗争，以博取别人的同情和钦佩。拉蒙知道他是一位“计较伟大真理”的人，听了无意义之类的话肯定不会开心，于是又装作以为他和一位名女人是情人关系，这让达德洛重新愉快起来，尽管他从来没有碰过她，但此刻他的生命却因这个爱而获得了意义。

昆德拉在书中采用了他惯用的反讽手法，而反讽正是虚无主义者最锐利的武器。现代许多伟大作家其实都多少有着虚无主义的思想，在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中，我们便能看到这一点。所不同的是，在萨特、加缪和贝克特的作品中，即使表现出世界的虚无，仍然透出人物的挣扎和焦虑。昆德拉同样看到了世界的虚无，但却是要庆祝这无意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无意义的生命之轻还是难以承受的，而如今则是要开怀大笑了。正如拉蒙对朋友所说：“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

从“生命之轻”到“庆祝无意义”，晚年的昆德拉似已参透一切，成为一名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他从前的小说常常会写到死亡，这给人们一种怅惘的感觉，从而保持了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而在《庆祝无意义》中，却只有达德洛虚惊一场而无事的喜悦。昆德拉的意图很清楚，他想要揭示意义世界的虚假，赞颂自在的生活甚至低俗的快乐。对于读者，他也只是想让他们从自己的小说中得到快活。

但问题是，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是展示不确定性的智慧。可他自己却一头撞到悖论之墙上，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同样过于确定。他想要回答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当任何情感价值都被祛除干净，不再是小说的基本要素，那种小说所必需的故事情节也就只能完全放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议论。与昆德拉从前的小说比，这部小说既没有写到死亡，也没有更多的新奇思想。主题和人物都过于简单，这就是《庆祝无意义》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从小说的艺术到小说的危机，昆德拉的创作仍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看来小说不是一门可以用唯物主义观念来肯定存在本质的艺术。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