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大家利顿.斯特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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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一本题为《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作品就在沉寂许久的英国文坛引起轰动。该书以“发人深省的讽刺文体、栩栩如生的描写、别具一格的选材和侦探式的心理分析”永远地改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也永远地改变了传记文体。之后的20年间，欧美各国传记作家竞相效仿，传记的艺术化写作蔚然成风。这位英国传记史上里程碑式的大家就是时年38岁、名不见经传的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

斯特拉奇出生在伦敦市克拉彭区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工程师，长年在英属殖民地印度工作。母亲精通法语，热爱文学，写过多首抒情诗。斯特拉奇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年少时主要在家中接受教育，母亲对文学的痴迷深深影响了他。

1899年，斯特拉奇进入剑桥三一学院读书，开始诗歌创作。1902年，他发表诗作《伊利》，歌颂剑桥大学和毕业于剑桥的诗人，获剑桥大学校长奖。他的其它诗作收录在与剑桥同学的诗歌合集《欧佛洛绪涅》（1905）中。当时还是单身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该诗集评价不高，还专门发表评论讽刺说：“无疑，它是一本虎头蛇尾的书，它的作者们都不是真正的诗人。”

1903年，斯特拉奇开始做职业撰稿人，为《独立评论》《观察家》等报刊撰写大量书评和戏剧评论，被公认为剑桥才子。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书籍与人物》（1922）《微型肖像》（1931）《人物与评论》（1933）以及《观察家评论集》（1964）中。

斯特拉奇是较早评论中国古典诗的英国学者之一。1908年，他阅读了英国汉学家赫伯特•贾尔斯编译的中国古典诗集《中国文学选珍》（1884）。贾尔斯的翻译侧重于诗的神韵，通过词义与韵律的巧妙结合，将中国古典诗译成具有节奏和音韵之美的英诗。斯特拉奇高度评价贾尔斯的译文，认为诗集精湛优美，再现了中国古典诗沉郁与含蓄之美：“这些声音是低沉而奇妙的，其回荡犹如夏日的风，其细碎犹如鸟的鸣啭；人们听到这些声音，会陶醉，而当他们听不到这些声音时，他们也会陶醉。这些诗篇很完美，很简洁，读了使人想到希腊雕像的古典美。”斯特拉奇将中西抒情诗加以比较，认为欧洲诗人偏爱描写恋爱中的热情和激情，中国诗人则偏重对爱情的回忆，而不是对爱情未来的向往。在他看来，这本诗集传达了古老东方文明在历经纷乱和曲折后而达到的古朴与单纯，其中的诗篇就像瓷瓶中风干的玫瑰，仍带有已过去的夏日的芬芳，引领读者回到古老的花园，旧时的宫殿，在荒芜的林中彷徨。

斯特拉奇离开剑桥大学后，经常参加弗吉尼亚姐妹在布鲁姆斯伯里组织的精英聚会，成为该文化圈的核心成员。他博学、沉静，总能洞悉他人的内心世界。在集会上，他经常只需讲一句辛辣、简练的话，就让人们陷入不知所措的笑声之中，或令被愚弄的人气急败坏。渐渐地，他赢得了弗吉尼亚的喜爱。

20世纪初的英国依然沿袭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当时，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同情则更不为世俗和法律所认可。1909年，斯特拉奇深陷同情之中不能自拔，幻想借助婚姻摆脱困境。他向弗吉尼亚求婚，为弗吉尼亚所接受。但他无法真正接受弗吉尼亚的爱，两人很快就解除了婚约。后来，他在短篇小说《少女通信》（1912）中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观念。故事讲述上流社会的两个17岁少女以性为话题展开的书信交流。她们先对男女之间的生理、爱情以及如何生育后代等做了大量想象，接着又在生活中亲身进行实践。小说中穿插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流传的大量笑话，读来滑稽可笑。但斯特拉奇的目的并非仅为消遣娱乐，因为其中一些内容取自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文中有一段讲述两个男孩儿之间的恋情。在他们被长辈发现而遭到训斥时，作家援引古希腊盛行的男情为之辩解，强调这种爱情不会产生危害。可以说，斯特拉奇在探求性启蒙和性宽容上，已远远超出其所处时代。不过，该小说完成后，只在朋友间传阅，直到1969年才正式出版，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关注。

1912年，斯特拉奇出版《法国文学的里程碑》，得到评论界的赞赏。该书立意新颖，以公元11世纪以后在法国历史上发生的七大事件为纲，展现出法国文学900年的发展脉络。全书从始至终坚持述史和评论相结合的原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斯特拉奇在分析具体作家时，善于结合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作家做出详细考察和评论。在法国作家中，他十分推崇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认为拉辛的作品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风貌：“传统的贵族风尚已经消失，人们不再热衷于冒险、战争以及骑士精神，开始向往和平、文明的生活。社会中弥漫着现代气息，女性开始主宰时尚，客厅变为生活的中心。”他还把拉辛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认为拉辛在戏剧手法上更胜一筹，其创作风格对易卜生、高尔斯华绥等现代剧作家影响较大。

“一战”爆发后，英国加入欧洲战事，军队伤亡惨重。1916年，议会通过法案大量招募新兵。斯特拉奇反对战争沙文主义，拒绝应征入伍，因此受到特别法庭的审判。他自幼体质虚弱，征兵一事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时期，他远离混乱的时局，隐居在威尔特郡的一个村庄，潜心写作，历时4年写就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1918）。

战争结束后，英国满目疮痍。年轻一代无法正视残酷的现实，变得玩世不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展开猛烈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正好迎合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怀疑主义和反叛浪潮，畅销一时，短短两年之内再版9次。该书打破传统传记对传主歌功颂德的叙事模式，以简洁轻灵、亦庄亦谐的文笔勾勒出维多利亚时代4位名人的复杂性格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开创了传记文学新风。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曾这样评论道：“斯特拉奇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破坏者，一个打倒偶像的人，他总是用轻描淡写的冷嘲热讽吹散伟人头上的光轮，同时却又好像使读者跟他们握手言欢了。”

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前言中审视和批判英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实，阐述自己独特的传记观。他反对传统的流水账式长篇叙事模式以及对传主顶礼膜拜的做法，强调传记作家应肩负两大职责：一是避免繁杂，保持适当的简约；二是保持精神自由，客观公正地披露事实。下面这段文字显示出他独特的选材方法：

治史的首要条件便是有取有舍――有舍弃，方能进行精简与分类，去芜存菁，从而获得任何高超的技巧也无法达至的井然有序的完美。就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而言，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撰写并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即令勤奋如兰克者也会为之没顶，敏锐如吉本者恐将知难而退。历史的探索者要描述这样一个时代，进行中规中矩的正面叙述并非良策。聪明人不会硬碰硬，他会选择一种巧妙的迂回策略，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对自己的目标发起突袭，击其侧翼，或从后掩至；他会将探索之光出其不意地投射在那些未经察勘的幽微之处。泛舟于广阔的材料之海，他时而放下一只小桶，从深海里取出有代表性的样本，放到天光下进行详细的考察。

斯特拉奇主张，传记作家应广泛阅读传主的翔实资料，选出最能反映传主性格的材料，然后从中提炼出使人物栩栩如生的性格特征，再以此为标准从其生平中找出最能体现该特征的轶事，用艺术化手法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传主形象。

1921年，斯特拉奇的又一力作《维多利亚女王传》出版。该书一反《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对传主的冷嘲热讽，写作态度趋向严谨。全书共十章，第一章陈述女王的家世，第二至九章讲述女王一生中经历的主要事件，第十章对其一生进行总结和概括。斯特拉奇擅长虚构，经常在既有材料基础上进行发挥，用想象弥补缺乏实证造成的缺憾。他采用小说和情节剧等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维多利亚女王辉煌的政治生涯和丰富的感情生活，形象饱满而富有张力，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大众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看法。该书被公认为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奠定了斯特拉奇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8年，斯特拉奇出版最后一部传记《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该书讲述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之间的悲剧爱情，因材料缺乏，有明显的臆造痕迹。1931年，斯特拉奇罹患胃癌，次年去世。

关于斯特拉奇的一生，英国学者昆汀•贝尔这样评论道：“他从没有完全发现自己，从没有充分证明剑桥同期校友对他的希望是有道理的，从没有写出他们认为他有能力写的‘至高’之作。”这种评论也许缘于斯特拉奇没有在诗歌、小说等领域引领。不过，作为英国传记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作家，他所开启的传记新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传记艺术化已经深入人心，后世传记作家依然沿着他的足迹，进一步思索如何把握好传记与艺术及历史的关系。斯特拉奇的创作之路给人们的启示也许在于，传记作家既不能完全回退到历史的故纸堆中，也不能任由传记作家的身份为小说家所替代，只有择其两端取中，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