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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趣诗,顾名思义,就是要说理而有趣的诗。那么,何为理趣?前人并没有明确的解释。“理趣”一语,来源于佛典。较早拈出“理趣”一词论诗的似乎是南宋理学家包恢,他在《敝帚稿略》卷二《答鲁子华论诗》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他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葛晓音先生认为:“蕴涵在诗歌感性观照和形象描写之中的哲理,便可称之为理趣。”如果诗歌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意味,又兼备诗的艺术审美趣味,即为“理趣”。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宋代诗歌,理趣诗无疑属于宋代的“特产”,宋诗最能体现出宋代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力。由于“言志”、“兴观群怨”等传统诗教的深入人心,宋代文人非常看重诗歌的表现功能,这导致了宋人对诗歌创作的普遍热情,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数量和庞大的诗人群体是最好的说明。
就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技巧来看,宋诗也更多地带有理趣的因子。据沈括《梦溪续笔谈》记载,赵宋立国之初,太祖问宰相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可以说,这句话播下了宋代士人精神中理性意识的种子。以后,随着宋代文官政治的形成、士人政治意识的强化、尤其是理学和禅学的兴盛交融,宋代士人精神中的理性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宋代文人普遍表现出体物观物、细察物理的浓厚兴趣,这为理趣诗的兴盛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
宋以前的诗歌史上,文人们就有过把诗歌与哲理相结合的尝试。如,东晋的玄言诗。当直论玄理的玄言诗开始被人厌倦的时候,一些诗人就开始用写景的玄言诗来取代它了。不过晋宋以来,除陶渊明之外,诗歌尚不能达到浑然无迹地表现理趣的水平,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到宋代这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时代,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言理成了宋诗的一大特色。宋人甚至以不善言理作为攻击唐诗的理由:“唐人工于诗而陋于闻道”,“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因此,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论述比比可见。如,梅尧臣把“理短则诗不深”当做作诗的“五忌”之一,黄庭坚认为作诗为文“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宋代的两部大型诗话总集,都专门设有宋诗言理的条目,收录宋人关于诗言理的言论,足为宋诗重理之力证。
在这种诗学思想指导下,宋诗也就随之带上了浓厚的哲理意味。宋诗逐渐指归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哲理化和以禅入诗成为宋诗的两大特征,“理趣”作为诗歌一种重要表现内容出现了。有宋一代,文人在诗歌中表现理趣的风气贯串着宋诗史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