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赢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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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物业公司雇了些农民工给我们这座26层的公寓楼擦玻璃。我午觉醒来，发现卧房外大阳台的玻璃分外明亮，心情很舒畅。起来活动完身体，坐到电脑前浏览信息，再起来活动，已是夕阳西下。踱至客厅，忽然发现，那最大的一块窗玻璃，竟然只喷了清洗液，而并未擦拭。赶紧给物业打电话，回答是：擦玻璃的农民工已经撤离，正在结算工钱。

我赶到物业，办公室门外，盘放着粗韧的缆绳，还有简陋的吊凳。几个高矮不等的农民工，抽烟等候着。我进到办公室，正听见物业管理员跟小包工头说：“至少有两户投诉你们漏擦，现在天开始转黑，也没法子补擦了，你们又是明天返乡的车票，我只能扣你们的工钱……”那小包工头很高的个头，很瘦，尽管下巴上滋着胡须，面容看上去却还年轻，说什么也不愿意被扣工资，宣称：“我立个字据，过完春节回来，我一定来给补擦！”

我本是去兴师问罪的，见那情形，意识到即使是10块20块，对于他们农民工来说也非常宝贵，就去说：“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我们自己想办法从侧面窗户够出去，用特制的窗刷子去刷那面大玻璃的外面，也能解决问题。”那小包工头摇头：“别别别，那么高，你们太危险！我回来一定给补擦！”他果真立下个字据。他走了，物业管理员笑着把那字据递给我看：“其实没什么用。他们原是那边新楼盘的建筑工，现在开盘不见人气，二期工程恐怕上不了马，他们节后回来估计工地没活儿。这字据上虽然有他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租住房地址，到时候他不来补擦，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我拿眼一溜，只觉得那最后签署的名字很古怪，姓氏这里隐去，只说那名字：一赢。

春节期间虽有亲友来访，却无人注意到客厅那面最大的窗玻璃没擦，吃完元宵，我把这事也忘了。前天，我正在客厅沙发上翻书，忽然发现窗外先是有粗缆绳晃动，然后从上方移下一个吊凳，吊凳上正是一赢，他认真地擦拭着那块节前漏擦的窗玻璃，我走近窗前，他发现了我，咧嘴笑了。

干完活，我把他请进家来，费了老大的劲。给他倒热茶，他说习惯只喝白水，也不一定要热的。终于引得他跟我聊起来，他说他不是什么包工头，真正的包工头有的已经在北京买下楼房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一起干活的乡亲，在没有大活干的情况下，由他牵头，联系一些类似这种擦玻璃的小活路罢了。

我说现在北京光环路上就有多少大写字楼啊，哪座楼不需要定期擦玻璃啊。他没等我说完就摇头，告诉我，人家一般都会跟专门的保洁公司联系，而他们也试着去那种公司求职，人家说早满员了。

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个比较固定的工作，每月1000元就满足了，我说没那个能力。他现出失望的表情，但也还跟我继续往下聊。他说他1974年出生，家乡在南北方交界的山区，他家属于乡里最困难的，他生下来好多年都没有正式取名儿，家里大人就叫他娃来，他四岁就能背几十斤的山草，直到八岁还没去上学。他们那个小村归一个大村管，那八里以外的大村才有一所小学。他没上学，可是非常羡慕能上学的同辈。有回赶集，卖掉一大筐菜，在集上拣回一张报纸，回到家他就自己读，他先猜出了“一”，后来又猜出了“二”、“三”，可是找不到四根杠，那是他想象的“四”……终于有一天，大村的小学校长找到他家，跟他家大人说他必须接受义务教育，那校长其实也就是老师，那学校一共才五个老师，他们什么课都教。校长姓田，他去学校第一天，把那张旧报纸也带去了，得意地指点着跟田老师说，他认识“一”、“二”、“三”……田老师很高兴，跟他说：“我要教给你笔画更多的字！”当时就找出了“赢”字。就这样，他认识的第四个字并不是“四”而是“赢”。田校长知道他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就给他取名为“一赢”。但是他上完小学没有再上初中，初中要到20里以外的镇子去上。

他家的情况，还有村里的整个风气，使得他十几岁就外出打工，最近七年他都在北京，参加过奥运场馆的建设。他在离我们楼盘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石棉瓦的砖垒房，月租300元。媳妇在清洁队扫马路，孩子带到北京，在住地附近的小学借读。我感谢一赢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他笑：“我这算什么故事？”

一赢起身离开，我从明亮的阔窗往楼下望，他正蹬着平板三轮车离去。他与我的生活轨迹难以再次交叉，但我们却同在一个时代的故事中。

（张广强摘自《新民晚报》欣生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