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的消费增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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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哪些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保农户的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显著高于未参保农户;新农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因家庭特征不同而表现不同，如新农保对平均年龄60周岁以上的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对60周岁以下的家庭的影响，健康状况差的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消费效应要大于健康状况好的农户。新农保影响的主要是农村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对旅游、汽车消费等满足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消费支出影响不大。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家庭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116-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12
收稿日期：2014-07-17;修订日期：2014-12-07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长江城市群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体系研究”（skqy201419）。
作者简介：贺立龙，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姜召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The Effect on Consumption Enhancemen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ARLS
HE Lilong， JIANG Zhaohua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What effect does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NRSPI） system bring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Questionnaire database （CHARLS） showed that daily household spending of the insured farm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ninsured farmers; the impact of NRSPI on consumer expenditure differed due to different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farmer aged above 60 were more influenced than those aged under 60. The family in poorer health was more influenced. The NRSPI primarily influenced daily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farmers. The highgrad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n tourism， automobile， etc. were not much influenced.
Keywords：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family characteristic
一、引言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6亿，提升农民消费水平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农村家庭的巨大消费潜力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除了农民增收缓慢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养老顾虑，束缚了农民即期消费的积极性，他们对
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得其将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新农保的实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还承载着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任务。
在具体实施中，新农保产生了哪些政策效应？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的截面数据，探讨新农保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并将家庭特征纳入考虑的范围，以细分新农保的消费效应，寻求相应的政策启示。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实证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肖严华把影响扩大内需的因素归为三类，一是社会文化，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三是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1]。杨河清、陈汪茫运用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保投入对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乘数效应[2]。刘子兰、陈梦真总结关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文献成果发现，基于总量数据与家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大都得出了养老保险促进居民消费的结论[3]。刘远风选取了湖北省50个县域的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数据，构建倍差法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在控制GDP的情况下，通过比较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的差异，发现新农保具有扩大内需的显著效果，但对全省整体消费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4]。陈池波、张攀峰对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新农保让生活更有保障，更愿意消费[5]。赵耀辉等人利用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的策略，发现新农保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但人均消费所受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6]。岳爱等人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4月开展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调查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参加新农保后，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有较为显著的增加[7]。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于发现社保支出引起社会储蓄率的下降，抑制投资需求，使资本存量下降，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产出显著负相关[8]。王晓霞和孙华臣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社会保障每增加1%，消费支出下降0.37%[9]。
国外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很多是借助于储蓄的中间变量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利用美国1927-1971年总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对消费函数的分析，估计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导致私人储蓄降低了30%-50%，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10]。格伦（Glenn）等人将预防性储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扩展到收入的不确定性、生命长度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发现社会保险、政府最低家庭消费保障等因素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减少家庭储蓄，促进居民消费[11]。也有学者分析养老保障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影响的异质性，盖维（Gale）指出社会养老保险金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因不同家庭资产特征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12]。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 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抑制消费[13]。莱默尔（Leimer）和莱斯诺依（Lesnoy ）使用1957-1977年美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基本没有产生作用[14]。
上述文献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但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真正促进了消费还存在观点分歧，大多数文献持肯定意见，但也有相反的结论。我国新农保的实施是否对农村家庭消费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主要影响到哪种消费类型？这需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才能给出具体的结论。同时，我们观察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因家庭特征如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年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验证新农保的政策传导效果，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依据与现实分析
费尔德斯坦提出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会影响个体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进而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对消费和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财富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之间的权衡[10]。在一个不考虑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模型中，消费、储蓄和养老金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当养老保险缴费和收益相当时，不影响当期消费;如果养老保险收益大于缴费，将会增加消费;当养老保险的收益小于缴费时，消费会下降[15]。上述理论为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但是，以之为理论起点，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家庭的消费影响，还需要基于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新农保影响农村家户消费的作用机理，本文分析如下：当前农民务农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多数农民消费还是比较谨慎，这是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农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老年生活比较担忧，他们把当前的收入进行跨时期的分配，以保障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继而出现了储蓄率较高、农村消费动力不足的现象。新农保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其当期消费。对于年轻人，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增强了其消费信心，促进其即期消费（当然缴费也可能挤占消费）;对60岁以上的参保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再者，新农保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提高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产生了扩大内需的效果。
但是，不能因此断定新农保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消费。农民对新农保的保障功能的判断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只有在农民认为新农保的保障有效时，才能提升其消费倾向。新农保个人账户的缴费也可能会挤出部分的消费。新农保到底是挤出农民的消费还是挤出储蓄（即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基线调查。本次调查覆盖了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收集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符合本文分析的需要。
考虑到新农保在农村开展，本文在基线调查的1万多户城乡家庭中，选择了其中的7700户农村家庭作为考察对象，经过进一步的数据处理，筛除了一些不适宜的农村家庭（如消费支出和收入为负的家庭），最后真正利用的农户样本有6860个。需要说明的是，CHARLS采集的是2011年的数据，当时全国进行新农保试点，有些县属于试点地区，有些县不属于试点地区。本文选择6860个农户样本，并未特意区分“是否属于试点区域”，因而，这一样本既涉及试点地区，也涉及未试点地区。本文着重研究参保行为（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程度、受益状况等）对不同特征农村家庭的消费增进效应，因而未专门考察样本所受的试点政策的影响。
2.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CHARLS数据库关于消费支出的记载分为不同的种类，本文在设置因变量时也区分不同的消费支出类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将采用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之所以有不同的消费种类，一是因为不同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支出周期，有的支出一般按月进行，因此，按月份来记载这些支出比较合适与方便，如水电费、通讯费等，而有的支出则按年进行记载比较方便，如保健产品、旅游、耐用消费品等;二是可以看出分类记载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消费特点，属于不同的消费层次，如有的消费属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而有的消费支出则属于层次较高的满足享受的消费支出。因此，同时构造、列示和考察不同层次的消费支出对参加新农保的反应，可以更具体地反映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也可以称为农村家户或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对象的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有的家庭无人参加新农保，有的家庭至少一人参加了新农保。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又有差异，其中大多数参保家庭是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非城镇户口）都参加，但也存在仅一人参加的特殊情况，这是因为主要受访者的夫妻双方中有一人去世了。不同的参保情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表1和表2表明，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中，6860户人家中有1935户农户参加了新农保（判定标准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加新农保），参保的家庭占比为28.21%。在参加了新农保的1935户家庭中，非城镇户口的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都参加的农户有1231户，占比为63.62%，但也有704户家庭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主要原因是夫妻一方去世），占比为36.38%。
表2初步表明，在家庭日常支出这一项目上，参保家庭一年的消费支出额大于未参保农户的消费额：参保农户家庭一年的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的均值为2639.37元，而未参保的农户家庭一年的日常消费支出均值为2488.81元。但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口规模、经济状况等。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才能得出新农保如何影响消费的结论。
五、模型设置、变量和回归说明
1.模型设置和变量说明
为了考察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实证分析模型为：
lnYi=β0+β1newsi+（β2Xi1+…+βj+1Xij）+εi
Yi是因变量，代表农户一年的家庭消费总额，在后面的分析中该变量将会因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而取不同的数值，lnYi表示家庭总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
news系列是主要考察的自变量，反映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情况。该变量区分的是一家农户是否参加了新农保，它是一个虚拟变量：至少有一人参加了新农保时，其取值为1，无人参加新农保时，其取值为0;为了考察参保人数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后面还会继续区分家庭中的参保人数来进行回归分析。
Xi则是一组家庭层面上的外生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形式）、家庭人均财富持有量、家庭的人口规模、家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家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健康状况等。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来源划分为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主动性收入包括农业经营收入、非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农民家庭财富包括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固定资产（生产性的设备以及土地）等。农户家庭规模各不相同，有的家庭人数较多，比如受访者和子女一起居住，有的较少如只有受访者夫妻。家庭人口数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通常来说，人口数越多消费支出越高，本文要重点控制的一个变量就是家庭的人口数量。
εi是随机干扰项，表示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农户消费的其他因素，如消费预期和既有的消费模式等。
本文研究的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一些控制变量均采用家庭层面的数据，如年龄、教育等。本文将教育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年龄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的平均年龄，即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平均年龄。CHARLS数据库中报告的健康状况均是个人的数据，要把它转化为家庭层面的数据，还要做一番处理。本文根据原始的数据记载，将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表示为三个不同的健康等级，即差、一般和好，再将一个家庭中不同人的健康状况综合考虑，得到了一个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变量数据。CHARLS数据中主要反映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反映其他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信息较少。但由于受访家庭绝大多数都是两口之家，我们将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作为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主要依据。
2.回归分析的说明
本文先在整体上考察新农保实施给农民家庭消费带来的效应（是否增进农户消费），然后分析家庭特征因素对这种效应的影响，以观察不同特征的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反应程度。具体而言，是在回归中逐步加入新农保和家庭特征的交叉项，以研究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在消费这个项目上所受新农保政策影响的大小。
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存在参保人数和缴费水平的差异，有些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都参保，有的只有1人参保，参保者自主选择的参保档次和缴费水平也不同。因此，本文考察参保与否、参保人数及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对新农保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缺乏固定工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参保者年龄越大，因参保带来的保障性预期对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强化效应越明显。60周岁是领取养老金的分水线，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领取养老金，带来更大的消费增进效应。本文将考察对象划分为年满60周岁和未满60周岁两类人群，将新农保的待遇水平，即年满60周岁参保者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
鉴于农村衣、食等温饱问题已获解决，本文考察的消费支出未涉及衣服和食品等项目，而是指邮电通讯支出、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等稍高层次的消费项目。为了区分新农保在不同消费领域的效应，本文也尝试研究新农保对家庭旅游消费、家居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消费等较高层次消费支出的影响。
模型（1）是在控制了家庭人口数量、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家庭人均财富、婚姻状况、家庭平均年龄、健康状况等变量之后，进行OLS回归以考察参加新农保对消费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是否参加新农保（new）这个虚拟变量与健康状况的交叉乘积后，考察不同健康状况的家庭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模型（3）、模型（4）是按照家庭参保者人均年龄分段进行的回归，模型（3）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年满60周岁的家庭，模型（4）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小于60岁的家庭。
从模型（1）的结果可知，参加新农保的农户消费支出比未参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约10.2%，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消费支出。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影响的方向均符合预期，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消费支出越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消费支出高7.84%;年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为负，即平均年龄越大的家庭消费支出越低。有点意外的是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人均财富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大，这可能和农民收入的低起点有关。
从模型（2）来看，是否参加新农保与健康状况交叉项的系数为-0.134，健康状况的系数为0.120，健康状况差的参保家庭比健康状况好的参保家庭的消费高出1.4%，健康状况差的农户参保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出现这种结果的解释是，健康状况差的农户消费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大，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其消费支出更为谨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这种顾虑，使之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其消费支出。
由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年龄这一变量在新农保的政策效果中有重要的影响，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而使消费增加了14.0%，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家庭其消费因参保增加了12.0%，两者差额为2.0%，这说明新农保政策对60周岁及以上的农户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60周岁以下的农户。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60周岁及以上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消费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更大;二是即期收入增加，即60岁及以上的参保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综合来看，新农保政策具有维系农民持续消费支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年老时因收入的减少而出现消费水平大幅度降低的现象，保障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的婚姻状况对消费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与60周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丧偶的比较多，单身状态时消费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有关。
2.进一步的分析
表4的结论反映参保人数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健康状况这一参数的作用。由模型（5）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2.1%，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3.4%，并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比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1.3%，这说明家庭参保人数越多，新农保的政策效果越显著，即对家庭总的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同时，从参保人数与健康状况的交叉项的系数以及p值可知，新农保政策的消费效应因家庭健康状况不同而出现差别，这在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13.4%（两人参保的系数），而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好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8.2%（两人参保、健康状况与两人参保与健康状况
的交叉乘积三者系数的加总），差距大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对仅一人参保的农户而言，其参保消费效应因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的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相关政策，参保者可自愿选择缴费档次。除了参保人数，我们引入缴费水平这一变量，分析其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参保者缴费多少可能受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影响，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将其视为外生变量，其带来的消费效应仍是复杂的，参保者缴费多可增加安全感而提升消费倾向，但过多缴费也可能损害当期消费能力而挤占消费支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表5是就新农保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受限于CHARLS数据状况，统计范围限定为参保者为一人的家庭。针对仅一人参保家户中缴纳的保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缴费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以享受新农保待遇，即领取养老金。享受新农保待遇意味着增强了即
期消费能力，对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我们引入反映新农保待遇水平的养老金领取额这一变量，分析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表6是就新农保待遇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统计范围限定在年满60周岁参保者的家庭。回归结果表明，参保者待遇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表7是区分家庭消费类型（一类是交通通讯等日常消费项目，另一类是旅游等高层次消费）对比分析的结果。模型（8）
分析的为是否参保变量对旅游等高层次消费的影响。由模型（2）和模型（8）对比可知，受新农保实施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是邮电通讯、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
等农户日常消费项目的支出。由模型（8）可知，在家庭旅游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上，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支出仅比未参加的农户高出3.8个百分点，这和模型（2）的结果相差很大，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知新农保对旅游、家具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的支出影响不显著。出现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新农保政策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对较高层次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支持力度较弱，目前新农保的实施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层面的微观数据，以家庭特征为控制变量，对新农保政策实施产生的农户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由分析结果可知，新农保可以增强农民对未来生计安全的预期，提升其消费信心，具有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保障民生、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有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农村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成员越多，越有利于增加整个家庭的消费信心。此外，多缴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强化消费者未来生活安全感，促进其消费。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鼓励农户全家参保，有积极的消费提升效应。
第二，新农保对家庭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影响更大。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村家庭成员工作机会较少、收入较低，用于医疗的不确定性支出较多，潜在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同时又受到防疾养老等顾虑因素的束缚。新农保的实施可以减少这类家庭对未来生计的不确定性，起到更大的消费促进效应。因此，应通过补贴、帮扶、救济等手段支持这些农户参加新农保，稳定其生活预期，增加其消费支出。
第三，相比旅游、汽车等家庭高端消费，农户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受新农保影响更为明显，新农保有显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但是，旅游、耐用消费品、汽车消费等方面的消费增长前景广阔，除了实行新农保等社会保障政策以解决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增加日常消费外，更根本的扩大内需之路，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消费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第四，新农保对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为60周岁及以上家庭消费的影响，要比对平均年龄为60周岁以下家庭的影响更显著，新农保政策在维持中老年农民家庭消费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老年参保者及其家庭的即期收入，可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消费力量衰退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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