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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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故事都有些令人痛苦的东西，也有些虚伪的东西。当时，我们都不明白，故事是把我们这个家族凝聚起来的黏胶，因为当它们消失后，一切就开始溃散瓦解，渐渐的，我们就随风飘散了。”这话出自丹麦作家莫顿・朗斯蓝的家族小说《地下室狗头》。

胡睛舫《我这―代人》让人想起这一段话，虽然她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小说、散文和文化评论的综合体。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册文学人写的文学作品，只是内容不巧碰触了的人情世故、社会文化与政治。

“我”是随着台湾的现代化成长的台湾人，“一个现代性的孩子”，台大外文系毕业，再留学美国学习戏剧的知识分子，作家，1999年从台北移居到香港，在一家报社担任中国市场总监，十年来不断往返于北京和上海，现则移居东京。“中国经验”于是一片一片敷迭上身像一块有着神秘配方的千层蛋糕。“我们这个家族”呢，如果就13亿中国大陆人的观点，指涉的是种族而非国籍的华人，但不同国籍的“华人”是否“四海同为一家”，却还留下很大的议论空间。其实现实已经给了答案。

“我这一代（台湾）人”的“现代性”是一切观察与论述的基点，如千层蛋糕的神秘配方。在“现代化”中成长的台湾孩子，等到了幻想中的大众捷运、美术馆、书店、咖啡馆、百花齐放的传媒与出版工业，等到了某种自由，等出了“一点迷人的复杂性”。现代性的孩子“继承了一个被彻底瓦解的世界”，理所当然把个人生活秩序摆在国家事务之上。一个现代性的孩子，“如果以为台湾社会还是那个一点也不商业化、充满人情味、凡事都为了理想、不做任何短线操作的礼俗社会，不免显得逃避现实，迂腐做作，且对自己的人性不诚实。”

―个现代性的孩子，他可以同时是中国人、美国人、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美食家、旅行家……有时候并不真切知道自己是谁，于是很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现代性”容许游移、不确定和自相矛盾。

只是台湾人多不说“现代性”而好用“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一元的“国际化”加上对“台湾之光”的崇拜与执迷，恰恰与“现代性”发生冲突。以“现代性的孩子”概括“我这一代（台湾）人”，《我这一代人》恐怕太忽略了台湾的前现代性力量了。

正因为“现代性”是一切观察与论述的基点，胡晴肪说的故事便多了一层迂回曲折的省思、超然的冷静以及温软的棘刺。

她写“台湾人在上海”：“……可是，当台湾人走在路上，无须开口，就能让别人轻易猜测出他们的来历。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味，肢体有一种语言，脸孔有一种神情，透露他们的台湾背景。”“他们走到哪里都四处张望，喜好评论，内容不外乎是拿上海和台湾做番比较。”“他们越辨认上海的面目，就越花时间描述台湾社会的长相”。

她写中国大陆人的不排队、理所当然的插队，队：“不是恶意排挤，不见得故意粗鲁，而是因为不认为自己有权争取或维护自己的身体地盘，也长期习惯受到侵犯，于是，他也不知道需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地盘。”

关于中国大陆的“服务”态度，胡睛舫借用了一个朋友的说法：“毁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人性遭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之后，性命不保，什么礼教都顾不上了。”于是台湾在经济逐渐倾向大陆、依赖大陆之后，“有礼貌的人民”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倏忽变成了最大的资产。

她写北京人：“北京人哪里也不去，什么也不做，他们等着世界自动送上门，等着整个中国替他们创造历史。”而香港呢，“香港，就是香港，一座城市，她仿佛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像是一颗孤星飘浮半空，有着自己的时空，活着自己逻辑，周围尽管发生战争、国族对抗、区域冲突，她没所谓。她专心关注自己的小方圆，饮茶、旅行、买靓衣服是她认证幸福的指标。”

香港人只要―个自由、安全、开放的赚钱环境，会不会台湾与中国大陆也正在一步―步走向香港？一切都敌不过市场的力量，“大部分人开始觉得存钱贷款买一套房，远比上街游行争自由来得重要”，这是中国大陆。台湾，言论当然自由，但人民监督企业与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微弱。

再回到《地下室狗头》那段话。《我这―代人》故事跨越台北、香港、上海、北京，这些碎片一般的故事是不是黏胶一样把四个城市黏合起来呢？其实很困难。只是故事如果不说，“我们”必然溃散瓦解。

随风飘散，或许是全球化之下，一整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