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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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自然情怀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中国文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表达人生理想和生态伦理思想,并且把自己与大自然溶为一体。千百年来,不同的文人创造了风格迥异的山水画,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蕴却是相同的。

自然因其道而化生

道家思想被认为是文人山水画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人画者的自然观是老庄自然思想的承继、延伸和扩展。老子认为:道是一个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永恒实体,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道推动的。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庄子也提出了“万物齐一”的思想。老庄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创生自然。老庄的这种自然观在传统山水画论中亦反复得到表述。宗炳《画山水序》中用“道”把圣人与自然山水联系起来,认为 “圣人含道N,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宗炳《画山水序》),即是说,因为圣人、贤者能够理解自然之道,所以他们通过物像来感受自然之大美。文人画论的集大成者石涛认为,画之法,统一于自然之本质。“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石涛《画语录》)在中国文人山水画家看来,山川万物是天地之子,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本质就是道,道是虚无的,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孕育了可亲可爱、万千气象、生意盎然的大自然。在他们看来,“山水常常是世界本质的表现。”“天地运行的道理所在,就是山水的实质之所在。”这个意思在石涛《画语录》中也有明确表达:“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自然万物,源于道而化生。感受美和体验自然之道,将中国传统绘画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定格下来。

一草一木皆有性情

“山水质有而趣灵”,(《画山水序》)直说山水既作为实质性的自然存在物,又其有内在的品性。“形者融灵”,(王微:《叙画》)则把“融有灵性”扩大到一切有形体的东西。北宋开始,道、禅思想相通。文人对自然的态度既有道家的逍遥放达,又直指禅宗的心灵境界,这就使得他们的自然观理论与山水画实践的立足点非常之高。“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唐志契:《绘事微言》)就如同每个人都有意识,有思想和情感那样,自然万物莫不如此。道化育自然万物,而且蕴藏于万物之中,让它们是其所是,故山水草木各有情态。这似乎是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思想的嗣续,但这种事物各为其是与神话中风雨雷电后面都有一个“神”主使的观念其实是不同的。中国文人是把自然存在物当作“人格化”的存在。人,以及认为自然事物均有内在的品格。自然风光之所以美,在于它自己,因为它是道(理念)的产物,是道使其为“这样”;道(理念)并不离弃具体事物而去,道寓于事物中,事物自为其是正是天地自然之道。所以,苏轼说,擅画和知画,在于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 。他称赞表兄文与可画竹之高妙,因为与可竹虽千变万化,却“合于天造”、“得其理矣”。(苏轼:《净因院画记》)石涛亦有画语云:“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石涛:《画语录》)事实上,早在文人画论奠基之时,苏轼就用文字通俗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一表述。

天地万物于我为一

“与碧虚辽阔同其流畅”是山水画家的生命追求,也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于我为一”等文化哲人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因为道是总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由它而来,源头是一个,故为“同一”。道无偏私,它赋予山川树木以机理、品性、韵致、格调,赋予人以情感、思想、意志和态度,所以人和他周围的物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别,是等价等值的。一旦画家本人的主观精神与山川的神情或曰道, 或曰本质,因神遇产生共鸣、互化、融合、统一、升华而“迹化”诉诸于笔端时,即获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情感满足,此时此刻,人与山水的关系就不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人即山水,山水即人,山水即画,物我不分,物我互化,形神统一。西方绘画中的人是第一位的,自然在艺术中的作用只是人用以表述自我的语言。而中国文人山水画中,正如美国艺术史家埃利奥特•多伊奇(Eliot Deutsch)所看到的,“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只能把它们在一起加以显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方都不优越于对方。人没有征服了自然,自然也不对人予以无情的控制。”(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P4P13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确实,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的亲和关系。”([美]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P8,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文人山水画往往给欣赏者静谧安宁、优美和谐的愉悦感,即在于画者并不凌驾于所描绘的对象上,而是采取凝神静观,使自然为喻象归于心境,把物收归心有。心是真正的存在,境是纯粹的现象,心化的物与自我得以合而为一。

人之性情为自然本

传统山水画体现的是文人生活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心而造。“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文人山水画的根本目的在于表现主观意趣,惟妙惟肖的逼真感对画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胸中逸气”, “写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之妙”(唐志契:《绘事微言》),“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宗炳:《画山水序》)是故,“山水”(画)被他们视为“风流潇洒之事”。因此,文人山水画不走“忠实摹写视觉所见之自然”的自然主义再现之创作道路,而是选择以形来写心中山水,取代对客观山水的描绘(俞建华:《国画研究》P37-3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传统文人画家都不是以绘画为职业的画者,并 “重视临摹”而“蔑视创作”,却为何能在画史上长期璀璨?其实,从“笔墨”这个角度很好理解。既然笔墨足以写胸中之意,纸面上的山川河流到底真不真实,“象不象”,不是他深虑的问题。关键是要抒写他内在的东西。“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现代中国画坛第一人齐白石一语道破中国画笔墨之奥秘。“笔墨集客观物象与主观审美情趣于一体,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笔墨本身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画家的本人”。于是,我们读解张彦远“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不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以自然山水为对象的山水画恰以“自然”为高,因为在文人画家看来,人不游离于自然之外,而其是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人的自然性不表现为简单的依附自然环境,而是表现于他有思想情感,而且能借助一定的方式使情感、愿望、理想得以表达、实现。人的性情,是自然之本;人的自由,是最高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