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区矛盾性规划研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生态城区矛盾性规划研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当前，我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百余座城市提出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或类似概念的发展目标，中国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上生态城市最多的国家迈进［1］。如果从1987年四川乐山“绿心环形”生态城市规划算起，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不论就国内甚或国际而言，真正意义的生态城市却尚未出现。即使最近几年被人们所热议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枯萎”［2］。那么，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为何举步维艰?生态城市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应该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话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与生态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3－6］。

本文尝试从生态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在属性———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1有感于生态城市规划矛盾性的若干片断思考日常工作及社会实践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不断加深笔者有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矛盾性的认识。比如:1)中新天津生态城选址于渤海之滨的盐碱地，这一选址体现了不占耕地的农田保护思想，但从区域视角来看，该地区却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本身即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渤海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沿海地带长期人烟稀少，在这样的地区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是有悖“自然规律”的。更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国内不少冠以“生态城市”旗号的建设项目，其用地在上位规划中不少都是生态保护用地，如武汉花山生态城、怀来生态新城等等;2)“绿色”通常被认为是与“低碳”、“生态”相近似甚至等同的一个概念，具有绿色特征的农业发展似乎是符合生态原则的，但不少人常常忽视的是，很多具有“绿色”特征的事物实际则是与生态原则冲突的。例如，作为高尔夫场地的草坪，其养护要求极为的要求无疑是相矛盾的;3)当前环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各种会议场合，越来越多使用投影仪代替以往纸质或布料的宣传海报，使用投影仪没有废物产生，似乎是符合环保和生态原则的，然而，投影式海报需要使用电脑和投影仪，这就需要消耗电力，我国的电力大量则是靠燃煤而得，投影仪和电脑的使用必然意味着一定数量的燃煤和碳排放。电动汽车是同样的例子，一般理解它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它只不过是使用了车载电池而已，其对环保的贡献也仅仅体现在局部缓解城市中心区的污染方面;4)新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政府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风能、水能、太阳能等都是不输出污染的清洁能源，它们通过各种能量之间的转换利用，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为世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但环境学家的调查研究却警示我们必须对新能源发展保持冷静，比如:风力发电场的“风车”对于鸟类特别是夜间迁移的鸟类存在威胁，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东部阿尔塔蒙特山口207km2区域内的7000多台风力涡轮机每年约杀死1766～4271只鸟;水电开发建设的大坝截断了流域鱼类的洄游通道，破坏了一部分鱼类及其他生态物种的生存;太阳能发电也存在生产、废弃物等多重污染，生产环节的多晶硅每生产1t，就会产生4t以上的具有酸性腐蚀危害的SiCl4废液;［7］5)节能减排是促进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已成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落实到政策行动上却往往走了样:“十一五”末期，许多城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纷纷拉闸限电，不少工厂和生活因用电需要不得已改用自备柴油机发电，其碳排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6)从更大的方面讲，中国已经明确生态化发展的基本国策，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发展要求，但与此同时，中国却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大发展，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十分明确的政策导向。而相关研究表明，城市人均能源的消耗是农村的3倍［8］，城镇化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源、能源消耗的进一步加剧，这似乎是与生态化发展相矛盾的;……

2关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的讨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937)，因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属于正常现象。那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2.1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9］。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亿m3，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5%;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并且，对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控制已属不易(如黄光宇先生1980年代在四川省乐山市总体规划中，面对重重阻力，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丘陵林地划为永久性绿地加以保护，为城市创造出绿心环形生态型结构，被赞誉为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典范，并获联合国发明创造之星奖)，何以协调复合生态矛盾?

2.2生态城市—区域系统的相互影响生态城市以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而存在，谋求更大范围内城市—区域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城市发展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重要趋势，突破城市、走向区域，不仅是一般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生态城市建设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步加剧，使得生态城市规划思维范畴的扩大尤为必要。以首都北京为例，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当前面临突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同时又处在我国农牧交错带边缘生态脆弱带和华北缺水地区，仅靠自身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就规划实践而言，“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局限是导致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效性难以切实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为例，其定位是“冀东南部沿海中心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较多的产业服务、高教、科研等服务业职能，但从唐山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庞大的居住需求则是最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仅就曹妃甸工业区而言，其就业人口为近期32万人，2020年49万人，远景105万人)，曹妃甸生态新城约1/5的居住用地比例满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难，更难为周边地区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产业区发展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已成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面向区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关键是生态城市的区域诉求何以解决?没有区域保障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何在?首先是管理体制、权限的制约，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难对周边河北省的城乡建设发展“指手画脚”，这一点作者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已深有体会;其次是技术衔接的难度，由于空间尺度的不同，区域生态与城市生态在技术方法、规划内容、调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属于两套各不相同的“语言系统”，如何加以衔接?最后是内在的利益冲突，流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补偿如何具体操作?在京冀两地有关环首都生态补偿的讨论中，关于大气污染，由于空间没有边界，如何进行测度?关于水体污染，虽然北京补偿河北的大致原则没错，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确归属责任?谈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为河北提供8亿元的造林款这样一种结果。

2.3生态城市建设过程的长期性与一般城市建设活动相同，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有关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规划与设计，到具体的实施管理，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阶段。生态城市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有赖于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的切实保障，可谓“环环相扣”。而一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导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盘皆输”。以2005年上海东滩生态城规划为例，“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这个规划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运行下去，“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2］。不仅如此，生态城市建设还存在“规划生态”与“建设运营生态”的关系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最终是要为人们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设起来生态城市，但如果所承载的人口仍是传统的行为模式，其前景如何?早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之一格迪斯就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讨论工业时代的“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并提出“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满了“生态城市”智慧，但时至今日，我们不仍然在工业社会的煎熬中?从根本上，生态城市理念及相应的问题是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伴生物，但工业社会尚未远去，生态城市何日到来?

2.4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主体的两面性独特的政府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影响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体制的鲜明特征在于“三维”市场经济，即在经典的政府和企业关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们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又是经济主体(GDP的追求)，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就像企业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追求一样，完全源自体制内生的动力，强大而持久［10］。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对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思维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涉及生态城市建设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又会显现，对生态城市建设表现出“貌合神离”也就在所难免。“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梅嬉蝶);“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王如松)［2］。

3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启示兴起于1980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尽管目前它仍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目前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11］。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系统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整体联系的复杂性、组成要素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组织形态和演化规律的复杂性、系统行为的“奇异性”［12］。对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上文所讨论的诸多内容正是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种复杂性系统的内在表现。因此，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于认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3.1在法定城乡规划体系内开展整体性研究与规划复杂性科学是整体论科学，重点是探索宏观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演化问题。所谓整体论是相对于还原论而言，还原论就是化整为零，即把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的组合，把宏观物理现象归结为微观现象的组合，它是古典科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对整个古典科学起示范作用［13］。而整体论则是集零为整，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194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先后问世，它们原本都是为解决以往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4］。通过前文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论述不难理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和一般的城市建设一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如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又有诸多生态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是一般城市建设活动复杂性与低碳、生态问题复杂性的双重叠加，其具体实施，自然要更为复杂。就规划工作而言，传统的城市规划、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或生态城市规划这两种不同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组织、由不同的人员承担，规划的侧重点也各不一样，如此一来，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成了“两张皮”［5］，此种情况严重制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效。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整体论思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根本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在法定规划体系框架之内，用生态、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寻求城市规划工作的改进对策。

3.2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钱学森院士在论述复杂巨系统时指出:“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发的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15］。这也就是综合运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各种信息技术和数学建模手段，对复杂系统的特性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城乡规划、低碳、生态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成为可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分形论以及超循环论等都可用以指导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内外关联和变化机制的把握更加准确，提高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水平。

3.3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系统的构成要素往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相互关联复杂，客观上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不是单纯由人类社会或自然因素驱动的系统，而是由人类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耦合系统。由于驱动因素关联到众多不同的领域，其过程涉及不同的空间尺度，其效应涉及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等众多方面，传统的以各学科单独研究的方式难以奏效，研究结果也往往显得片面、不可靠。基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的长期性，生态城市发展绝不能仅仅关注于空间规划环节，而应当树立系统工程观念，从生态城市发展的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程控制，及时开展实施评估和检讨，不断修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路线，从而使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内容得到切实的落实。

3.4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由于复杂系统存在广泛而复杂的层次性，每一层次的要素构成、驱动因素、变化特征都与其他的有所不同，在某一层次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移植其他层次。在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研究中，存在区域—城市—片区—地块的空间尺度变化，也存在近期—中期—远期的时间尺度差异。仅仅研究宏观尺度的变化，或只研究微观尺度的变化，均难以全面揭示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两者结合方可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一方面必须树立整体思维，必须着眼于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认识和分析，在思想和理论高度加以审视;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应强调针对重点问题，展开务实行动，通过重点内容的把握，寻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突破。4结语基于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必要性不言自明。但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建设生态城市必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目前国内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的现象，值得警惕。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新的科学技术总是首先出现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先锋城市”，生态城市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应当强调发达地区和先进城市率先示范，有序引导，带动全国生态城市建设梯度推进。同时，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城镇化发展过程和阶段不同，其生态城市建设应根据区域发展要求和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合理选择不同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生态城市建设应有各不相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具体的生态城市发展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各地应紧密结合地方实际，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对重点突出问题有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