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残疾儿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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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脑残疾儿子的诞生，使大江由哲学意识支配的审美经验里又溶人了一个可以谛视人类“生与死”的崭新的“个人体验”； 随着对广岛、长崎的探访，他将这种体验加以延伸，扩及原爆致残者，发掘出一种人类的“宏大共生感”。 这不仅使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发生了新的转向，也成为其孜孜追求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原点和基础。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残疾儿；创作原点；和谐共生

大江健三郎是一个现实感、时代感和责任感极强的作家，萨特存在主义中流于徒劳与虚无的自由选择，并不能满足他对当下现实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特别是残疾儿子出生后，他终于明白，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并不能赋予自己把握现实和对应现实的能力，他决心重新构建自我，重新学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最终凭借着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象力，通过调查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爆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既是大江经过萨特存在主义的洗礼之后向文学传统的一种复归，更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超越。在超越中，萌生出一种强大的“共生”感，为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开辟了一条新兴之路。在努力建构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中，自我的人性也得到了恢复，人格得以升华，最终成就了人自身的和谐。

大江早期的创作便对二战后人类生存状况和人的精神世界失落进行了思考和关注。后期的创作仍沿着这条线索，追求人存在的本质意义，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个人的体验》是大江众多作品中一部很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现，预示着大江与萨特存在主义的疏离。而这部作品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带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灵魂升华。面对残疾儿，是决心养育下去，还是当机立断，将其处理掉，以有利于自己今后旨在逃避现实生活的非洲之行，为此，鸟的内心充满的纷纭的矛盾。作品对此的描写也非常深刻。当鸟决定让孩子活下去时，火见子不得不承认：硬要养育一个只有植物机能的婴儿，这是鸟获得的人道主义思想。 [1]这不仅是对“鸟”的描写，其实也是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个人的体验》中，大江健三郎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点，在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中，提出了“共生”这一母题。“共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获得新生，如作品中鸟的选择使自己和儿子获得了新生；另一层含义是人与人相互依偎着生存下去，这是“共生”的主要内容，大江健三郎和儿子大江光就是互相依偎着生存的范例。共生是人类最善良的理想之一，是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自大江健三郎登上文坛以来，一直对人类的生存表现出热切地关注。经由残疾儿的问题，萌发出人类共生思想。即大江健三郎通过“残疾儿”这一主题把个人生活的小宇宙与世界这一大宇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人的内心痛苦和个人体验出发，让小宇宙包容大宇宙。残疾儿代表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发正常人生命活力的无形力量。他在《我文学的基本形式是呼唤》中指出：“集于小的、局部的东西，而后推广于世界中去，我想所谓文学就是这样吧，小孩子所感到的痛苦和全世界所感到的痛苦或坏事是有联系的。”[2]在他看来，与残疾儿共生，与处于世界边缘、受挤压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相处，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的根本。

发表于 1965 年的长篇随笔集《广岛札记》与《个人的体验》尽管题材不同，文学形式各异，但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部作品。为了更为深刻地探明因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后遗症，他在残疾儿出生的这一年夏天，亲赴广岛考察，体味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原子弹受害者们所体现的顽强的生命意志。《广岛札记》的开头这样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的感受：

“像这样一本书，从个人的事写起，这似乎有些不妥。可是，这里所收集的关于广岛的所有随笔，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始终与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君，都是跟我们各自的内心深处息息相关的。因此，我想把 1963 年夏天我们两人初次一起旅行广岛时的个人经历写下来。就我而言，我的第一个儿子处于濒死状态，躺在玻璃箱里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君，他也刚刚失去第一个女儿，并且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因整天潜心研究他的‘依靠核武器的世界的最后的战争’的课题，被那恐怖的意象搞得精神崩溃，竟在巴黎自缢身亡。我们都已焦头烂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疲劳、困顿、沉闷、忧郁的旅行，我还没体验过。”[3]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江健三郎已陷入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危机中，但是，他并没有让这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在寻找克服危机的途径。如果说之前，大江健三郎因为脑残疾儿子的降生还只是囿于自身的痛苦体验的话，那么广岛之行成为他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的推手。大江健三郎通过《广岛札记》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走出来，开始关注核武器威胁下的国家、世界的危机。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因而，我在文学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4]

《广岛札记》谴责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给广岛人民带来的灾难，讴歌了那些本身就是受难者却还舍己救人的医务工作者和顽强地活下去的广岛人，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广岛之行使大江健三郎以广岛和那些真正的广岛人为“最基本最坚硬的锉刀”，[5]呼唤世界各国放下核武器，为构筑人类的和平共同努力。大江健三郎在谴责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出于人道主义，他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对核武器一直持否定态度，并通过文学作品始终与核武器展开正面斗争。

残疾儿的降生和广岛之行使大江健三郎形成了战斗的人道主义，表现了对普遍人性的关怀，成为大江健三郎以后创作的旗帜，指引着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方向。大江曾说过：“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活，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从此便开始“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6]这一主题还贯穿于其他很多作品之中。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核时代的森林隐士》、《醒来啊，新人》等。这些作品，无不显示出大江对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表现了大江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在与残疾儿共生中，大江健三郎找到了人与人和谐的基点。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中，父亲与残疾儿在心理感情上的相互依存性，表现了残疾儿未受世俗文化浸染的灵魂内部，与生俱来的“人类最基本的美好品质”[7]，这种品质具有很强的净化和救赎作用。而从再生走向共生体现了大江健三郎对人的本质的东方式彻悟：人经过自由选择获得的精神再生，可以算是走出困境的起点。这也正是大江健三郎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人只有在与他人（包括各种边缘性的弱势群体） 的相互理解、尊重、宽容、促进的“共生”的互动联系中， 才能在“核时代”里， 在“暖昧的日本”， 获得自己本质性的存在。[8]

参考文献：

[1][4]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M]. 王中忱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199，309.

[2]大江健三郎.我文学的基本形式是呼唤[N].文汇读书周报，1995-12-3 .

[3][7]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M].王新新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34，134.

[5]大江健三郎著.广岛札记[M].刘光宇、李正伦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140.

[6]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N].王中忱译，中国青年报，2000-9-28（5）.

[8]胡志明.残疾儿主题： 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原点”[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5）.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大江文学之和谐理路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06LX576）

作者简介：

邓国琴（1971-），女，广西宜州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