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网络空间的表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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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的自由问题

王四新先生在他今年的新著《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中对“表述自由”做了专业化的讨论。所谓专业化，是指书中对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或表述自由从法律方面做了专业阐述，因为涉及的问题新且十分重要，所以很值得一读。

法律条文很枯燥，我们可以以具体形象的事例把法律具体化。我把问题集中在――想法的自由问题。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早期学者蒙田说过的一段话：“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 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上面一段话包含着怎样的启蒙密码呢?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制止另外一个人怎样想，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让每个人都放开胆子去想，想到的能力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是其一；其二是说，为什么这些胡思乱想的随笔在笔录下来之后就成为了不朽的启蒙著作，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让人们生厌的套话肯定没有生命力，肯定不能成为思想启蒙的作品呢?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批评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在《蒙田随笔全集》的中文版序言中对蒙田上述言论的评论。因为季先生没有探究蒙田精神的启蒙之处，所以认为他这段话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有点近似于矫情。”实际上，蒙田这段话不是矫情，恰恰是他最诚实的想法，因为他的随笔就是这样写成的，他自己也并没有把自己这些文字太当回事，情致所在，写下来未必不是一种解脱?“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也并非故意扭捏作态，而是因为随笔的内容对当时正统的议论来说，不仅是怪异的，而且甚至是“非法言论”。也就是说，虽然任何人也控制不了另外一个人怎样想或者脑子里怎样“跑火车”，但是这些胡思乱想不可以写出来，更不能在公共出版物中传播。

总之，蒙田的思想乱麻。他那像脱缰野马一样的念头多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写作的冲动，不吐不快，写出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日后自己阅读。给自己留下些愉快。就像对现在充满套话的电视节目，我是几乎一律不看的，有那个时间还不如留着给自己“”。

还是说蒙田，他的那些大胆的想法当时法国专制的君主制度不喜欢，也就是不让变成铅字发表，但是固执的蒙田全当是在写日记――这谁都管不着吧。我也喜欢乱七八糟地想事情，所以也这样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蒙田(他是从法国波尔多市长的位置退休在家养老的，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离休干部”)不去惹这个麻烦，从此在家整天浇花养草，我们今天的读者，就再也看不到蒙田这些妙趣横生的深刻文字了，岂不是太可惜啦!

联想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以及已经盛行了好几年的以“博客”为代表的各种网络自由的书写形式，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书写欲望――只要你能想得到，就可以自由地写出来，这是蒙田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

从法律角度，“表述自由”属于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是由我们国家的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人权。具体说的，“表述自由”还涉及到人的隐私权，我把它理解为“想法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有如下重大的意义：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忽视了“想法的自由问题”，也就是不鼓励公民的独立思考，就会使人民渐渐地丧失这样的能力，因为在全体人民中类似蒙田这样无法拦住的思想天才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不鼓励独立思考，以后有一天我们问：我们当代的思想大师与某些民族比起来为什么如此之少?答案只能是因为在长期的精神习惯中，人们已经渐渐地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风气只是单纯地和别的国家比谁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更高，而不比我们国家现在究竟出了多少国际公认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每年的诺贝尔各项奖项公布之日，都是让有关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嘴里感到酸溜溜之时。

结论：创造性的能力，只能来自于与众不同的思想能力!

什么是启蒙

在幽默之余，我还想来点严肃且困难的。就是在人们私下的想与公开的说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是“启蒙”。“启蒙”一词的原义是“光明”，从暗到明，精神来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空间。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自身所遭受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谓幼稚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没有其他人的指导，就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幼稚是自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理解力。

要敢于成为一个智者，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这里我强调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人天生有权利教育你如何思考；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目光的教育下思考，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人或不成熟的民族。启蒙并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启发人说，你原本就已经有充分的理智，只是精神上被管制的习惯使你既懒惰又没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于是启蒙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思考的胆量问题。换句话说，要开拓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放开胆量，扩展你的精神空间，因为它是我们的“意志自由”的真正注解。精神的胆量是智慧本身的素质问题，启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要容许人们思想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精神专制是可怕的“偏见”。之所以称其为“偏见”，是因为它只容许精神朝着一个方向，即精神专制者所容许的方向。那么，启蒙的效应如何呢，如果每个人都放开思想的胆量，就会出现无数个“他者”，或无数相互冲突的方向，其相互争论就不可避免，这正是启蒙所希望看到的局面。要对每一个“他者”宽宏大量，要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如此而已。

启蒙最重要的使命是变革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风俗，而精神上的专制只是被用来产生大批不思考的老百姓。换句话说，启蒙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思想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之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风俗几千年不变。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内部只有改朝换代，没有启蒙。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惯思考、说话、行为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克服习惯的过程，那么最先的变革的领域可能是从念头或思想开始。

当然，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内部的精神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发生了什么――这句话包含着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虽然一个人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但是自己内部的精神或独白也存在一个胆量的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在精神专制下思考的人来说，他的念头很难复杂起来。换句话说，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敢想。也许最初是敢想的，但由于周围环境不容许，所以念头渐渐消失了。最后终于因为不敢想而懒惰，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通常容易单纯。

其次，假使一个人有极高的智慧，在精神专制的条件下，他的大脑也能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但这个天才的情况并不太妙，因为即使再好的念头，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用可交流的语言它保留下来，无论是口语还是文字。换句话说，由敢想而想出来的念头必须进入一个公共交往的空间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启蒙呼吁的精神自由就是争取到这个公共或公开言论或者出版的自由，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守着“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内心独白。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曾经有过的相当长期的精神专制，该有多少有价值的念头没有留下任何语言的痕迹，令人遗憾地永远消失了。

这样看来，“启蒙”实际上就是解决精神与制度上的自由问题：制度是为了保证宽容的秩序，使“精神”有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