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与他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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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典型的后殖民小说，斯里兰卡著名女作家茹・富里曼的处女作《让爱有天意》将故事背景设置为充斥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斯里兰卡。虽然那里早已摆脱殖民者的直接统治，但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时殖民统治的痕迹。当这一问题与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局势便显得更为复杂，面临多重困境的女性群体往往需要采取更为激进、巧妙的手段加以回应。富里曼以一对典型的斯里兰卡母女为叙事视角，叙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的社会里是如何积极挑战“属下”和“他者”地位，并最终建构起别种的女性意识的。

〔P键词〕《让爱有天意》；属下；他者；第三世界；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107-07

当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再处于殖民地化时期，纷纷走向了独立。然而，“20世纪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前）帝国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统治着原来的殖民地国家。”[1]（3）其区别主要在于：（前）帝国主义国家之前的军事、直接统治现在多让位于经济、文化、意识渗透等方式的控制与掠夺。当这一问题与女性问题、阶级问题纠缠在一起，就使这些后殖民国家的局势显得更为复杂，而后殖民女性所面临的也往往是多重的困境。一直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即使对东方女性作过一些关注、思考和论断，其在本质上也往往是她们自身的镜像和假设，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第三世界妇女真实的、独特的身份，甚至对她们进行怪异化、扭曲的呈现。譬如，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将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梅森塑造成疯女人，就是在利用第三世界妇女被主观建构的妖魔化形象来衬托第一世界妇女的文明、高雅和智慧。对此，斯皮瓦克进行过尖锐的批评：“第一世界把第三世界作为他者的这种仁慈的利用和重新刻写，是今天美国人文科学中大多数第三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2] （128）因此，纠正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丑化和扭曲式书写，呈现后殖民女性的真实境况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之下，当今英语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后殖民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仍沿用帝国主义宗主国程式――语言（英语）写作，却带有鲜明的“非殖民化”抑或“去殖民化”特征，这种尝试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对独立文学精神的弘扬”。[3] （22-23）

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南端的斯里兰卡，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就存在严重的民族冲突，后来又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殖民者对斯里兰卡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这无疑大大加剧了斯里兰卡民族内部的分裂，以致国内战火不断。1948年，斯里兰卡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然而，斯里兰卡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独立，并未摆脱其原属宗主国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得斯里兰卡人、尤其是斯里兰卡妇女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困境。斯里兰卡女作家茹・富里曼的处女作《让爱有天意》便是折射这种后殖民女性境遇的典型作品。小说以该时代的斯里兰卡为背景，选取一对命运悲怆的母女为主人公，深刻揭示了第三世界妇女所面临的多重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其中，母亲碧娑常年遭受丈夫连续不断的毒打和侮辱。后来，她满怀希望地带上三个孩子逃离了她那粗暴野蛮的丈夫。然而，在逃跑过程中，她却亲历了罢工殉身、火车爆炸、孩子被拐、警察威胁等诸多不幸事件，最终在铁轨上引火自杀。与母亲相比，女儿莱莎的境遇同样堪称悲惨。她从五岁起就做了女仆，多年来一直顺从地生活在维芬尼家。当她开口要回自己存放在维芬尼夫人那里的工资时，却遭到了她的无情拒绝和尖酸讥讽。地位低下的莱莎为了成功报复夫人，只能采取最为极端的手段――勾引小主人塔拉的男朋友亚吉斯，并怀上了孩子。东窗事发后，她被送往修道院，此后被塔拉召回为佩雷拉一家服务。在这期间，出于对爱情的向往，莱莎又与白人丹尼尔和男主人杰汉交往。不幸的是，在怀上他们的孩子后，莱莎又被残忍地抛弃。最终，她识破了这些人的本质，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佩雷拉一家，开始追寻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碧娑母女的悲惨境遇正是处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斯里兰卡妇女面临复杂困境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后殖民文化特色。

赛义德曾指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一种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的存在。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4]（180）如果说赛义德批判的是殖民统治者的强权，将非西方的“他者”作为一个沉默的反抗者，那么在斯皮瓦克眼中，“属下”与“他者”并无轩轾。她更直接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关注来自第三世界、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在《属下能说话吗？》中，她鲜明地指出：“第三世界的女性属于属下的范畴，她们在社会、政治和地理位置上都处于霸权力量之外。”[5]（50）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正是在殖民主义思维模式、父权主义和阶级种性制度等多重压迫下成为了社会中的“他者”和“属下”。不过，她们并未屈服于命运，而是在各种压迫下逐渐学会反思，在反思中觉醒，在觉醒中反抗，并最终重构起了自己的女性意识。

一、 种族和阶级的“属下”

“属下”[6]（ 35）一词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杂记》，最初指那些顺从于西方主流社会、处于被支配地位、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第一个层面上，葛兰西认为，权力主体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在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转化的过程中取得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被“属下”认可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在第二个层面上，葛兰西的“属下”主要指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斯里兰卡的（前）殖民者凭借这种软实力对斯里兰卡的民众进行了隐性的统治与支配。同时，斯里兰卡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利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对从属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在这些被统治和压榨的人群中，尤以女性群体最为悲惨。《让爱有天意》中的很多女性（如碧娑和莱莎）就属于这一群体。她们一方面要忍受白人在语言政策、和身体等方面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低种姓身份给她们义务教育、主体意识和情感关系等方面造成的问题。

在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的语言殖民政策使斯里兰卡人民丧失了对母语的自由使用权，甚至发声的权利。即使在殖民统治结束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失语状态。譬如，碧娑十分厌恶白人，痛恨他们拥有斯里兰卡的一切，却对斯里兰卡的习俗和法律置之不理。吊诡的是，当离开爆炸现场的碧娑和孩子们遇见白人时，竟然“自然”地选择用英语（而不是他们的母语）跟他们对话。不假思索地使用英语跟白人交流，意味着他们再次被确立了被征服的身份，以及在白人面前的“属下”地位。每说一次，这种殖民烙印在无形之中就被加深一次。甚至本地人司机也因自己为白人工作，对碧娑和她的孩子们极其傲慢。在某种程度上，以碧娑和司机为代表的斯里兰卡民众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认可了白人的这种隐性领导权。因此，尽管斯里兰卡已经独立，而且还有许多东西值得骄傲，但是斯里兰卡人还是没有真正学会彻底揭掉自己身上“属下”的标签。在白人眼里，斯里兰卡人仍然是他们支配的对象。

（前）殖民者不H利用语言政策来“再创造自身的他者”[4]（180），而且利用宗教手段加强被支配者的属下特性。譬如，他们在斯里兰卡设立了众多修道院，微妙却无误地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隐性的统治。作为（前）殖民者的代言人，这些修女已经在思想上被“洗脑”，不仅自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沿用着规训者的思维，继续规训新来的人，让她们恪守本分，遵守那里的条条框框。更悲哀的是，许多被规训和失去自我意识的修女竟然感到很满足。

除了在语言、宗教等形式方面继续受到（前）殖民者的控制，斯里兰卡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同样失去了自主性，成为他们随意消费、利用的客体。譬如，白人丹尼尔致使莱莎怀孕后，不仅恶毒地诅骂莱莎为他带来了麻烦，还毫无怜悯之心地把她送去堕胎。与医生闲谈期间，他完全不理会莱莎手术前的痛苦挣扎。在莱莎的身体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他便不再与她往来，转身去搭讪当地的其他女孩子，甚至还在莱莎面前炫耀自己的“战绩”。事实上，以丹尼尔为代表的白人自认为代表着发达、高贵的文明，而把第三世界的人们、尤其是妇女视作贫穷的、不开化的、无权利意识的“属下”。对待这些“属下”，他们往往首先采取刻意忽视、贬低的策略，进而“理直气壮”地利用自身主体的权力去蹂躏、践踏她们的身体。

斯里兰卡妇女不仅仍然要面对白人对她们隐性的种族压迫，还要遭受上层社会对她们直接的阶级压迫。在社会等级森严、种姓制度严苛的斯里兰卡，低种姓的女性几乎必然地被官方大写的历史抹煞，在生活中处处受阻，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譬如，碧娑的大女儿玛拉去修道院读书时，就因种姓低下而惨遭拒绝。身为女仆的莱莎向维芬尼夫人提议用更方便洗涤的肥皂洗衣时，却仅仅由于这一“知识”与她低下身份的冲突遭到了维芬尼夫人的讥讽。当莱莎想要回自己的工资、买双羡慕已久的凉鞋时，维芬尼夫人对这一正当的请求横加拒绝，还认为是教育毒害了莱莎，强迫莱莎辍学。即使校长控诉她奴役莱莎、不让莱莎上学的做法触犯了法律，她对此也不屑一顾。在维芬尼夫人看来，莱莎这种来自“属下”阶层的人，在上层阶级面前不能发声，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意识和权利。莱莎不需要、也不应该接受教育，只需要做好一个仆人，即，面部表情要顺从，眼神要低垂，目光要柔和，要放弃一切个人的幻想和欲望。

低种姓的女性不但被官方大写的历史抹煞，她们对上流社会付出的情感也常常轻易地被阶级的差异破坏。在小说中，莱莎一直把小主人塔拉视为好朋友，对她付出姐妹般的真情。但是，在塔拉心里，莱莎的“属下”地位从未真正改变。事实上，塔拉从小就被颇具阶级等级意识的母亲决定性地影响与塑造，在言行举止方面近乎是维芬尼夫人的翻版。在塔拉眼里，莱莎这个“属下”只有在行使“属下”功能时才卑微地“在场”，否则便是“看不见的人”。在塔拉要求莱莎从修道院回来时，她用的完全是命令的口吻。当塔拉的朋友夸奖她的“女人”（指莱莎）做的青檬很好喝时，塔拉也对站在她身边的莱莎视而不见。在她们看来，这个“女人”没有名字，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欲望，没有需求，只有仆人这一个身份。莱莎从修道院里回到塔拉身边两年多，塔拉一点儿都不在乎她，甚至从未问及莱莎生孩子的状况。在塔拉看来，莱莎绝非朋友，只是万千仆人中的一个，是她呼之即来、挥之则去，能在关键时刻帮她出主意的“属下”。她只期望莱莎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仆人――一个将莱莎个人的欲望与追求遮蔽的角色面具。

二、 男权社会里的“他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黑格尔首次提出的“他者”应用到了对两性关系本质的思考：“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7]（11）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是主体和操控者，女性是主体的“他者”和受支配者。与波伏娃相比，斯皮瓦克则更关注第三世界的妇女，将“他者”界定为在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失去自身主体性、无法言说自己的女性群体。这些女性成为被男性主宰、欺压和侮辱的对象，无一不被打上客体、附庸和从属的烙印。《让爱有天意》中的碧娑、莱莎、里拉和塔拉等女性都毫无幸免地沦为了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与“他者”。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不但要在肉体上将女性征服，在精神上也要对她们进行全面、彻底的操控。在这两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碧娑。当年，碧娑的父亲将她作为拍卖品，下嫁给了与她毫无感情的老男人达雅・萨玛拉昆。达雅是一个阴郁粗俗、暴躁野蛮、没有品位的渔夫，只把碧娑当成一个繁衍后代的生殖工具、一个供他发泄不满情绪的管道、一个随时随地都为他操持家务的奴隶。一旦碧娑不能予取予求，他便暴跳如雷，甚至对她拳脚相加。一次，碧娑为大女儿买了一件裙子，并花额外的钱让别人做了刺绣，就立即遭到了毒打。不仅如此，碧娑的内心也受到丈夫的严格控制。当她以寻找情人的方式试图超越丈夫的控制范围时，达雅便对她实施了更加残酷、更加频繁的家暴。

在逃离家庭之后，碧娑在枷锁重重的社会中仍然不可能挣脱“他者”的身份，被人们认定为处于“常态”和“惯例”之外。譬如，当碧娑为火车上卖蛋卷的老人辩护时，男人们对她立即表现出了极为鄙夷的态度，认为她愚蠢无知，即便开口说话也是放肆冒昧，更不用说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他们不愿给那些被边缘化的、被迫失语的女性“他者”以任何言说的机会。

对火车的第二层本质――阶级符号的认识，也让女孩们进一步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事实上，莱莎在幼年时就埋下了反抗阶级制度的种子。维芬尼先生在火车上碰到碧娑和她的孩子们（其中一个是莱莎）时，曾说自己本来是坐火车的头等车厢，以此来凸显自己与碧娑及孩子们的身份差异。那时的莱莎已经隐约了解到火车的这一层本质。来到维芬尼家做女仆后，这一认识逐渐趋于显性化。莱莎开始默默地反抗自己被边缘化的属下地位。譬如，莱莎从上层阶级雇主维芬尼家成功“偷”来力士香皂，坚持用它在井水边清洗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是莱莎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后来，也同样是在女性意识的驱使下，她敢于开口索要自己的工资。她虽然换来的只是维芬尼夫人的无情拒绝和冷嘲热讽，但还是成功地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要开始实施有策略、有计划的“报复”行动，以反抗自己受压迫的地位。她首先成功地“勾引”、并受孕于塔拉的男朋友亚吉斯。这一行为虽然看似离经叛道，但是从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来看，确实也是她唯一可行的方法。后来，她虽然被维芬尼夫人强行送进了修道院，然而当她从那里回来时，维芬尼夫人却惊诧地发现，她非但没有被制服，反而更加敢于挑战她的地位。很明显，莱莎已经从失语的“属下”变成敢于发声的个体。后来，杰汉夫妇与莱莎的主仆关系让莱莎再次思考逃离的可能与策略。在知悉自己的身世、看破虚假的情谊后，莱莎终于仪式性地脱下仆人的衣服，开启了新的旅程：“一次不是逃跑，不是被逐出家门，而是有备而来、带着明确计划和目标的旅程。”[9]（296）她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是极具历史性意义的一刻，因为从那时起，她便与前进和进步接轨，开始了对自己别种的、真实的女性意识的建构。

火车的第三层本质――男权压迫，则以更为悲情、更为决绝的方式得以呈现。在小说中，面对逐步升级的家庭暴力，碧娑在无数次思考和准备后，最终找准时机，带着孩子们逃跑。她的出逃是摆脱父权束缚和主宰自己生活的表现，也是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构筑爱巢理想的表现。坐上充满憧憬和希望的火车，碧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丢在后面的是什么。同时，她也清楚地理解到了火车的这一层本质，它那刚冷、残酷的表面背后隐藏着无法饶恕的同谋者身份――欧西亚茶区一年轻女子被自己的丈夫谋杀，而以列车长为代表的男性却诬陷那个女人和孩子的叔叔通奸，还毒死了她的丈夫和孩子。她知道，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正在利用女性的“他者”地位和失声的现状让她们成为替罪羊。面对这列同时隐喻着希望与绝望的火车，碧娑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她的女性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成长。于是，她重拾自己的语言武器，勇敢地痛斥诬蔑年轻女子的男人们，彻底破坏男人们心中的生活秩序和他们所固守的理念。由于力量单薄，在父权社会重重牢笼禁锢下的碧娑终究未能挣脱掌权者的控制。但是，她并未屈服，反而像“女性的基督”一般，以死明志，让自己的灵魂留守在“十字架”般的铁轨上，完成了自己女性意识的建构。

如果说碧娑以直接呐喊的方式来对抗男权，那么莱莎使用的则是看似沉默消极、实则更为巧妙的身体语言。波伏娃曾经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7]（309） 她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被建构的，因而是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和思考进行改变的。同样，西苏也充分肯定了女人的身体和欲望，认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12]（119）。莱莎生活在一个按照男性观念建立起来的世界中，其中的生活准则全是根据男性的愿望建立起来的。因此，为抛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顺从角色，打破社会阶层和性别方面的陈规，莱莎大胆探索出了一种新型的下层社会女性生活。她桀骜不驯的天性和对自我的执著追求，促使她走上了颠覆传统、消解男权统治的荆棘之路，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身体语言来寻找自我。与亚吉斯发生性关系时，她打破了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传统范式，“主动”引诱亚吉斯，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性。因此，当维芬尼夫人咆哮着质问她脑子在想什么时，她不但未感到羞耻，反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即使是冷漠无情的白人丹尼尔，也是先受到莱莎的欣赏，而后才得到莱莎身体的。她跟丹尼尔在一起的短暂日子里，也体验到了美妙的时刻，得到了一个体贴男人的赞赏。而第三个男性杰汗则是莱莎从小就喜欢的人，在他面前她可以暂时抛开阶级的束缚，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在结束与男人的关系后，莱莎还大胆地评价自己与亚吉斯、丹尼尔和杰汉分别后的感受。总之，虽然觉醒的女性意识让她的行为有些颠覆人们心中的“好女孩”形象，但她正是通过身体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为自己争取到了发声和自主选择的机会。

除了身体的表达，莱莎还梦想着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譬如，在修道院时，她曾得到过片刻的满足，因为她起码有一张床，她也不用为了争取一张床和一间自己私隐的房间而做一辈子的女仆。在塔拉的新家，莱莎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仆人房。后来，莱莎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布置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9]（206）。许多女性主义者都精辟地概括了世界妇女文学的同质性：“女人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就是要求‘自己的一间屋子’，它是外在的实际的空间，也是心理的空间。”[13]（128）莱莎在重构自己女性意识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开始的被迫服从和失声，到后来的奋起反抗、颠覆与觉醒，展示了她对女性生命意的思索，表达了对男权压迫的不满以及对自由和自我的不断追求。

除了各自作战，女主人公们最终还认识到，要想取得最终的突围，就必须团结起来，一同反抗来自白人、上层阶级和男性的压迫。对于团结，拜尔茨认为，它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依附或依恋”[14]（3）。王尔德指出，团结本质上是“彼此支持的团结成员之间的相互同情和责任”[15]（193）。霍林格认为，团结是“一种有意联合的经验”，它“更具积极性”，更能表述人的行为，从而让“人们拥有彼此的力量、情感和资源。”[16] （180-181）事实上，在她们建立起联系之前，虽然都各自对社会中的各种压迫进行过抗争，但都未取得真正的成功：碧娑被定义成疯女人，里拉被“囚禁”于修道院，莱莎则不断地遭受身边人的蹂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孤军奋战的她们抵抗不住社会主体性力量的猛烈打击。在清醒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后，女主人公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展开了不同的联结方式：希里的母亲（即，碧娑的婆婆）和碧娑经常会说一些互相鼓励和自省的话，避免她们被逆境打垮。碧娑把自己仅有的一对耳环给了里拉，让里拉为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而骄傲，并让她铭记她还有一个家庭在支持她。后来，里拉和莱莎成为姐妹后，里拉又把耳环给了莱莎，莱莎在心烦意乱或者不如意时总会以摸耳环的方式来寻求慰藉。可以说，耳环为碧娑、里拉和莱莎架构起了微妙的沟通桥梁，在同属边缘和属下地位的她们之间形成了情感、资源、力量的联系。除了耳环，几位女主人公对火车意象共识性的重释也充分地说明了她们团结之后的力量。在她们看来，她们的命运就像火车一样，必须重新以自己（而不是殖民者、上等阶级、男性）的方式将其全新定x。她们要像火车车厢一样，一节一节地紧密相连、团结一致，呐喊出强有力的心声。最终，莱莎与里拉一道，连同碧娑流连于铁路上的灵魂，乘坐着通往美丽新世界的火车上重构起了各自的女性意识，共同走向了未来。

四、 结 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第三世界妇女的主体性都是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中有意或无意忽略或抹杀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志在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几乎都是白人女性，很少认真思索第三世界女性独特的身份。而民族主义者则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男性，真实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并不是他们热衷的对象。针对这两种缩减式、刻板式的处理，许多后殖民作家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击，即通过赋予第三世界中妇女以话语权与能动性，将其真实的形象还原与再现。本文探讨的斯里兰卡小说家富里曼便是近年来最突出的一位。通过对复杂当代语境下斯里兰卡妇女生活现状的集体呈现，富尔曼成功地让我们了解到她们在（前）殖民主义、男权主义和阶级社会的压迫下是如何成为失语的“属下”和“他者”的，更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她们是如何在多重压迫下逐渐觉醒，学会积极挑战“属下”和“他者”地位，并最终重构起别种的女性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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