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窑”的御器生产、解运及次色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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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窑”御器的生产、解运及次色瓷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套严格的生产管理程序，确保了“唐窑”御器的生产质量，圆满完成了御器烧造任务，从而也促使“唐窑”制瓷技术达到历史的顶峰。

一、“唐窑”御器生产过程

“唐窑”御器生产过程，一般是皇帝发出旨意(订货清单)，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提供标本(画样或木样)，呈皇帝审定后，并将具体要求等交督陶官，御厂要根据皇帝的要求组织生产。当时清宫对官窑器有严格规定，必须按照“大内”送来的图样和皇帝旨意，不能随便改动。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中可以看出皇帝直接干预制瓷事宜。皇帝对部分器物的用途、形体、花纹等常有御旨，制作前须进呈画样或木样，审定后才交景德镇烧制。器物款识、配釉纹饰以及题诗等在记事档中均有记载。

如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烧造画珐琅用的填白瓷器命造办处画瓶样。隔两天后于当月十三日画得底样八张，计胆瓶、双环蒜头瓶、玉环天丝地纸锤瓶、花觚瓶、天盘口梅瓶、双风耳尊、玉环纸锤瓶、小胆瓶，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钦此。”此八张设计图发往唐英，烧得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将八种填白瓶每种选一件呈览，奉旨：“将直口胆瓶，着唐英以后不必烧造。”

这种少数作坯胎用的填白瓶御览后交珐琅处留作上珐琅彩之用，比较简单。若验看贡瓷之器则种类多、数量大，则品评有差。如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验看霁红把碗、汝釉杏圆四方双管瓶、青花白地龙风盒、娇黄釉宫碗、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娇金黄釉茶碗、宣窑青龙海水梅瓶、嘉窑双管六方瓶、黄地绿龙葵瓣四寸小碟、洋彩黄地洋花宫碗十种贡瓷之后，乾隆帝提出以下谕旨：(1)以后烧造瓶、罐、碗、盘、钟、碟等物，但照此霁红把碗釉水勉力烧造。(2)洋彩黄地洋花宫碗甚好，再烧造些。(3)青花白地龙风小盒烧造些。(4)再将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将小盒亦烧造些。(5)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嘴子甚粗，再烧时收细些。(6)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青龙改烧釉里红龙。(7)黄地绿龙葵瓣四寸碟上龙发绿釉水不清楚，碟外画青花。(8)汝釉四方双喜尊、哥窑锦带瓶、汝釉四方双耳太平尊、汝釉收小天禄尊、汝釉双喜纸锤瓶、冬青釉双喜纸锤瓶、汝釉小扁方双耳瓶、冬青釉络子尊、厂官釉收小双鼓钉花囊、钧釉拱如意花瓶、龙泉釉纸锤瓶，此十一件款式不好，不必烧造。乾隆对十种贡瓷中的七种指出其不足及改正的措施，另对他不满意的贡瓷停止烧造。可见，官窑瓷器可视为皇帝本人艺术品味的反映。

珐琅彩瓷的烧制更为皇帝重视，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需送御前经皇帝浏览，认为质地上好的，再送珐琅作画彩烧制。烧制时往往要秉承御旨，在怡亲王的主持下，分别于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及怡亲王府三处设窑烧制。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用珐琅料依样画到瓷器上，再入低温炉中烘烧而成。

对于督陶官自拟新样瓷器，则先由督陶官试造，随奏折进呈，等皇帝圣裁鉴定后，按照此新样再行制造。如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呈《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折送亲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创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伏祈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再行成对烧造。余外尚有新拟瓷器数种。亦系奴才自行拟造，已与催总老格详细研究，嘱其如式办理，俟得时随后陆续呈进。”

由此可见，“唐窑”御器生产过程，无论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交办瓷器还是督陶官自拟新样瓷器，都是严格按照皇帝的意旨要求组织生产。

二、“唐窑”上色瓷器的解运

御厂不仅承担为皇帝制作御器的任务，所生产的御用瓷器是如何运输到北京也是当时御窑厂的业务内容之一。乾隆四年二月以前，瓷器运京为每年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运。唐英《陶成纪事碑》中说“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三二寸口面者以至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如此，乾隆四年二月以前，御厂所产瓷器的输京路线，就是在景德镇出窑后，在珠山御窑厂经过第一次拣选、装船，由昌江入鄱阳湖，经鄱阳湖入长江，至镇江北折运河。在乾隆四年二月以前，在淮安关有一个点验、装桶的程式与手续。御厂所产的瓷器，在这里进行第二次拣选。唐英在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呈《遵旨呈报历年动支钱粮及陶务清册折》中说：“每年所得瓷器，分别上、次各色，亦陆续运送淮安关，听年希尧装配匡座，解运至京。”当时年希尧驻在二千多里之遥的安徽淮安，是负责淮安关税的收取，而对景德镇的御用瓷器的烧造没有具体的过问，只是传递烧样，验收成品，解运京城，拨付银两。其后或装船由水路过淮安关经运河北上直至北京，或是从淮安即改由陆路运送北京。乾隆四年正月十二日，唐英在《遵旨赴景德镇窑厂专司陶务折》中说：“奴才现将江西解淮上色瓷器九千三百七十五件，业于正月十二日由陆路运送进呈。尚有次色瓷器二万一千余件，奴才攒造册籍，收拾装桶，由水路运送进京。”这批瓷器应该是最后一批由淮安配座、装桶、转运进京的官窑瓷器了。

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唐英移理九江关，兼管景德镇官窑的陶务，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凡官窑器都先送到九江配座、装桶，再由九江起运赴京。唐英在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奏请改由九江关动支银两经办陶务折》中说：鉴于“淮关去江西二千余里”，在支取银两、配座、装桶、解运中有诸多不便，建议以上诸事“今奴才荷蒙天恩，畀令专司窑务，凡烧造之器，配座、装桶、解运；奴才俱在江西一手办理，直送京师，以免由淮绕道，耽延时目。……且免护送声扬之繁。”且具体建议在九江关办理最为便利。朱批：“有旨命汝管九江关税。望汝即照此奏办理可也。”这样，淮安关作为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历史也就终结了。从乾隆四年二月开始，九江关取代淮安关充当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重要角色。因而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御器解运线路则是从景德镇装船后经昌江、鄱阳湖、长江、运河直达北京，全程为水路。

对于像皇帝临时发出指令，由内务府传旨给窑厂烧造成的瓷器，往往是王命紧急，刻不容缓。瓷器一旦烧造成功，就马上由专员直送北京，是为特殊运送。档案记载，特殊运输多是由督陶官派其家人直接送交内务府官员，并转呈给皇帝过目即由皇帝验收，其送达地有北京和承德两处。

三、“唐窑”次色瓷器管理

雍正六年及其以前，即唐英到御窑厂监理窑务之前，御窑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基本沿袭了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做法，落选御用瓷器散存在御窑厂内，尚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处理规定。厂内人员和工匠们可以任意使 用，有的破损了，有的遗失了，这种状况与明代隆庆、万历时期非常相似。

唐英到任后，雍正七年至乾隆七年，在唐英的努力下，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按年酌情估价，登记造册，每年与入选御用瓷器一起解运呈进，交内府贮存，或在京变价出售，或以各赏赐时用，有了明确、具体的处理办法。唐英在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中说：“窃奴才于雍正六年奉差江西，监造瓷器，自十月内到厂，即查得有次色脚货一项，系落选之件。从前监造之员，以此项瓷器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有数目俱无从查核。奴才伏念厂造瓷器上供御用，理宜敬谨办理，虽所造之器出自窑火之中，不能保其件件全美，每岁每窑均有选落之件，计次色脚货及破损等数，几与全美之件数相等。此项瓷器必须落选，不敢上供御用。但款式制度有非民间所敢使用者。奴才辗转思维，实不便遗存在外，以蹈亵慢不敬之咎。随呈商总管年希尧，将此次色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各赏用。自奴才到厂之后，于雍正七年为始迄今，总属如此办理。……”

乾隆七年六月，旨令唐英：御厂烧造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折》)唐英在《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中说：“……惟是国家分别等威，服物采章，俱有定制。故厂造供御之瓷，则有黄器及锥拱彩绘、五爪龙等件。此等器皿，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擅用，以滋违制之戾。至如观、哥、汝、定、宣、成等釉，以及无关定制之款式花样等器，亦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者，足底有年号字款，民窑则例禁书款，久经奉行查禁。此奴才于始行监造之日，即不敢将此次色脚货存留于外之由也。今若将每年之次色脚货于本地变价，则有力之窑户，皆得借端影造，无从查禁，恐一二年间，不但次色脚货一项其影造之，全美者亦得托名御器以射利。俾伪造之厂器充盈海内，无论官器日就滥筋，而厂内选落之器转致壅滞，而不能变价，则每年之次色约计价值不下二三千两，更恐难按年变交。是官器与钱粮两无裨益。奴才战兢惕栗，不得不鳃鳃计及者也。至于黄器及五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之器，似未便以次色变价，致本处窑户伪造僭越，以紊定制。奴才愚昧之见，请将此选落之黄器五爪龙等件照旧酌估价值，以各查核，仍附运进京，或备内廷添补副余，或供赏赐之用，似可以尊体制而防亵越。至如余外选落之款釉花样等件，凡属官造，向亦在查禁之列，不许民窑书款仿造，然于国家之制度等威，尚无关涉，似不妨在外变价。奴才请将此项次色脚货，仍按年估计造册，呈明内务府。俟核复到日，听商民人等之便，有愿领销者，许其随处变价，仍不许窑户影射伪造，以杜滥筋壅滞，则此选落之无关定制者既易销售，而黄器五爪龙之选落者亦得所用，不致流布民间，以滋亵越矣。”唐英的这份奏折呈进之后，在奏折上的朱批是：“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

乾隆七年以后，除黄器外，其余落选御用瓷器一律在当地变价出售，并成为了制度。这项制度应该说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惠色在呈《奏缴娇黄次色瓷器折》中说：“今查监督唐英于乾隆十五年调任粤海关，奴才接管烧造。十五、十六两年瓷器，将上色者进呈，其应行变价之次色，亦经按例估计银二千四百一十两零，于乾隆十八年十二月照数清交养心殿。至娇黄次色，自应遵旨恭缴。计乾隆十五年分次色黄器一千八百零三件，十六年分次色黄器一千八百零三件，理应分别开造清册，交送广储司照册查收。”唐英在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呈《恭缴次色黄器及次色祭器折》中说：“……应行变价之次色亦已按例估计，各年变价银两亦经清交养心殿造办处，总收完讫。至娇黄次色自应遵旨恭缴。查自乾隆七年分至乾隆十四年，次色黄器总共一万一千七十九件，理应分年开造清册，照例交广储司，按册查收。再查乾隆十三年分奉文烧造各种祭器，除将上色缴收外，所有各种次色祭器一百六十四件，谨汇同黄器恭献。”

由此可见，在唐英的努力下，清代御窑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与明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彻底废除了明代洪武至嘉靖时期御器厂打碎掩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