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和他的钢琴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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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是近年来中国钢琴“海外军团”中风头正健的一员。从武汉音乐学院启程的他，在美国完成了伊斯曼音乐学院本科及朱利亚音乐学院钢琴硕士、艺术家文凭(同等博士学历)的学业后，2010年，回航母校，以“楚天学子”身份受聘任教于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

7月的一个午后，本刊编辑部与徐洪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交谈。在光鲜的舞台和平静的校园之间往返，在青年才俊的演奏家和老成持重的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之间切换，或许是现阶段众多负笈千里的钢琴学子们所要面临的一种职业选择、也会逐渐成为众多新生代钢琴家的事业常态。

徐洪在接受武汉音乐学院教职之前，纽约的演奏事业已经展开得有声有色，少小离家的求学经历使他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相比国内而言，美国的优势在于它的环境，那里有成熟的音乐市场，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交流、与大师接触。徐洪所属的经纪公司在英国，旗下有布伦德尔、布列兹等当今国际顶级音乐家，经纪方可以根据音乐会的需要，安排这些大师给徐洪上课，这种课堂既有切磋的氛围，也有提携的意味。同时，英国威格摩(Wigmore)音乐厅也向徐洪伸出了“橄榄枝”，他幸运地受邀于明年举行他在“威格摩”的第三场独奏音乐会。届时，威格摩还将把他的演出制成专辑发行。徐洪说，他在英国的发展势头很好，得到了很多重要的业内人士的帮助，如果他本人能够一直待在伦敦，列于经纪公司的演出计划和他的演奏事业将会更为直接便利。因此，朱利亚音乐学院毕业后，徐洪所考虑的是留在纽约或者迁居伦敦，他说，他喜欢“牛津”，希望能够住在那里独立而安静地练琴，专注而有序地演奏，不时找一些大师指点一下，徐洪的想法得到了他三位老师的全力支持，因为伦敦的音乐市场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史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一段相对已知和势头良好的坦途上转向去选择一段未知和崭新的道路呢?徐洪坦率地说，这个决定是在考虑到家庭、母校与个人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而做出的。在国外的十年里，徐洪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感受到“祖国”这两个字的分量，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内外演奏水平的差距，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此做点什么，使在他之后走出国门的孩子们能够在通往钢琴艺术之巅路上走得更远更从容些。而去伦敦尽管于艺术前途是大有帮助，但也意味着他将在异乡孤军奋战，远离故土和家人，艺术无国界，艺术家却依然会思念故土，也许是离家十年，机场相见时失声痛哭的记忆太过深刻，在徐洪和他的家人的心里，亲情和团圆毫无疑问才是最珍贵的。

演奏作为一种职业是具有不稳定性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乐团和音乐会被压缩得非常厉害。笑称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徐洪，希望有一天不再给父母增加经济负担，无论是音乐上，还是生活中，他都希望能够独立担负一个音乐家的责任和尽到为人子的义务。同时，从个人来讲，徐洪认为除了演奏以外，作为一个音乐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愉悦自己，还应该考虑为音乐事业做点什么，譬如如何传播音乐、影响他人。因此，当徐洪的老师、武汉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蒋立平与他联系商量回校任教的事情时；他欣然接受了。

母校给予了徐洪很多优惠的条件，这些条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这个年轻钢琴家的艺术生命力，最大程度地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的空间，消除了他“最害怕会因为教学而放弃演奏”的后顾之忧。徐洪的工作量不大，主要是教授一些公开课和举办一些讲座，只有几个固定的学生，他有充足的时间安排自己练琴、往返各地举行音乐会以继续职业演奏生涯。徐洪说，明年的演出量是20至25场，以前，总是希望演奏会多多益善，在加拿大比赛后，曾有过40场音乐会的计划，那时候最重视音乐会的数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发现真正推动演奏事业发展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在什么地方弹、什么人来听，这些远比弹多少次更为重要，每年能弹20场高规格的音乐会，这样的演奏更有意义。尤其是目前，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宽松很多的工作环境，他可以更集中地追求自己心爱的艺术高度，弹琴就是为了弹琴，和其他都没有太多关系了。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徐洪说，小时候觉得自己只适合弹琴，不适合教书。还在武汉音乐学院附中时，徐洪常常会对跟他上课的学生脾气急躁。那时候，他觉得教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每个人思维方式的不同，即使是在同一个原则下，面对不同的人，教学方式也必须是不同的，因此教学的灵活多变，使得其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并不比演奏艺术简单，相比之下，自己练琴要容易很多。但是，去美国以后，徐洪亲身体验了那种以鼓励学生为主的音乐学习氛围，尝试转变自己的教学态度和方法，很快在朱利亚音乐学院亚裔学生的“妈妈群”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很多学生慕名而来。

逐渐地，徐洪开始享受教学的过程，他会很认真、很投入地去听学生的演奏，会很仔细、很耐心地向学生讲解，这种教学要比他自己练琴更为辛苦，但“教学相长”的道理使他觉得仅仅为了金钱而教学并没有太多意义，自己能够从教学中学到东西、看到学生的成果――这个过程再累也是值得的。

当我们谈到“师生关系”这个话题时，徐洪说，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在“伊斯曼”，徐洪和他的专业老师情同父子，无话不谈，老师不仅传授音乐艺术的知识，也是他人生中的良伴。老师除了不计报酬地给徐洪延长课时、在不忙的寒暑假给他每周上三次专业课外，甚至还会仔细地指导他在学校选修课程的具体安排。一般情况下，老师给徐洪安排在下午最后一节课，课程结束便驱车外出一同吃饭，路上他们会讨论宗教、哲学，生命、人生、爱情，当然还有音乐和演奏，这样的谈话常常导致他们在寻找饭店的途中迷路，但同时这种课外学习补充了课堂时间的局限，给予了徐洪巨大的帮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老师这样的青睐，但即便老师如此厚待徐洪，他也从来不在其他学生面前让徐洪产生优越感，这一点是基于老师对其他每个学生个性的了解和尊重。徐洪说，在一次每周集体观摩例会中，老师没有批评那个弹得最糟的学生，而是鼓励他比上周弹得好，轮到徐洪，却被老师挑剔了一番。徐洪课后问及老师原因，老师的回答是，批评并不能使他弹得更好，而谁都知道你弹得好，我不能再给你优越感。徐洪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每一个老师，无论是启蒙老师蒋立平，还是伊斯曼音乐学院的老师道格拉斯・翰弗雷斯、朱利亚音乐学院的老师杰洛米・罗文泰尔，他们都对徐洪倾注了父母对孩子般特别的关注和爱护，扶持他在音乐道路上走过一程又一程。

“伊斯曼”的老师在徐洪前往“朱利亚”继续深造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回家再拆开。看完信后，徐洪深受感动，信中，老师充分地肯定了徐洪的 音乐才能，并鼓励他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老师说，我没有孩子，但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子。这样的师生关系，直到徐洪离开学校仍在持续，老师仍然在徐洪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分量，无论是音乐上还是生活上；他都乐意跟自己的老师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徐洪觉得国内也很多这样紧密的师生关系，但比较而言，国内的老师对待学生会管教得更多更具体，如他和启蒙老师蒋立平教授之间，蒋老师会更加细致入微到他每天练琴的时间和质量，甚至是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国外的老师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指导学生，为学生提供价值观的参考，不会轻易对学生发表具体意见。国内外老师的共同特点是，良好的师生关系都是建立在音乐培养和情感培养同步进行的过程中。因此，徐洪希望从教“武音”后，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和学生成为朋友，上课不一定要一板一眼，学生数量不一定要多，上完课一起出去吃饭，聊聊音乐和生活，就像他和他在美国的老师那样。

按照学校的要求，开设讲座是徐洪的教学方式之一，明年他计划讲座的内容是有关各大国际钢琴比赛的介绍，包括如何准备比赛曲目、如何调整比赛心态等具体细节。另外，他打算就“如何与乐队合作”做一个系列讲座和写些文章，以此来推广协奏曲的演奏。徐洪说。这两个计划所涉及的内容在国内的介绍和认识基本处于零散状态，国内广大钢琴学生、家长虽然热衷于与比赛，但是真正对比赛的意义和方法不甚了解，因此会有一些盲目和荒唐的行为需要引导和厘清。关于协奏曲的教学，国内的风气亟待重视和振新，在国外，在学校的协奏曲比赛中获奖的学生都会得到与乐队合作的机会，极大地促进协奏曲演奏水平的提高，国内院校应该尽快建立这种乐队与独奏的连接。徐洪还准备进行现代派钢琴作品的演奏和讲解，他在“朱利亚”的钢琴老师的女友是一个专门演奏现代派钢琴作品的钢琴家，她引荐徐洪向在世的现代派作曲家们请教作品的演奏，因此，在这方面，徐洪的计划实施起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徐洪说，学校让他回来教学，是希望他能真正做一些事情，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共建一个平台，他不能辜负了学校的期望，必须在教学上出成绩、在文化交流上有突破、在学术环境上有变化，才能对得起学校为他创造的条件和提供的待遇。

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徐洪每天至少需要五个小时的时间练琴以保证各种音乐会的邀请和续约。他说，人生最大幸福就是能够每天练六个小时的琴，那是最开心的事。在肖邦“大热”的今年，徐洪并没有跟风，他选择在归于平静的时刻诠释肖邦，目前，他正在为明年肖邦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做准备。徐洪认为，肖邦的作品很难弹，不能够全凭理性去演奏，而随着年纪见长，他的演奏越发依赖理性，小时候，大量弹奏肖邦作品时以直觉居多，但现在认为肖邦作品里每个音符的处理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原因作为支持，反而使他与肖邦拉开了距离，因此他会更多地选择德奥的作品。

徐洪说，弹琴是一场马拉松，他愿意一直为演奏事业而奋斗，但他不愿为生活所迫去疲于奔命地演奏，他更愿意主动地、从容地、有质量地奉献每一场音乐会。谈话过程中，徐洪觉得从事文化交流和传播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比如卡内基音乐厅的艺术总监，他每年的安排运作能够使上万人次受益，这种受益的范围和幅度远远超过了某一个钢琴家对公众的影响。因此，徐洪说，一个音乐家在演奏的同时最终还是要思考自己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些什么、又能为音乐事业做些什么。

不知徐洪是否意识到，回到母校任职，正是在教与学中履行一次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使命，他的经历、他的讲座、他的课堂、他的演奏对于他的学生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是种子，或许是土壤。在采访中，我们觉得徐洪的幸运，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有那么多伯乐，他的幸运源于他对自我客观的认识、对人生理性的规划以及对音乐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衷心希望更多即将在海外学成的青年艺术家们，能够找到音乐与人生交汇的坐标，能够共同努力构造“中国钢琴学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