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品格教育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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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潘光旦认为只有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品格教育包括三部分内容:通性与个性的辨识;明与恕标准的重申与确立;个人的修养。通过榜样教育、品格的自教、价值意识的教育和做人做士的教育等途径培养一个人的健全品格,进而可以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
关键词: 品格教育 内容 途径
潘光旦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博学广识,研究范围涉及优生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丰富的经历和渊博的知识使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令人深思的教育理论,他的关于品格教育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一、品格的界定
潘光旦对品格概念的把握基于他的生物学、社会学等知识。他指出品格的概念产生于品性。人与人之间既有比较相同的通性,又有相异的个性。而通性虽同,却有程度上的不齐;个性之异虽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若就其极端者而言之,则判然几乎有类别之分。凡此统称之为人的流品。[1]生物有流品是有机演化的基本条件,而人类有流品是社会演化的基本条件。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物类各有维持其品种的特性的能力,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维持社会的秩序与统一也是必要的,即社会的演化要有一种典型规范,要异中有同,变中有常,有条理、有秩序,进入人类文明社会,更要有这种社会演化的典型、规范。在品性与流品的事实外,就产生了品格的概念,格是典型、规范、标准,品格即品性的标准。达不到此标准的人,就是不及格的人。要维持社会的秩序与统一,就要进行品格的教育。
二、品格教育的内容
潘光旦认为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它包括三部分内容:1.通性与个性的辨识;2.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与确立;3.个人的修养,特别是意志与控制能力的培植。并且这种品格的教育植根于中国原有的道德教育系统,它的价值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降低。
(一)通性与个性的辨识
品性的格式或标准是什么?潘光旦认为标准的需要来源于群居生活。因为群居生活的第一要义就是“和”。而要人人有何种品性,或最大多数的人有何种品性,才可以取得共同生活的“和”,便是问题的核心。[1]他指出虽然人与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通性,但是通性之同不一定能帮上“和”的忙,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数见不鲜,而个性之异看似是“和”的一大障碍,但社会的分工合作等团体生活却以它为基础。因此,通性与个性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承认个体、群体的存在,如果过于偏重社会是对个性的否定,而过于偏重个性是对社会秩序的否定。理想的社会之所以要考虑到个人和社会两方面是因为个人的“三目”(即同于别人的通性、异于别人的个性和非男即女的性别)和社会的“三目”(秩序的维持、文化的进展,以及族类的绵延)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秩序基于通性之同;进步基于个性之异;绵延系于两性的分工合作。而只有这样才能有希望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所以品格教育的第一要义便是教人通性与个性的辨识。
(二)明、恕标准的重申与确立
通性之同如何来维持群居生活之和,潘光旦认为中国的民族经验及先贤遗教曾经留下一个行为的标准来,就是应当讲求一个“恕”字,而个性之异要推进群居生活之和,并且推进一个更高的境界,应当讲求一个“明”字。“明”就是客观,“恕”就是宽容。潘光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恕并称的最好的例子便是《左传》·《隐公三年》中的“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明恕两标准的见诸实行,而能达到一个‘无人能间’的程度,不能不说是和之至”。[1]因此,行明行恕才能维持及推进群体生活之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潘光旦认为近代社会病态的出现,虽有一半出于不恕,另一半却出于不明,因此要想解决当前社会的病态,必须重申确立明、恕两个标准。因为“明、恕是行为的标准,能实行明与恕的品性才是合乎标准的品性,也才是我们应有的品格。能明能恕的品性可以说是一切道德品性的总汇,至少是个纲领”。[1]那么能明能恕的品格从何而来?潘光旦认为有两个源泉:一是遗传,一是教育。能明能恕的先决条件比如健全的体格、高度的智力、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想象力等这些条件与遗传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些条件的先天根底太薄弱,那么即使后天的教育再好,也不能化弱为强,但若只有先天的根底,而缺乏后天的培养,那么也是徒劳无事。
(三)个人的修养
在个人的修养这方面,潘光旦主要强调了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养?因为“一个人要了解别人同于我的通性,知人我之间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名利物欲的冲突,而于智力情绪的运用施展上,预留地步,是需要相当强大的意志力的;至于领会别人的个性,承认别人的见地,尊重别人的立场,所需要的自我制裁的功力,是更为巨大的”。[1]在他看来,能明能恕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这就需要特别注意意志的培养,让意志来统领理智、情绪、想象等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动。不过潘光旦指出近代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流行使得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养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因为集体主义强调服从、唯一,以团体的意志代替个人的意志,失诸不明,忽略个性;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失诸不恕,不知裁节,忽略通性。虽然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节,却更加彰显了意志与制裁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三、品格教育的途径
如何养成一个人的完善品格?使之能明能恕,通过通性之同维持社会生活之“和”,通过个性之异推进社会生活之“和”,进而造就一个健全的社会。潘光旦提出了四种途径:1.榜样教育;2.品格的自教;3.价值意识的教育;4.做人做士的教育。
(一)榜样教育
潘光旦指出品格教育要特别注重身教,而身教不能不先拿体验做样本,因为侈谈理论是不生效力的。关于品格教育的榜样作用,潘光旦着重论述了师道的作用。潘光旦对近代新教育给予了深刻的批评,他认为近代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便是近代新教育侈谈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而不讲求好榜样或好楷模的接受,因为教育的本意就是好榜样的接受与推陈出新。“做师表者的责任,绝不仅仅在灌输一些智识,而在把自己整个人格和盘托出,做人家的榜样”,[1]教师要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潘光旦认为近代青年所犯的思想与行为的稳妥、善打小算盘等毛病,出了历史、政治的原因外,最可痛心的便是师道本身的扫地,而之所以扫地就在于为人师的人不以好榜样自居。他认为近代新教育应当忏悔,为何要忏悔?其原因就是身教的缺乏,做教师的不能拿好榜样给学生看。他认为做教师的思想太正经,行为太稳健等缺点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假如教师也犯思想太正经、行为太稳健、生活算盘打得太小等等毛病,试问我们能够希望在他们指导下的青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么?”[1]“教育的最大效能,化泽的最大功用,就在培植一个人在精神上维护他的青年,不知老之将至!”[1]鉴于教师在培养青年学生的品格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潘光旦特别注重师资的选择,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所谓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是贯通的’,也即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2]在品格教育中,教师的表率作用要远远胜过那些枯燥的生活戒条和奖惩功过的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