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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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试映会不到2个月时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再次重归故里，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举行正式的首映会。
距离试映会不到2个月时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再次重归故里，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举行正式的首映会。
在首映会的前夜，范立欣来到汉街文华书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演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消息的影迷们蜂拥而至，看片的人一直排到了走廊深处，一些没有座位的人干脆就坐在地板上看完了影片。三月的武汉依然笼罩着冬日的阴霾，但影迷的热情让范导大呼“武汉的朋友们太给力了”。
在首映会的前夜，范立欣来到汉街文华书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演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消息的影迷们蜂拥而至，看片的人一直排到了走廊深处，一些没有座位的人干脆就坐在地板上看完了影片。三月的武汉依然笼罩着冬日的阴霾，但影迷的热情让范导大呼“武汉的朋友们太给力了”。
黑色外套，黑白条纹的T恤衫，简单的牛仔裤，再普通不过的行头；生于70年代的武汉，来自书香门第，五官白净清秀。从范立欣的谈吐中，旁人总是能从一种谦和的亲切感里，感受到来自他的独特气场。
黑色外套，黑白条纹的T恤衫，简单的牛仔裤，再普通不过的行头；生于70年代的武汉，来自书香门第，五官白净清秀。从范立欣的谈吐中，旁人总是能从一种谦和的亲切感里，感受到来自他的独特气场。
回家的绿皮火车
回家的绿皮火车
影片的海报上有一列向前行使的绿皮火车，窗口露出一位大眼睛女孩远眺的侧影，眼神幽怨而不满，稚嫩而迷茫，这个女孩就是张琴，张昌华和陈秀琴的大女儿。
影片的海报上有一列向前行使的绿皮火车，窗口露出一位大眼睛女孩远眺的侧影，眼神幽怨而不满，稚嫩而迷茫，这个女孩就是张琴，张昌华和陈秀琴的大女儿。
这是一家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寻寻觅觅的一个月碰壁中，范立欣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对象。摄制组跟随这个家庭拍摄了3年时间，1095个日夜，同吃同住，由陌生到熟悉，由抗拒到对摄影机的视而不见，在不断的磨合中，范立欣将这种关系调和到了最佳状态。
这是一家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寻寻觅觅的一个月碰壁中，范立欣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对象。摄制组跟随这个家庭拍摄了3年时间，1095个日夜，同吃同住，由陌生到熟悉，由抗拒到对摄影机的视而不见，在不断的磨合中，范立欣将这种关系调和到了最佳状态。
张昌华夫妇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从广州回家，需要先坐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之后转坐船，最后再坐汽车才能达到，这里是景色迷人的小乡村，有翠绿的稻田，烟雾笼罩的江面，美丽却让人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十分贫困。1990年，夫妇俩为了生存，扔下8个月大的女儿，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在镜头里，父亲张昌华大多沉默不语，眼神流露的情绪展现了他矛盾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母亲陈素琴的话语稍多，恰当的充当了旁白的角色。
张昌华夫妇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从广州回家，需要先坐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之后转坐船，最后再坐汽车才能达到，这里是景色迷人的小乡村，有翠绿的稻田，烟雾笼罩的江面，美丽却让人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十分贫困。1990年，夫妇俩为了生存，扔下8个月大的女儿，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在镜头里，父亲张昌华大多沉默不语，眼神流露的情绪展现了他矛盾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母亲陈素琴的话语稍多，恰当的充当了旁白的角色。
范立欣称张昌华为“张哥”，从2007年到2009年，他见证了这个家庭的聚变。由于缺少父母的照顾，初中毕业后的张琴叛逆不羁，和父母关系紧张而敏感。张琴跪在最爱的外公坟前，哭诉对现实生活和父母关系的不满。这一年，张琴决定辍学，南下打工。走前一天的夜幕时分，张琴对弟弟说：“如果我走了，以后给外公烧纸这些事就得你去做，我也不可能经常回来，我也不想经常回来，怎么说呢，这里始终都是一个伤心的地方。”说完便沉默不语，久久的望着远方。范立欣说：“张琴曾跟我说，她想追求自由，对她而言，自由就是快乐。”张洋则是张昌华的小儿子，正在读初中，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外婆。
范立欣称张昌华为“张哥”，从2007年到2009年，他见证了这个家庭的聚变。由于缺少父母的照顾，初中毕业后的张琴叛逆不羁，和父母关系紧张而敏感。张琴跪在最爱的外公坟前，哭诉对现实生活和父母关系的不满。这一年，张琴决定辍学，南下打工。走前一天的夜幕时分，张琴对弟弟说：“如果我走了，以后给外公烧纸这些事就得你去做，我也不可能经常回来，我也不想经常回来，怎么说呢，这里始终都是一个伤心的地方。”说完便沉默不语，久久的望着远方。范立欣说：“张琴曾跟我说，她想追求自由，对她而言，自由就是快乐。”张洋则是张昌华的小儿子，正在读初中，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外婆。
在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群像：拥挤不堪的广州站，黑压压的一片蠕动的人头看不到边际，人们拿着、背着、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的翘首以盼，广播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警察组成的人墙能在瞬间内被挤崩溃掉。当闸门打开放行，人流如潮水般涌入，冲散了上一刻还在身边的亲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春运，每年都要上演一次。
在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群像：拥挤不堪的广州站，黑压压的一片蠕动的人头看不到边际，人们拿着、背着、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的翘首以盼，广播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警察组成的人墙能在瞬间内被挤崩溃掉。当闸门打开放行，人流如潮水般涌入，冲散了上一刻还在身边的亲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春运，每年都要上演一次。
2008年是张琴第一次参与春运，也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深陷在春运拥挤的人流里，张琴觉得新鲜而好笑。恰逢全国遭遇雪灾，火车停运，60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等了4天4夜，在经过层层突围之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归家的绿皮火车。陈素琴批评张琴说：“不好赶车只觉得很可悲，没有一个人觉得很好笑的。”
2008年是张琴第一次参与春运，也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深陷在春运拥挤的人流里，张琴觉得新鲜而好笑。恰逢全国遭遇雪灾，火车停运，60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等了4天4夜，在经过层层突围之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归家的绿皮火车。陈素琴批评张琴说：“不好赶车只觉得很可悲，没有一个人觉得很好笑的。”
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总会有这样的标语：****祝您旅途顺利。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些为城市建设打拼了半辈子的农民工们，连最基本的诉求：一列能够将他们安全送达到家，春节与家人团聚的绿皮火车，都显得难于登天。范立欣说：“每年我在广州站看到成千上万为‘振兴中华’付出了努力与牺牲的农民工，如蝼蚁般滞拥在这块大号牌下时都觉得特别讽刺，他们为国家付出得太多，国家给他们的回报太少。”
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总会有这样的标语：****祝您旅途顺利。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些为城市建设打拼了半辈子的农民工们，连最基本的诉求：一列能够将他们安全送达到家，春节与家人团聚的绿皮火车，都显得难于登天。范立欣说：“每年我在广州站看到成千上万为‘振兴中华’付出了努力与牺牲的农民工，如蝼蚁般滞拥在这块大号牌下时都觉得特别讽刺，他们为国家付出得太多，国家给他们的回报太少。”
影片的每个镜头都很稳，即使是在人流如织的广州站也如此。范立欣说：“这都要归功于摄影师孙少光，他对构图和光线十分讲究，在人多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拿稳。有时我会劝他，不稳也没关系，但他还是苛求既要确保真实性，图片和画面也要好看。”
影片的每个镜头都很稳，即使是在人流如织的广州站也如此。范立欣说：“这都要归功于摄影师孙少光，他对构图和光线十分讲究，在人多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拿稳。有时我会劝他，不稳也没关系，但他还是苛求既要确保真实性，图片和画面也要好看。”
农民工的归途
农民工的归途
整部片中，张琴的际遇和命运让人心痛又不忍，直到现在和张昌华夫妇的关系依旧不好。她是留守儿童，在一个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正值青春期，性格叛逆，面对父母，她的眉头从未舒展开来。
整部片中，张琴的际遇和命运让人心痛又不忍，直到现在和张昌华夫妇的关系依旧不好。她是留守儿童，在一个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正值青春期，性格叛逆，面对父母，她的眉头从未舒展开来。
2008年春节回家之后，父女的矛盾到达顶点。因为张琴上学的问题，父女俩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而张琴脱口而出的“老子”一词，彻底惹火了张昌华，两人大打出手，这位话不多的瘦弱男人在这场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几次将张琴掀翻在地。
2008年春节回家之后，父女的矛盾到达顶点。因为张琴上学的问题，父女俩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而张琴脱口而出的“老子”一词，彻底惹火了张昌华，两人大打出手，这位话不多的瘦弱男人在这场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几次将张琴掀翻在地。
范立欣和摄制组对这一突发事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记录者，以职业道德而言，不应该干涉拍摄对象和事态的发展，但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应施以援手。最后，范立欣还是忍不住冲进房间，扯开了扭打在一起的父女。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范立欣是心痛的，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他和这一家人共同生活了2年。
范立欣和摄制组对这一突发事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记录者，以职业道德而言，不应该干涉拍摄对象和事态的发展，但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应施以援手。最后，范立欣还是忍不住冲进房间，扯开了扭打在一起的父女。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范立欣是心痛的，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他和这一家人共同生活了2年。
第二次南下，在滚滚向前的火车上，张琴面对镜头说到：“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我去深圳嘛，也没什么目标，开始是玩，然后再工作吧，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她青涩稚嫩的脸上，看到了对于未来的迷茫，也并不清楚梦想有什么形状。之后，张琴选择在一家娱乐场所打工，她拎着两打啤酒，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嘈杂的音乐声和五光十色的炫目灯光之中，她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路。
第二次南下，在滚滚向前的火车上，张琴面对镜头说到：“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我去深圳嘛，也没什么目标，开始是玩，然后再工作吧，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她青涩稚嫩的脸上，看到了对于未来的迷茫，也并不清楚梦想有什么形状。之后，张琴选择在一家娱乐场所打工，她拎着两打啤酒，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嘈杂的音乐声和五光十色的炫目灯光之中，她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路。
在范立欣看来，张昌华所带代表的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赚钱养家，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拥有强烈的自尊，不轻易接受帮助，隐忍自爱；而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们更渴望飞出贫穷的桎梏，在城市开垦一席立足之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在范立欣看来，张昌华所带代表的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赚钱养家，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拥有强烈的自尊，不轻易接受帮助，隐忍自爱；而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们更渴望飞出贫穷的桎梏，在城市开垦一席立足之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纪录片之外，女儿张琴的叛逆让夫妇俩伤透了脑筋，他们把希望放在儿子张洋身上。为此，万般无奈之下，陈素琴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照顾儿子。范立欣说，张洋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明年就要参加高考。
纪录片之外，女儿张琴的叛逆让夫妇俩伤透了脑筋，他们把希望放在儿子张洋身上。为此，万般无奈之下，陈素琴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照顾儿子。范立欣说，张洋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明年就要参加高考。
范立欣用这一家人的境遇，映射出了一个阶层的影子。农民工父母一辈子的诉求，仅仅是赚钱养家，供子女读书，希望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世界，不再重复自身的悲剧，这样的爱太沉重了，以至于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懂得，就已经渐行渐远。
范立欣用这一家人的境遇，映射出了一个阶层的影子。农民工父母一辈子的诉求，仅仅是赚钱养家，供子女读书，希望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世界，不再重复自身的悲剧，这样的爱太沉重了，以至于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懂得，就已经渐行渐远。
3年的拍摄中，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和对未来的茫然无奈是对范立欣冲击最大的部分，“下一部纪录片我会关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和父辈不同，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我非常感兴趣探求他们未来的路会在哪？”
3年的拍摄中，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和对未来的茫然无奈是对范立欣冲击最大的部分，“下一部纪录片我会关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和父辈不同，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我非常感兴趣探求他们未来的路会在哪？”
纪录片的春天
纪录片的春天
导演范立欣是武汉人，住在万松园一带，长大后虽然回武汉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变化特别大。
导演范立欣是武汉人，住在万松园一带，长大后虽然回武汉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变化特别大。
首映会在万松园西园商业街的银兴乐天影城举行，截止开场半小时后，总共卖出43张电影票。43张电影票不多，但对于《归途列车》这样的纪录片而言，却不少。《归途列车》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的制作费，投资商来自世界各地，唯独没有中国，在这点上，范立欣直言不讳，觉得“很悲哀”。影片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城市都进行了公映，并取得了45万美金的票房，获奖无数。
首映会在万松园西园商业街的银兴乐天影城举行，截止开场半小时后，总共卖出43张电影票。43张电影票不多，但对于《归途列车》这样的纪录片而言，却不少。《归途列车》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的制作费，投资商来自世界各地，唯独没有中国，在这点上，范立欣直言不讳，觉得“很悲哀”。影片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城市都进行了公映，并取得了45万美金的票房，获奖无数。
去年7月，《归途列车》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放映，每场的上座率能达到80%，这让范立欣大感意外。范立欣认为：“市场的偏好其实就是消费者的偏好，在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小，那说明观众不喜欢看纪录片。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看的纪录片，也可能是因为大众太浮躁，对纪录片没胃口。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各方的努力。”
去年7月，《归途列车》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放映，每场的上座率能达到80%，这让范立欣大感意外。范立欣认为：“市场的偏好其实就是消费者的偏好，在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小，那说明观众不喜欢看纪录片。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看的纪录片，也可能是因为大众太浮躁，对纪录片没胃口。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各方的努力。”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影片，来关注社会底层的这么一群人。目前，中国的纪录电影走向市场化还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体系。“观众基数要足够；影片宣传要精确针对小众观众；艺术院线如果还不能存在，至少应该有艺术影厅联盟，否则市场不够大，无法支持一部影片全国发行的最低成本，也就无法持续；还要注重开发电影衍生品。”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影片，来关注社会底层的这么一群人。目前，中国的纪录电影走向市场化还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体系。“观众基数要足够；影片宣传要精确针对小众观众；艺术院线如果还不能存在，至少应该有艺术影厅联盟，否则市场不够大，无法支持一部影片全国发行的最低成本，也就无法持续；还要注重开发电影衍生品。”
Q&A
Q&A
《生活家》：您是如何取得被记录者的信任？
《生活家》：您是如何取得被记录者的信任？
范立欣：我觉得这件事没有捷径和机巧，一是花大量时间，和被记录者建立关系，二是你自己要敞开心扉，隐藏是不可能的，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拍张哥一家时，我们都是同吃同住。
范立欣：我觉得这件事没有捷径和机巧，一是花大量时间，和被记录者建立关系，二是你自己要敞开心扉，隐藏是不可能的，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拍张哥一家时，我们都是同吃同住。
《生活家》：拍纪录片的过程很枯燥，3年来，您是因什么原因坚持了下来？
《生活家》：拍纪录片的过程很枯燥，3年来，您是因什么原因坚持了下来？
范立欣：力量来自内心，你会认为那个故事必须被更多人知道。
范立欣：力量来自内心，你会认为那个故事必须被更多人知道。
《生活家》：广州的那些工厂，为什么同意您进去拍摄？
《生活家》：广州的那些工厂，为什么同意您进去拍摄？
范立欣：很简单，请厂长喝酒，大概喝了一个星期，他们才同意我们进去拍一小会儿。
范立欣：很简单，请厂长喝酒，大概喝了一个星期，他们才同意我们进去拍一小会儿。
《生活家》：对于纪录片进入院线这件事，您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的办法吗？
范立欣：我们想了一个粗笨的办法，叫一城一映。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撬动每个城市一家影院来做长线放映，也希望获得更多媒体的关注与支持，同时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让更多想进影院观看纪录片的观众有机会能享受与网络观影不一样的体验。
范立欣：我们想了一个粗笨的办法，叫一城一映。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撬动每个城市一家影院来做长线放映，也希望获得更多媒体的关注与支持，同时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让更多想进影院观看纪录片的观众有机会能享受与网络观影不一样的体验。
《生活家》：您认为，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应该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
《生活家》：您认为，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应该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
范立欣： 只要还有一个好故事讲给人类听，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就此结束。
范立欣： 只要还有一个好故事讲给人类听，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就此结束。
《生活家》：您觉得一位纪录片导演应该具备什么？
《生活家》：您觉得一位纪录片导演应该具备什么？
范立欣：努力忠于现实，但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批判，这种观点和批判也是通过影片本身来表达的。
范立欣：努力忠于现实，但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批判，这种观点和批判也是通过影片本身来表达的。
《生活家》：有网友调侃您是“高富帅”？
《生活家》：有网友调侃您是“高富帅”？
范立欣：呵呵，我其实更希望他们调侃为啥中国拍纪录片的导演都那么寒碜和不为人知。诚然，像徐童导演、赵亮导演这样的纪录片人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纪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国家若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范立欣：呵呵，我其实更希望他们调侃为啥中国拍纪录片的导演都那么寒碜和不为人知。诚然，像徐童导演、赵亮导演这样的纪录片人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纪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国家若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生活家》：怎么看待武汉老一辈纪录片人，如张以庆的作品？
《生活家》：怎么看待武汉老一辈纪录片人，如张以庆的作品？
范立欣：张老师的静观式创作我很喜欢，如果当年有更多国际交流和制片的机会，能让这样的中国故事更多走向世界观众和市场就更好了！
范立欣：张老师的静观式创作我很喜欢，如果当年有更多国际交流和制片的机会，能让这样的中国故事更多走向世界观众和市场就更好了！
《生活家》：如果有一天，您不做纪录片导演了，会干什么？
《生活家》：如果有一天，您不做纪录片导演了，会干什么？
范立欣：希望这一天不要来到，但如果非要假设，我应该会找个相爱的人生孩子，开个小书店，看书喝茶吧。
范立欣：希望这一天不要来到，但如果非要假设，我应该会找个相爱的人生孩子，开个小书店，看书喝茶吧。
《生活家》：有没有想过拍一部关于武汉的纪录片？
《生活家》：有没有想过拍一部关于武汉的纪录片？
范立欣：暂时没有想过，每次回武汉感觉变化特别大，变得像另一个城市，北京或者上海，而我儿时记忆里的武汉应该是有鲜明个性和风韵的城市，如果有机会，我会拍拍武汉的老建筑。
范立欣：暂时没有想过，每次回武汉感觉变化特别大，变得像另一个城市，北京或者上海，而我儿时记忆里的武汉应该是有鲜明个性和风韵的城市，如果有机会，我会拍拍武汉的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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