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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曲家访谈录
刘长远
1985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班,1995年毕业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获艺术大师文凭,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其作品《抒情变奏曲》入选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
记:《抒情变奏曲》自诞生以来好像被演奏的次数很多。
刘:这首作品最初是受中央民族乐团的委约,2003年由刘沙指挥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来广播、上海、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等许多乐团都演奏过,我大概统计了一下,从它诞生到现在共演过50多次。对于一个严肃作品来说很不容易,这让我也感到很自豪。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年我另一部作品《戏弹》去参加一个作曲比赛,结果初赛就被刷掉。后来这次比赛的获奖作品音乐会由彭家鹏指挥,他也想从中发现一些好作品,但是演过之后他觉得获奖作品都不好,于是就去被淘汰的作品中找到了《戏弹》的谱子,觉得不错,就拿到广播民乐团的音乐季中去演,很受欢迎。当时我们并不认识,他就问乐队成员:“这个刘长远是谁啊?《戏弹》写的不错嘛!”乐队里有人说:“他还有一部《抒情变奏曲》写的更好呢”,于是他就想办法和我联系,找我要了《抒情变奏曲》,从此也就成为他们的保留曲目,走到哪带到哪。
记:这部作品主要写的是什么?
刘:我们处在21世纪的今天,尽管科技发展很快,有很多现代化的产品,但是喜怒哀乐这种东西是人类永恒的,不会消失。既然有情,就会有抒情,人的感情有多种多样,比如高兴的、哀伤的、渴望的、快乐的、激动的等等。这部作品的主题取材于南方小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奏。变奏就表示情绪的变化,基本上每个变奏都能够表达一种情绪,大概共有十七、八个变奏。
通常变奏曲都是不分乐章的,我把这些变奏分了三个乐章,也算一种创新吧。每个乐章表示一种大体的情绪,里面又有各种变化。第一乐章是慢的,有点优美、伤感、幻想;第二乐章是有点跳跃性的,快乐的小快板,第三乐章是一个机动的、充满活力的,中间部分会有一些慢一点的,幽默的。
记:在技术处理上有什么特点?
刘:在和声上我用了一些音块和音数,安排上是对称的。从配器上讲,努力把它变成交响化的,尽量避免民乐过去那种老套的作法。除了个别乐器的solo上用了一些滑音,乐队齐奏合奏上都避免了滑音,这样作的好处是容易统一标准,让所有的乐器出来的声音都很协和,因此听上去特别像管弦乐。现在的民族乐队完全能够演出来西洋那种交响的东西,正因为它的音色不一样,还具有特别的魅力。在个别乐器的独奏上则尽量发挥它自身的特点。
从音乐的风格上讲,我特别希望写出雅俗共赏的东西,我希望不仅是专业人士喜欢,广大的音乐爱好者也会喜欢。虽然其中运用了20世纪许多作曲技法,但普通观众也能接受。我希望音乐能够触动人的心灵,如果作品能够拨动人的心弦,就没有白写。
记:你怎样处理这种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
刘:我喜欢把作品归纳几个类别,有的是探索性的,不需要考虑普通人是否听懂,就是尝试写作技术;有些要考虑听众的感受,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还有些写作是为了教学,目的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音乐创作无论是交响乐还是民族交响乐,缺浪漫派以后的作品和稍微有点民族乐派的东西。改革开放前、解放后曾经有一些,但改革开放后搞新潮音乐,一下就跨到20世纪下半叶,中间断层了。现在是两个极端,音乐学院在搞学院派,是塔尖,知道的人很少,欣赏的人少,能写的人也少。下面必须要有塔基才行。我们的听众,千百万音乐爱好者何去何从,他们不会追随作曲家,只有抛弃作曲家。现在音乐学院培养的许多学生,不会写大众音乐,不会写通俗音乐。这里所说的通俗音乐不是指低级趣味,有些通俗音乐也是很有高度的。过去我们音乐学院培养的学生,到乐团、文化馆作普及工作,都能写很多群众歌曲包括乐队作品,现在大家都好高骛远,搞先锋音乐,这就像搞无土栽培一样。
我觉得作曲家不能推卸这个责任,先锋派的东西需要探索,但100个作品里面有10个探索的就足够了,其它的大部分作品应该为广大听众服务。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极端,要么太怪,要么太俗,中间缺乏大量即好听又有新意的严肃音乐。
民族音乐必须要走交响化的路子,不是简单的把民歌搬上来就行了,而是要把民族的东西真正融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