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情怀与大众趣味的巧妙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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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下中国电视剧行业，一方面，在商品化浪潮和消费主义观念冲击下，感官化、娱乐化、低俗化趋势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一小部分注重深度挖掘的电视剧作品，常常又容易陷入对作者个人情绪与个体经验的执着与痴迷，过度的“个性化”使其无法进入普遍意义的真理层面，也让观众难以接受，终因曲高和寡而无法担负起“重整乾坤”的文化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视连续剧《叶问》裹挟着一股浓浓的“文人气息”扑面而来，不仅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彰显了“作家电视剧”的独特魅力，为国产电视剧注入了新鲜血液；更本着“衔接地气”的气度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其甫一播出便迅速掀起了收视热潮。《叶问》巧妙缝合文人情怀与大众趣味的探索，其文化与商业上的双赢，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一、文人美学理想的影像化呈现

电视连续剧《叶问》一开场，便以意味深长而又掷地有声的画外音引出老舍的名言。在简练利落的镜头语言与铿锵有力的音乐、音响交织下，营造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壮美意境，通过“写意”的手法来表现武侠片特有的“力量之美”，令观众耳目一新。而在此后的各种比武桥段中，叶问的经典“白衣黑裤”形象、比武擂台的冷色调布景所烘托出的严肃庄重的基调也为“力量之美”的铺展做足了渲染。尤其是第41集中白衣飘飘的叶问与红装刺目的鬼门展开生死对决的场景，无疑将影片色彩造型的运用推向了高峰。可以说，这种文人特有的“立象写意”的手法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叶问》在同类题材中的卓尔不群，为观众提供了崭新独特的观影体验。

而《叶问》对“诗意之美”的礼赞则让观众在轻松和谐的审美体验中，感悟新文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品格。该剧第13集，有一场张永成赴法国前一天与叶问船头道别的戏，两人几句简单的对白后便默然不语，随着镜头的缓缓摇移，编导以摄影机，用精致的大远景勾勒出如同传统中国画般的唯美图景——河岸绿树掩映，船头佳偶静默，远方夕阳将落，伴随着静谧舒缓的音乐，含蓄地演绎出俩人内心世界中暗藏的情感纠结。在这里，以景衬情的表现手法给观众提供了诗意浪漫的审美体验，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也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如此精致唯美的场景在《叶问》中可谓俯拾皆是，比如第8集中永成对叶问表明心迹、第30集中叶问与远赴天津寻访自己的永成月夜相会、第39集中历经苦难的叶问一家三口在桥头相拥而泣……这种寓情于景、诗化含蓄的美学追求，其实正是对“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传统文学观的影视化实践，也是对我国传统书画艺术美学的借鉴与致敬。不仅展现了文人诗意抒情的美学风范，更传达了文人发扬中华民族美学风格的理想情怀。

对于观众而言，观赏《叶问》便如同品味一篇简洁有力的文章，聆听一首回味无穷的乐曲，欣赏一幅意境高远的字画。而这种绚烂的视听冲击将会转化为深沉的情绪冲击，通过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把文人的审美理想传达给观众，在“润物细无声”中做出了培养和提高我国电视剧观众审美品位的努力。

二、文人个性化思考的普适化表达

实际上，在绚烂视听的包裹下，《叶问》更承载了文人一贯秉持的“知识分子载道”的理想与抱负。然而，电视剧毕竟是典型的大众文化，作家在表达深刻思想与独到见解的同时，也不得不照顾观众的接受心理。正如作家苏童所说：“电视剧要求去个人化，但作家作品应彰显个人化。”文人个性化思考与大众口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调和”。在这个问题上，《叶问》巧妙地借助普适化的价值取向，“四两拨千斤”地将厚重的文化底蕴传达开去，显示出文人编导者举重若轻的才子风范。

比如，该剧通过对张永成完美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表达新文人重塑民族文化人格的理想。《叶问》显然是偏爱女性角色的，女主角张永成的形象塑造丝毫不逊色于主人公叶问。首先，创作者在张永成身上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美好品质：她温柔善良，真诚友好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甘于奉献，愿意为所爱之人做出自我牺牲；她质朴坚强，纵是生活有千难万阻，她也一直与叶问相知相守，不离不弃；她具有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在国家危难之时，她能超越“小家”而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利益、民族存亡紧紧相连。其次，在她身上闪耀着西方知性女性性格的闪光点：她自尊、自信、自强，表现出现代女性的“主体精神”；她富有求知欲与冒险精神，渴望成为“永远向往远行的大雁”；她敢于追求自由无束的爱情，她不愿意自己与叶问被一纸婚约所束缚，大胆提出退婚，期望在更高的人格境界上实现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张永成集“母亲”、“佳人”与“现代女性”于一身的完美形象，不仅糅合了中国文人的“女性崇拜”情结，显然也是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的。她的一举一动自然便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牵动观众的心弦、对观众产生影响。然而，迎合大众品位并不是新文人创作者的最终目标。我们不难看出，《叶问》在赞美女性美的同时顺势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倡导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表达了新文人希望博采中西文化之长，以重塑民族文化人格的理想，从而进入了文化审视的更高境界。

再比如，在抑恶扬善的价值准则之下，该剧表达了对人性沉沦与人性救赎的哲理沉思。《叶问》中的种种灾难与苦痛几乎都源起佛家所谓的“贪嗔痴”三毒对人性的扭曲：洪爷执着于对利益声名、金钱地位的贪念，一步步将叶问引入他精心布局的险境；林青山始终无法挣脱对叶问的嫉妒，在近乎变态的欲念下做尽骇人听闻的恶行；童展鹏痴迷于“武无第二”的理念，在自导自演的“夺位大戏”中害得年幼的孙女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此种哲理沉思显然让《叶问》具有了丰厚的文化内蕴。然而，《叶问》如果止步于此的话，很容易因为过度凝重深沉而“吓跑”观众。鉴于此，《叶问》以“感化”为核心上演了一出出人性救赎的故事，契合了观众向善的价值认同：为遵守与洪爷的契约，中毒受伤的叶问纵然一次次被打趴下，也要再上擂台，他的契约精神与不屈精神令洪爷动容。在叶问帮助洪爷重得码头之后，洪爷终于被叶问感化，一改往日对待码头工人的态度，开始全新的管辖；童展鹏也在“叶问精神”的感召下获得了精神净化，他最终将希望寄托在叶问身上，把自己的参赛资格让给了叶问；对于中毒太深的林青山来说，疯癫是他最后的归宿，也是最好的结果——他在自我毁灭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自我救赎。这样的安排使得观众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审美中获得了情感的释放与心灵的抚慰。

三、观众“期待视野”下的文人化“困境叙事”

叶问与永成“有情人能不能终成眷属”？叶问的“杀人罪名”如何得以洗脱？林青山的种种阴谋诡计是否能够得逞？叶问被强加的“汉奸罪名”怎样才能辩白？鬼门龙二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夜疯子”到底是谁？……《叶问》不断制造矛盾与阻碍，使得人物关系迟迟无法确定，矛盾冲突迟迟不能解决，在悬念迭起、环环相扣的叙述中，始终牢牢抓住观众的期待心理，成功地完成了对观众“期待视野”的召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始终将人物置于悬而不决的困境之中的叙事策略背后，暗藏了新文人编导对“困境美学”的独到体悟。不同于传统武侠剧热衷于展现英雄人物成才成名之后的壮阔人生的路子，该剧编导以叶问在困境中的挣扎为轴心，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叶问的“成长”过程中。叶问不断被推向一个又一个困境之中，然而无尽的苦难与摧折非但没有打垮他，反而激发了他更深层次地思考：武道，何者堪称无敌？国家，武者如何守护？民族，隐忍还是抗争？情义，取舍还是两全？困难越大，思考越深，艰难的困境成为了叶问锻造自身的熔炉。他在与困难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追求与探索，最终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彻底蜕变，由一名热爱武术的普通少年成长为一代武学宗师。正是在新文人精心铺展的“困境叙事”中，“叶问精神”才得以显得如此具体、大气、有力。对于观看过电视剧《叶问》的观众而言，“叶问”，不再只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也不再只是一个跌宕风雨的传奇人物，更是一种让中华民族儿女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中国精神！

从这点上来讲，《叶问》并没有简单迎合观众原有的“期待视野”，而是努力打破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制造与观众固有“期待视野”之间的“审美距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引领受众的意义，而这才是对大众趣味更深层次的尊重。

其实，无论是以绚烂视听呈现文人的美学理想，还是用普适化的价值取向来表达新文人的个性化思考，抑或是在观众“期待视野”下展开环环相扣的“困境叙事”，《叶问》之所以能兼具文化含量与商业价值，落脚点就在于其“文化打底，适度娱乐”。“文化打底”为《叶问》铺垫的深刻内涵自不必多言，而“适度娱乐”则可谓《叶问》的一大创举。不同于“娱乐至死”浪潮，“适度娱乐”强调的是“轻松”，而非“狂欢”，主张营造浪漫唯美、积极明快、灵动轻松的氛围，以满足当代观众在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与日益加重的生活压力之下追求精神放松的审美需求。《叶问》的这一创举，其实也有力地回应了长期以来关于作家“触电”的争论——很多学者反对作家频频“触电”，认为更具大众意趣的影视将会破坏文学的纯洁性，作家在强势媒体面前也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文学性上的牺牲。然而，《叶问》以“作家电视剧”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强调出作家的主导性与文学的领跑地位，并运用影视媒介之长来发扬文学的精神内核，不仅为作家“触电”正了名，也为我们处理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叶问》的成功让我们看到，“文化打底，适度娱乐”不失为平衡作品文化性与商业性的佳法，而“文学掌舵，影视扬帆”的原则也不失为处理当代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良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