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喷发英武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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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

宗璞说，父亲的一生有三方面贡献：一、他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运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三、他是一位教育家。

冯友兰先生常年专注于纯粹的精神世界，从不为俗物分心，因为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贤淑女性静静地辅佐，他曾感叹自己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晚年的冯友兰曾打算写一本《余生札记》，把哲学之外的各样趣味杂感写进去，但是这本书最终没有写成。

多年来，宗璞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做他的秘书、管家、医生和护士。她最了解父亲。

宗璞猜想这本书里会有“论文学”“论诗词”“论音乐”等等，大概还会有一篇讲《红楼梦》的文字，因为父亲曾高度赞扬《红楼梦》的语言，便是三等仆妇的话也都很有节奏，耐人寻味，而且符合讲话人的身份。

一次在饭桌上，父亲边吃饭边谈论《儿女英雄传》，说这本书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他讲到十三妹的出场，和以往旧小说的出场完全不同，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在描写中逐渐交待人物；讲到邓九公洗胡子，他认为写得很细，很传神。

宗璞很遗憾自己没有先见之明，应当把这些往事都记录下来――

“父亲对诗、对词曲、对音乐，都有很好的意见，父亲曾说，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懂，他会喜欢中国哲学；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都懂，他会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聊创作

宗璞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她觉得，没有真性情，就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她五岁就上小学了，父亲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

宗璞背的第一首唐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但是，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每天规定背的诗词，宗璞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因为她很感兴趣，背起来也就不觉得吃力。

少年时的宗璞对于儿童读物更是爱不释手。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而小孩子中流行的如清代俞曲园改编的《七侠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水浒传》《荡寇志》，她也都读了。

其中，有一套少年儿童读物的文库里，改写的《西游记》非常好读，不像宗璞早先看的《西游记》那样，很烦琐，一上来就是“有诗为证”。

宗璞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

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下放回来后，宗璞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

但这句话，宗璞却永远记住了。后来，她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意思就是，某些特定时期，人人都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宗璞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读书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段历史，对于宗璞的童年和少年影响太深了。

宗璞想写写父兄辈的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风骨，“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小说最终定名为《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近30年来，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她所描述的时代立言。”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在已经出版的前三卷中读出了立言文学的不朽品质。

这种品质是中国文心的薪火相传。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宗璞自状，“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

《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

经历的越来越多，宗璞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她设计的《北归记》结尾，和最初的想法略有不同――

“在经历了‘’以后，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已经定了。不过，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慢慢长大，孟灵己出场的时候10岁，回去的时候19岁了，而且经历了西征的战争、李家大女儿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玮玮的死，这都影响着她的成长。有人说我每本书要死一个人，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

搞翻译

宗璞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头就好了：一个搞创作，一个搞研究，一个搞翻译。

但是，人只有一个头。宗璞和前辈们谈到过几个头的问题，冯至先生说：不止你一个人想同时进行创作和研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是形象思维多，一个是逻辑思维多，只能是有所侧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宗璞曾将霍桑的一篇童话译成中文，故事讲的是――

一个国王爱金子，魔法师使他能够把任何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他得到很多金子。但是灾难也来了，因为他碰到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食物到嘴里也变成了金子。他亲爱的小女儿，向他扑过来，一下子也变成了金子。

宗璞很喜欢这篇作品，但译成后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又过了十几年，那段时间，大家已经上班了，可是没事做。当时的领导安排宗璞和另外两名同志翻译韩素音的《传》，他们完成了。

大概是《世界文学》复刊以后，宗璞翻译了霍桑的小说《拉帕奇尼的女儿》，颇受好评。后来，有人向冯至建议，让宗璞翻译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是她没有做到。再后来，宗璞只翻译了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波温的一些短篇作品。

宗璞的翻译以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样的原则？她说，研究外国文学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

宗璞和冯至先生也谈过这个问题，冯先生同意她的观点。他说，外国文学研究所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

当时，外文所的诸多老一辈先生中，很多都曾经从事过创作。冯至先生在新诗和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他的小说《伍子胥》具有探索性，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卞之琳先生本身就是诗人，《十年诗草》篇幅不多，却能够流传；杨绛先生的小说和戏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记得杨绛先生有一个剧本叫《弄真成假》，台上有一只猫，坐在一堆书上，有人把它一提就放在椅子上了，我和弟弟都喜欢这个场面。我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带有中国特色，不是应该有，应该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也要创作，只是说要关心中国文学。”

宗璞认为，关于翻译，一般都要说到信、达、雅。当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学翻译，应该是一种再创造，而且最好是适合原作风格的再创造。读者从翻译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者不能看到原作语言的美，要靠翻译的文字来代替，使之感受到与原作相等的各方面的价值，如《鲁拜集》，原是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所作，爱德华・菲茨吉拉德却把其翻译成为不朽的英诗，这就是再创造。（选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