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产业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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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狂欢，平民大众把等级制度、宗教禁欲对自身造成的压抑情绪，统统释放出来，是狂欢的原始属性。

现在，商业操作已经把单纯的狂欢娱乐改变为狂欢消费热情，狂欢产业已经形成。

“其实‘迷笛’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学习国外。毕竟国外的音乐节最少已经做了3。年，很多经营、管理的细节都可以‘拿来主义’。”5月14日，大松了一口气的张帆说。

在国外，户外集体狂欢的方式经历了长久的变迁，众所周知的麦加朝圣和朝鲜每年一次的万人团体操是两种狂欢支流的突出代表。

冷战前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宗教与政治的仪式狂欢之外，纯粹的民间户外集体狂欢只剩下了两种形式一足球与音乐。其中的音乐狂欢尤以上世纪60年代的摇滚音乐节为极致，摇滚乐的反叛精神和音乐形态上的冲击力，成为集体狂欢的温床。

时至今日，摇滚乐的反叛性与革命性早已被娱乐时代的感官盛宴所取代，国外的各种摇滚音乐节早就成为年轻人纵情狂欢的游乐场，历史符号与文化符号已经渐次退场。

这一点与短短8年的“迷笛”不谋而合。北京新锐摇滚歌手谢天笑被认为是当下的中国摇滚旗帜性人物，他没有登上今年的“迷笛”舞台，却还是在2日、4日两天到现场进行了观摩，他认为：“大家去迷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玩儿，真的像过节一样。”

张帆第一次现场感受国外户外集体狂欢的狂热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布鲁斯摇滚音乐节观摩，当时正值2。世纪的最后一年，全球各地以不同方式进行着世纪末狂欢。张帆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人的狂欢暗流正在涌动，而现有的狂欢方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方式上都显得过于单一。此后，他曾经去过丹麦、挪威、英国、日本等地考察国外的户外集体狂欢活动。但他取法最多的，是与英国格拉斯通伯里音乐节并列为全球最大音乐狂欢的丹麦罗斯基德音乐节。这个首创于1971年的狂欢活动在3.5万人的小城罗斯基德举办，第一届时仅有1000观众，现在成长为18万。

在丹麦，负责接待工作的易卜生成为张帆的良师益友。易卜生回忆说，当年张帆在丹麦时经常跟着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员在一起，对现场组织工作进行了仔细观察，从电线的铺设、灯光的摆放，媒体营与主舞台间的距离到安全护栏，事无巨细。

罗斯基德的现场工作人员有2万人，庞大的阵容让其组织工作不得不尽可能细致。除了负责制作部、后勤部、招商部、国际部、艺人统筹部这些常规部门，每个部门之上还有负责部门间联络的部门。张帆把对方组织架构的资料带回国内，一直存在自己的电脑里。现在“迷笛”的组织架构，基本上是按这个框架设计的。

罗斯基德的现场形式也让张帆印象深刻。尤其是国外音乐狂欢的多舞台设置。罗斯基德共有6个舞台，场内是为体育爱好者设置的U型池、简易的篮球场与足球场，让音乐节看起来更像是狂欢节。罗斯基德让张帆感触最深的就是狂欢者的休闲程度，“他们的乐迷很少出现pogo的场面，心态特别放松，因为大家已经对这种节日习以为常了。”这与他操办的“迷笛”上出现的中国式狂欢场面稍有不同。

一直以来，中国人被认为是含蓄、不善于表达的民族，事实上，狂欢的基因一直在中国人身体里悄然滋长。充满仪式感的政治狂欢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今，新一代中国人正在对中国的传统狂欢格局进行着革命。

这将可能改变未来中国人的性格与命运――他们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勇于表达自己，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身体上。

今年第一次到“迷笛”采访的美国自由记者方家麟(Jocelyn Ford)对此深有体会说，5月3日的烈日中，望着现场肆意欢乐的人群，她十分惊讶，她对《新世纪周刊》说“真没想到，中国人竟有如此大规模的自我表达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