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犯到中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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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华强合同诈骗案。年近半百的华强戴着手铐，高大壮实却弯腰驼背，又圆又大的脑袋半秃，他穿着橘红色的马夹套着短袖绿色圆领衫，马夹上有“嘉定区看守所”几个大字。在两名法警的带领下，他大踏步地走进法庭盯住审判长，未经提问，就中气十足地辩解：“我几次卖房子都是合法的，我的房子应该卖给第三家。”

庭审中，针对如此混乱逻辑，端坐在检察员席上的许莉莉一针见血地说：“既然你没有进行合同诈骗，为什么签订第一份合同后收取房款35.7万？为什么在没有依法撤销第一份合同的情况下，又第二次全权委托第三者卖房收款66万，后来又将同一间房子转卖第三者，收取45万挥霍一空？”

华强因犯合同诈骗罪，一审被判五年半，罚金五万元。他认为自己没有诈骗故意，上诉要求改判。“到我这个年龄，是不应该吃官司了。”他有些哀求地说。

然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犯罪。这是他人生中第六次身陷囹圄了，从14岁的青涩少年到如今年近半百，每一次转身都是自己的罪与罚。

三次倒卖只为还赌债

这次诈骗入狱，华强说：“我算过命的，这次被抓是上天注定。我以前是偷，现在不偷了，变成诈骗了。唉，48岁还在吃官司，真是浪费人生。”

在嘉定区看守所，面对上海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还是强调自己没有诈骗故意：“我不是合同诈骗，是经济纠纷。就算诈骗了，哪怕多判六个月，我也要上诉。我是有自首情节的，理应从轻处罚。”

华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懊悔的，又是极力辩解的――他已经不在乎罪犯这个身份，而在乎是否被法院判重了――

“少年犯”的经历，婚姻的失败，家庭的背弃，内心的挣扎……

说到罪与非罪、重判与轻罚，华强显然比一般在押犯更懂“行”。然而，所有的辩解在证据面前都是苍白的，毕竟那些白纸黑字的合同都在，毕竟那些报案人辛苦挣来的巨款没了踪影。

翻开厚重的案卷，华强的诈骗事实赫然在目。从2013年7月24日被抓至今，他都没有否认过违规买卖动迁安置房的事实。

华强在2010年初通过政府动迁安置分配得到位于嘉定区金耀南路一套56平米的高层楼房，一房二厅都朝南，灰色大理石立面和绿色钢窗，还有红砖铺就的宽敞路面。这里是许多市区动迁户入住的新式小区，十几幢高层林立，绿树参天满园。

“2012年2月初，因为在外面欠债，我就将这套房子挂在网上出售。5日，上海某地产中介公司业务员打来电话，说有人要看房子。”

说起第一次卖房的过程，他记忆犹新。那天，华强等候在房间里，一对中年夫妇在中介人员的引荐下，饶有兴趣地说想买下来。一房两厅，报价不贵，小区环境好，深得买主欢心。“但是，我要把手里的房子卖掉才能买你的房子，需要一个月左右吧。”女客户解释了一下。

“那不行，我马上要卖掉，等钱用！”华强毫无商量余地。

中年夫妇遗憾地走了。第二天，中介人员又打电话来，说有个中年女性王某来看房。她对房子一见倾心，一看价格只有58万，比市场价低好几万，立即支付了两万元定金。

“这个房子不能马上成交，因为是动迁房，三年后才能过户，所以我们约定先支付35.7万元，过户时付清余款22.3万元。”房产中介公司人员事后解释说，“华强当时对我们讲，因为欠了人家二十几万，所以要出售这套房子，我们告诉他这套房子是不允许买卖的，所以他答应留余款。”

王某明知有风险，贪图便宜，还是和华强签订了买卖合同。当月，华强把房子钥匙给了她，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拿到房产证就给你。”

华强白纸黑字写下售房情况说明，强调愿意把自己和未成年儿子的名下房产出售给唯一的购房人王某。 按照常规，房产中介公司将动迁协议、预售合同、身份证户口本、法院判决离婚的判决书等复印件全部交给客户。然而，过了几天，王某又要求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因为王某经常奔波在外，对目前还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放心不下，经过家人商议，要求再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以保证到期无条件将该房产过户，免得鸡飞蛋打。

华强自己签名，叫儿子小华也来签字。小华从市中心静安区跑来，得知自己的房子要被卖掉颇有些意外。然而，深知父亲习性的他还未满18岁，作为唯一的监护人，父亲想这么干，他也没有办法。

一份份不符合现行政策的协议、合同，在三头两面的“小算盘”之中谈妥了。为了保证“铁板钉钉”，华强跟着他们到东方公证处，以抵押借款合同方式进行公证。

王某自以为万事大吉，揣着钥匙拍拍屁股走了。

然而，当年11月，王某弟媳发现房子有人住了。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子被人霸占了，气急之下打给华强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就打110报警。等警察赶到，里面出来一个叫蒋伟的人，说：“华强给我授权委托书，让我全权处理这套房子，我和两个东北朋友住几天，管你们什么事！”“这是我们买下的啊！”警察不知情，看这房子的来龙去脉可疑，就说：“动迁安置的房子现在不好买卖，你们是民事纠纷，到法院处理去吧。”

两方争执不下，原房主又不见影踪，只能不了了之。蒋伟拿了一份租赁协议给王某，说：“我租下来了，你们买下来是不合法的。”

王某咽不下这口气，又打110报警，警察无可奈何，还是叫他们去打官司。但双方都自认理亏，没有到法院去辩个明白。

说话有些口吃的华强毫不避讳自己的犯罪经过――他明白这套房屋就是香饽饽，于是明知动迁安置房不能在三年里买卖，却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先后卖给了王某、蒋伟和储某，其中王某支付了37.5万元，蒋伟倒卖给黄某收取66万现金后逃走，华强没有拿到分文，第三家买主――开办江桥一家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储某等人支付了45万元。

拿到手的巨额钱款，究竟去了哪里？

“玩不受大脑支配，像吸毒一样成瘾。”原来，没有工作收入的华强陷入了赌博的泥潭。久赌必输，输红眼的华强借了高利贷，借1万，一周利息就是10%，甚至是30%，从此，他陷入了一个利滚利的大漩涡中。

“我也糊涂了。放高利贷的人就站在我边上，看我打游戏机，他们也听别人说我混到一套房子。我拿到房子以后，政府还给了我43万赔偿款，我都还掉了还不够。”华强接受采访时有些语无伦次，反复强调一些理由和事情。

他说那个蒋伟就是放高利贷的――“2012年8月2日产证下来了，放高利贷的蒋伟通过我的临时身份证到嘉定房产交易中心，找关系花了一点钱让我把产证领走了。过了半个月以后，他叫了三个人到我家里，把我带走，强迫去做一张产证的公证。”

“没想到半年以后，几个放高利贷的人又来找我了，说他们钱没拿到，我说蒋伟已经帮我把房卖了66万，替我还你们了，怎么会还来拿？我也到公安机关报案了，他们到现在都找不到他。”

原来，华强也受骗了。他事后知道蒋伟是专门介绍放高利贷生意的，他拿了房款66万后自己跑掉了。但是，他确实全权委托蒋伟买卖房产，并且专门作了公证以示证明。

其后，他向第三名购房者隐瞒了这套房屋已经被他自己两次出卖的情况，把收到的房款45万依然是用于归还自己的赌债。

“我承认最后一次买卖是合法的，也是将房产过户了，不存在诈骗。前两次都是不合法的。”华强辩解道。

“难道这个不是诈骗吗？华强在明知房屋已经有两次交易的情况下，隐瞒实情和储先生进行了第三次交易，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检察官指控义正辞严。

“因为他产证原件，包括他的身份信息啊，以及户口信息都提供给我了。然后我特意地还跑到嘉定房管部门查了一下，专业术语叫产调，就是产权调查，包括有没有抵押啊，查封啊，或者是否具备银行贷款这些东西。当时我看这上面显示是一切正常。”第三个买家如此说明上当受骗的经过。

有中介公司出面，有公证处公证，有产权证等所有资料，产权交易中心也没有反映该房产有过交易，贪图便宜的下家一个个上钩也在所难免。华强知道怎么证明自己，并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手段成功地“合法”诈骗。

十四岁入狱开始灰暗人生

没有正式工作，少有家庭接济，华强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呢？

“我在十六铺码头摆摊卖过鞋子等，也到家里问爸爸妈妈要过钱，实在没有钱了就问政府要。我当初判刑被注销了上海户口，妈妈家拆迁没有算我的份额，我去讨回来。”

1966年出生的华强，户籍地在武定路上，那是父母的家，因为拆迁，这个中心地段早就改造成高端房产的集聚地。那里是他的家，也不是他的家――“因为和父母一起生活过，可是当我进局子后，他们拆迁的时候没有把我的份额算进去。我的户口在劳改农场。”

华强记起第一次抢劫，他说：“1982年3月拿了一把刀，在上海火车站遇到两个成年人，说起没有钱，就抢了一个外地人的衣服，卖掉了，换一点钱用。”

当时他只有14岁，不满16周岁，被依法判处拘役六个月。因为是少年犯，被解到上海少教所。“记得那年头搞‘严打’，一点罪过都被判得很重。”

一个学生为什么要去拦路抢劫呢？

“小时候，我比较调皮捣蛋，书读不进去，喜欢玩耍，”华强没有一般犯人的躲躲闪闪，相反他很乐意谈论自己灰暗的过去，“记得1982年足球世界杯开幕，我从学校翻墙出去看电视，当天下午老师把我爸叫到学校来，告状说我逃学，我当着老师的面被爸爸结结实实打了一巴掌，我的自尊心一下子被打碎了。我就这一辈子再也不上学了。”

华强的爸爸、妈妈是双职工，爸爸支内在外地，平时只有母亲管他。他是个问题少年，和弄堂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妈妈的话都当成耳边风。老师告状他逃学的时候，爸爸正好从外地回来探亲。

“我跑出去以后就跟着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去拦路抢劫了。”华强一边说，一边摸着自己的脸，似乎还有火辣辣的感觉。至今，他对爸爸的一巴掌还是耿耿于怀。他说，14岁时候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这一巴掌把当时还是青涩少年的自己打懵了，打疼了。不仅学校上不下去，连家也不回了。爸爸长年累月不在家，妈妈上班一天还要操持家务，实在管不住他。

从2002年一张“劳动教养决定书”上，可以看出华强已经多次进进出出和牢狱结缘：1984年4月、1988年2月和2002年，因盗窃分别被收容劳动教养两年、四年六个月和一年六个月。

2002年5月16日早晨，华强在杨浦区某浴场更衣室内，用螺丝刀撬开更衣箱，盗窃张某西门子移动电话一部，黑皮夹一只，价值785元……

仅仅为了一只手机，累犯华强又被判刑。对此，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实在没有钱，经常住在浴室里，还要养活孩子，随便偷点拿点养家糊口。14岁以后我就跟公安局没有断过，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找个工作呢？”

“我找过工作，没有一家工作单位要我。街道也介绍过一家单位，人家都签半年合同，他跟我签一个月合同，一个月一到就把我赶出来了，是做做样子的。然后我到一个运输公司去了，我们静安区有个七月运输公司嘛，我去了，他要我交两万块钱押金，我哪有这么多押金啊？所以我就没做成，一直闲散在社会上。”

实际上，他说自己以前也卖过水果，钱是两个姐姐接济的，后来迷上了赌博，不走正道，姐姐们就逐渐和他断了往来。

“那么，孩子的妈妈呢？”

“我结婚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和她结婚后才发现他们一家都有智障。她为了把户口迁到我家静安区，跟我闹过多次，生了孩子也不管，天天晚上出去跳舞。我这样的条件，哪个好女人会跟我？后来，她把孩子领到宁波去住，我去抢回来，她就不见踪影了。根据新婚姻法，我到法院要求公告离婚，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1997年孩子出生，1999年老婆不知去向，2003年正式离婚。这半生是极其暗淡的，但孩子的存在无疑使他洗心革面重新树立起生活下去的勇气。

“我儿子有自闭症，不到小区和马路上玩，1.87米，260斤，别看他又高又大，实际上是胆小怕事没用的，”华强说到孩子，眼里流露出父亲的温情，“我每天烧两个荤菜给他吃，每一顿都有肉，他吃剩下的我才吃。”

“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对孩子也打过，但是不像爸爸那样凶。记得他读小学三年级时，他到超市拿了一样小东西，大概一元多，母亲来告诉我，我气急了，一巴掌打在他脸上，五个手印都看得出来，还踹了他一脚，他后来都不敢进超市。我不想让他重蹈我的老路，我要他干干净净做人，长大好好找份工作自食其力。”华强说，因为他赌博欠高利贷，怕逼债的人打他，他经常逃在外面。儿子住在几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里，也是天天担惊受怕。有一天，他回家看见桌子上放了一把榔头，儿子惊恐地躲在门后，得知那些黑社会的人来威胁过儿子，他也胆战心惊。但借了高利贷，怎么还也还不了，政府补贴的钱款转眼就没有了踪影。

“我到北京上访，都带着儿子。”政府补贴的钱不够，他就带着儿子去部门一家家上访，还乘火车去北京上访。他说不要连累儿子，实际上给儿子带来的伤害更深。

这个14岁就进过牢狱的中年犯，也许没有时间反省自己。相反，对走上上访之路，却有些自得其乐的成就感――

“天天那么多人到政府部门上访，我不声不响带着孩子也去，就静坐在那里，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地方住。搞了几年了，他们终于给我一套房子安置我和孩子，”对着拍摄的摄像镜头，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访是我的事业，是我最大的成功。”然而，即使解决了住房，他还是没有好好珍惜，竟然一房多卖以致锒铛入狱。

一世混沌断送亲情

儿今天叫一声妈

禁不住泪如雨下

高墙内春秋几度

妈妈呀 你墙外可盼

泪水染白发

想昨天

儿像脱缰的野马

狂暴粗野 乱踢乱踏

妈妈呀

儿跌入激流几

番沉浮 不能自拔

几番沉浮 不能自拔

又恰似 狂风暴雨

摧折了未放的花

……

1985年有一部电影曾轰动全国，这部电影叫做《少年犯》，这是电影的主题曲。它以记录少年犯的生活为题材，打动了当时许多观众，也因为真实细腻的表现形式，斩获了当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就是片中很多的演员本来就是真正的少年犯。

“本来是让我演主角的，因为我有口吃，配音配不上，然后叫我演逃犯，不说话了，就开始有四个人从看守所押到少教所，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从外面押进来，有几分钟镜头，减了两个月的劳动教养余期。”

“我们有11个男演员，三个女演员，一共14个演员，我也算其中之一，我拿了20块钱奖金，还奖励到一支笔、一本影集，然后就减劳教余期。”说起当年的出演，华强仍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2002年开始盗窃两次，因为是带着小孩负担重，我就去偷。前面盗窃呢，也不能归责于政府，是我自己没工作，游手好闲荡在社会上，然后再有几次劳教和判刑。我当中也改好过，1991年释放以后，停了10年，没吃过一次官司。再劳教两年出来以后，一直到现在停了九年多，也没吃过官司。”

2008年他因为盗窃又被抓住，《解放日报》以《少年犯又陷牢狱》为题进行了报道。那时，他已经麻木不仁了，但看到报道还是一阵阵的心酸。

时光荏苒，当年的少年犯都已到中年，是否大多数更弦易辙，悔过自新，抑或像他这样自暴自弃，靠诈骗、赌博等犯罪挥霍生命？这个曾经的“少年犯”家庭，如今究竟又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夕阳西下的傍晚，笔者走进位于静安的华强父母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小华。

阳光透过碎叶照亮红墙，宁静而温暖。这是市中心的新建居民小区，绿树成荫，路径清明。一幢幢楼房门口有整齐的信箱。

一个人高马大且皮肤黝黑的青年开门，他穿着蓝色碎花的长睡衣，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他不像一个18岁的年轻人，倒像一个从内蒙古回来的中年知青。这个房间有简单的沙发、桌子和椅子，唯一让我感到触目的，是墙角供着观音的神龛，袅袅的青烟从暗红的挂布中飘出。

听到我的来意，他并不拒绝，反而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昨天我去嘉定看守所送了一些衣被给他，没有见到他。我奶奶去年大年夜生病去世了，想去告诉他。”小华说，明年就要工作了，将分配在一家宾馆，可以养活自己。他提到父亲并不说“爸爸”，而称呼“他”，或者干脆叫名字：华强。华强说儿子有智障，特地帮助他搞了一张残疾证明，说以后能够得到政府照顾。而小华根本不像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显得比华强冷静和清醒许多。

说起上访的事情，小华打开了话匣子：“记得是2007年以后，华强带我去北京，一张席子背上火车，来来回回都有几百次了，那时候我读初中，基本是周五晚上走，周日被送回家。到政府所有部门都去过，最多去的地方就是办。”

“爸爸那么干，你怎么看呢？”

“合情合理的事情，政府可以补偿。胡闹的话，政府没有必要接济。”小强的理智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们两个人都有低保，他没有赌博的话，一千多元吃吃饭是够了。我们没有房子，政府那个时候借给我们一间房，是有老虎窗的石库门房子，楼梯又窄又陡，一不留神就会滚下来。爸爸经常不回家，借给他高利贷的人来要账，把三夹板的破门敲得咚咚响，我打地铺睡，从门缝的灯光里可见几个彪形大汉，他们骂骂咧咧地找华强，一把榔头把我家门都敲碎了，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在家，大声吼叫：‘叫你爸爸回来还钱，否则叫你一家不太平！’我吓得发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这些要债的人，还到我爷爷奶奶家捣乱，老人家跟他们说，华强没有工作，我们都是一把老骨头，孩子小没有钱，你们到法院去告他吧。今年大年夜，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带着一把刀，到爷爷这里找华强，我们一家在吃年夜饭，姑姑说华强被抓走了，把他赶走了。”

小华像是在叙述另一个人的经历。在他几乎不间断的叙述中，我了解了华强和家庭的恩恩怨怨。

华强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每个月从父母那里领1000元，以补助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他因为赌博，以各种借口到父母家里骗取钱财，把母亲几万元私房钱骗走了，连老人家给孙子的金项链都骗去卖掉。母亲生病在静安区中心医院抢救十天不能进食，闭眼前叫着华强的名字，可惜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过春节，爸爸没有钱给我发红包，我从爷爷和姑姑那里拿到2000元，爸爸就向我要，我要缴学费，就在红包里装了300元给他。你想想看，他是个什么人？怎么可以向一个上学的孩子死乞白赖地要钱？爷爷听说了，骂他是畜生！”一家人都看透他赌徒的本性，不愿意再资助他。孩子寄宿在爷爷奶奶家，替爸爸充当儿子的角色，伺候瘫痪在床的奶奶，扶持年迈的爷爷，并明白爸爸的一些所作所为令人不齿。奶奶开追悼会的那天，小华代替父亲读答谢词，替奶奶抱头送终。爷爷奶奶把一切都给了华强，以为可以让儿子悬崖勒马，但是他们终于失望了，心碎了，放弃了。而孙子，成为他们一生的慰藉。

小华说：“我从来不记得妈妈是什么模样，至今没有看到她的照片。爸爸说怕我心里有阴影，把以前的结婚照也给扔了。”

小华当然记得父亲给他烧饭烧菜的日子，说起这一段时光他露出一丝微笑：“他和我一起生活的日子，每天至少烧一个荤菜，总是让我先吃，剩菜剩饭都是他吃。如果他躲债不回家，会在楼梯挂的篮子里放20元或30元，让我买饭吃。他怕我没有钱，到外面去偷去抢，告诫我千万不能小偷小摸。他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唉，我叫他不要在外面鬼混，他不听的，也是被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套牢了。法网恢恢，他彻底混到狐朋狗友那里去了。”

华强把孩子当作傻瓜，儿子却把他当作反面教材引以为戒，并一再申明：“他耍小聪明叫我装疯卖傻，说小孩上访不会被抓进去。可是我不能背着傻瓜的名声活一辈子，我不要残疾证，要过正常的生活。”

华强最后把江桥的房子给卖了，他卖掉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更是断送了残存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