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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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可与鲁迅比肩者稀少。鲁迅涉猎之广，成绩之大，影响之深，至今让人望尘莫及。鲁迅为中国白话小说第一人；他开创中国杂文新风气，成就之高无人超越；他的译著与创作可谓等量齐观；他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开拓者；他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略》开中国小说史之先河，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文艺活动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过程。少年的经历让他对黑暗的社会具有了本能而强烈的反抗。他因家庭困顿，无力支付学费，只得“走异地，入异途”，进了当时被社会普遍歧视的公费学堂――江南水师学堂，之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却因祸得福地学到了与私塾截然不同、全新的科学知识，接受了“变法维新”的思想，并阅读了许多西方的经典著作，“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对他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20出头的他对科学救国充满热情和幻想。不但大量地阅读科学书籍，还开始动手译述了不少相关的著作。其译述的《说镭》，是目前为止，我国最早介绍居里夫人及她所发现的“镭”的文章之一，也是早期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文章。从他给朋友的书信中，可得知，他还翻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可惜未能出版，译稿也最终遗失。
1903年，鲁迅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他在本书的《辨言》中说：“我国说部……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以“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在此思想指导下，鲁迅又译了《地底旅行》。
上世纪30年代，年青的杨霁云因搜集整理鲁迅的佚文拟编印《集外集》，曾多次向鲁迅书信请教。鲁迅在1934年5月6日的一封回信中答道：“《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许广平在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中关于《月界旅行》注有：“原译出版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书末，除署原著者外，又署为‘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而进化社改为发行者了。”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地底旅行》则是同年连载于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十至十二期上，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从作家阿英保存的初版书中证实，署名是“之江索士”。
1900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翻译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记》，1901年至1902年间，梁启超翻译了《十五小豪杰》和《世界末日》，年青的翻译家包笑天则翻译了《铁世界》。而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鲁迅也如此注重翻译介绍国外的科学著作和科幻小说，足见其思想之新锐，及科学救国的愿望之迫切。可称为中国科幻小说翻译的先驱之一。
以后鲁迅的思想从科学救国转变为改造国民性，开始关注并翻译东欧被压迫民族富于反抗精神的文学作品，他与其弟周作人共同翻译印刷《域外小说集》。鲁迅的文学创作其实至少可以从留日算起，只是那时主要是以介绍西方的人文科技为主。
从1918年5月，他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作品《祝福》、《孔乙已》、《药》及大量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影响了几代人。他的作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论是颂扬还是批判，他关注的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及民众的苦难。
20世纪20年代末起，鲁迅开始介绍外国版画。鲁迅从少年便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购买的书籍中，有大量的画册。当他发现“用几柄雕刀，一块木板，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与大众很有益处”，且“无需多化钱的，……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时，便将木刻当做了一种斗争的新武器，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开拓者。1929年，他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最早介绍外国创作木刻的《近代木刻选集》。1931年，上海的一八艺社举办国内第一次木刻展，得到鲁迅大力支持，他除捐款外，还请内山完造帮助租借展览场所，并撰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931年夏，鲁迅得知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后，便邀请他为中国的木刻青年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木刻讲习会。曾参加讲习会学习，建国后继徐悲鸿后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二任院长的江丰说：“参加讲习会的学员只有13人，学习的时间也很短促，但是它对中国木刻运动的发展，影响却很大，有似起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内山嘉吉说，鲁迅是“从一切的文化中找出一切能为革命服务的武器，给它一个新的使命。”
南至广州，北至北京、山西，活动于中国各地的第一代现代木刻团体及青年几乎都与鲁迅有过接触。鲁迅在精神上给了他们许多支持，在经济上给了他们许多帮助。1934年，鲁迅将各地青年寄来的木刻作品精选了二十四幅，取名《木刻纪程》，自费结集出版。鲁迅甚至在去世前十天还抱病参观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活动展览会。
因为鲁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1927年，瑞典人斯文海定提出，希望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与刘半农商定，由刘半农委托台静农，写信向鲁迅征求意见。
当年9月25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得静农及霁野信……夜复静农、霁野信。”给台静农的信，主要是婉言谢绝提名候选人一事。信中道：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
鲁迅认为“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很坏。”并说自己“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给李霁野的信，写了许多关于书籍、刊物出版、书刊账目、文坛现状及他准备近期离粤赴沪的事，只是捎带了一句：“关于诺贝尔事，详致静农函中，兹不赘。”
台静农和李霁野都是北京未名社的成员。可能是台静农受刘半农之托后，按捺不住告诉了李霁野。李霁野也兴奋不迭地急忙忙在给鲁迅的信中表示了祝贺之类的意思。倒是鲁迅对此非常淡然。从两封回信中可见，鲁迅既非谦逊，亦非假意推让，实在是毫不犹豫地拒绝。而且此后先生也绝少提及此事。如不是这两封信的保存，此事也许就成了一桩疑案。
说到鲁迅拒绝诺贝尔奖，其实，正反映出他对待文艺、对待生活、对待社会的态度。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经常与好友讨论的三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在日本先学医，后弃医从文，目的也全在能改变中国的黑暗现状，让大众摆脱封建愚昧的桎梏，希冀唤醒沉睡的国人，改变他们的精神，获得平等和尊严。鲁迅在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其文学成就很早便引起国外文学界的关注，《阿Q正传》发表不久就有英法俄等多种译本在国外出版，并引起一些著名文学家的好评。但鲁迅对赞誉实在看得很淡，他的关注只在文艺作品的力量和意义。他对艺术形式的选取，也是注重其在宣传和激励民众反抗黑暗的有力与否上，对名利实在看得很淡。由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想到，如今许多国人斤斤计较于各种国际奖项，抱怨外国人的不公和歧视，似乎自己作品的价值在于获得某种的认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或批判倒成了附加的意义。鲁迅的态度，倒真该让我们汗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