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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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关系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方面，两国近年来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在靖国神社和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上，双方又存在分歧，甚至严重的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了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分歧发生时捍卫本国的观点往往出于本能，而非清楚的了解和理性的思考。当然，这也是过去的一些著作没有“与时俱进”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转轨中的日本》倒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在赵氏眼里，日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民主”、“民生”、“民族”三个方面的危机。“民主”危机指脱离战后体制的强制主义日益兴盛，对二战后的和平民主主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标志性事件是修改《日本教育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民必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民生”危机主要指日本的老龄化、少子化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民族”危机指的是日本由“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的欲求，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强加的“三座大山”―和平宪法、东京审判和《日美安保条约》。

单就日本民族的发展而言，“民生”问题意义更为深远，特别是其中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书中引证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预测说：“再过100年，日本的人口要减少60%，只剩下4900万人；再过900年，日本将只剩下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这虽然是极端的玩笑说法，但日本官方的统计的确不容乐观，预计到205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8993万，其中40%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过，对于急功近利的政治家来说，老龄化问题显然更为“重要”，因为老人有选举权，而孩子却没有。因此，在本世纪初，日本用于高龄者的费用占GDP的7.3%，而用于孩子的费用仅占0.6%，还不及丹麦的1/6。

可问题是，“民生”在政客眼中却远非“当务之急”。相比较之下，他们都乐于在“民族”、“民主”等问题上各显神通，大作文章，其中首推刚刚下台的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年底，安倍督促了修订版《日本教育基本法》的通过和实施，要求学校培养“爱国主义”精神。2007年元旦，安倍在发表新年讲话中声称修改《日本国宪法》的时候已经到来。安倍的一系列举动都有比较深厚的社会根基。从日本诸多媒体的民意调查来看，“修宪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只是个时间问题。赞成修宪者在一半以上，而赞成修改第九条的也有1/3左右。对日本民众来说，《宪法》既然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就必须进行修改；更何况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准拥有军队，有碍于日本成为一个国家和政治大国。

2006年10月9日的朝鲜核武试爆，让日本民众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于是一些政客开始再三冲撞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其中自民党的中川昭一更是屡放厥词。事后不久，有“日本良知”之称的森本敏在一次有关“日本外交”的研讨会上，曾批评中川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发言不合适，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可当场就有一位年轻人斥责森本敏是“愚蠢的教授”，疑问道：“难道我们连议论的权利也没有了？”而日本右翼杂志《诸君》更是撰文宣称道：指责中川的言论，本身就侵犯了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从日本拥核讨论中，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10年前，谁敢在日本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可现在，政客们却可以公开谈论。而在这背后，日本已经开始加大了研发新式武器的经费，并且经常派兵海外维和。很明显，和平主义的理想已经到了尽头。

所有这些迹象都很令人不安。或许确实如赵忆宁所言，“当今日本对战争的恐惧、罪恶与羞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新一代的心里已经减弱，政治精英们开始变得大胆起来，作出一些象征性的举动。”客观地讲，在日本的经济腾飞中，美国的贡献的确不同寻常。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日本通过充当美军的军火库大赚了一笔；而在近50年的发展中，也正是靠《日美安保条约》，国防开销才得以只花费GDP的1%。可这些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今天的日本政治精英们已经在追求政治大国之梦。

不过，日本的一系列举动总是会让那些曾遭受过它侵略的国家倍感怀疑和不安。许多亚洲国家仍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暴虐之路。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并无助于消解这些担心。

相比较之下，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固然更为稳健。他的基本思路是在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并尽可能与日美关系不相冲突，使日本的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外交形成共鸣。不过，这也只是构想而已。从目前实际来看，中日之间的很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还都有待解决。

《靖国问题》，

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

对高桥哲哉来说，“靖国神社”已远非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他在该书中全面分析了与“靖国神社”相关的情感、历史认识、宗教、文化等问题；指出“靖国神社”是一个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宗教装置；并提出日本必须严守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不能通过参拜等形式导致政教合一，否则就极其容易复活“军国主义”。要想详尽了解“靖国神社”，倒不妨看看此书。

《叶隐闻书》，

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译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因此，欲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而欲了解武士道，则必须阅读《叶隐闻书》。该书成书于1716年（日本江户时代），主要为论语体。其之于武士道，犹如《论语》之于儒学。该书详论了武士修养、生死之道，将武士的职业精神升格为一种人生境界。它宣扬的诸多价值观，不仅对日本武士影响深刻，而且在日本民族性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印痕。

《中国崛起

――日本该做些什么？》，

津上俊哉著，李琳译，

在对中国崛起深感不安的日本，津上俊哉算是一个异类。他在该书中认真评估了日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益，痛斥“中国经济”的错误。与此同时，他又深切惋叹了中日关系的停滞不前，并希望日本放弃位居亚洲雁群之首的垂直型想法，通过和中国的互补合作，为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做出贡献。愤怒、惋惜、希望交织在一起，真切体现了作者对中日关系的无尽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