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与水族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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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书是用水文字写成的，包含着鬼神观和阴阳五行观等方面内容的巫术宗教典籍。在水族文化体系中，水书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使水族人的经济活动表现为一种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水族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讲求的是一种平衡、中庸，但又不是绝对的不偏不倚。

关键词：水书；水族；思维方式；适度理性；经济行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72－07

在水族社会，水族人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文化的影响。水书，作为水族传统文化象征，在水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着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既是水族传统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作为一种文本化的东西，作为水族人解释文化体系的内核，模塑着水族人的思维方式，并使其经济活动表现为一种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

一

水族主要居住于贵州省内，人口40万左右。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水语，水族还有记录水族语言的文字及水族文字写成的典籍，水语称之为“泐虽”，即“水书”。水书是世界上除东巴文之外的另一个还在使用着的，“依旧活着”的象形文字。从目前掌握材料看，已认定出的水族文字有约1400多个，不足以表意的部分，则用水语补充。水书中的文字主要有三类：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字，其中，象形字比重较大。水书没有统一的刻版，全部都靠民间手抄得以流传。目前国内收藏的水书有上万册，编纂成30多卷典籍。在水族社会，能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他们在民间的地位很高，被人们所尊崇。

水书主要用于占卜、择吉、吉凶兆象及驱鬼避邪等方面；同时，在神秘形式下也包含一些从生产、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知识，有指导水族农事和节日活动的水族历法。水书是水族古文化的重要集成，是水族民间知识综合记录的反映，它凝聚着水族先民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认识。就其内容看，水书中并存着一套较完整的鬼神体系和阴阳五行体系，它既是鬼神信仰的集成；同时也包含着一套阴阳五行观的逻辑体系。这两套体系又融合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具有二重属性的解释体系。在水族社会中，以水书鬼神观和阴阳五行观为核心的解释文化体系，虽然集中于鬼神和阴阳五行等神秘内容上，但它一经形成，便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种公共信仰，影响着水族人的社会生活。它包含着一套价值体系、认知操作系统和规范系统，体现了水族人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或群体经济行为的方式。就其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看，水书中包含着一套带有浓厚辩证色彩思维传统。

在水书的观念中，单独的阴或单独的阳，是不吉利的，单独的金或单独的水也的不吉利的，只有把它们结合才会有“福泽”。这就意味着，水族人更多的是从关系中来理解各种事项，特别是从相互对立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看待事情，而不孤立看待一个事情。水书占卜辞中的很多词项都是成对出现的，如阴阳、水火、生死、善恶、吉凶、文武、贪廉、夫妇、父母等，它们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万物皆有对”的两点论思想。这些成对的事物，相交才吉，不交则凶。如水书讲解歌书的鳓旭》中有：“金家住金家，水家住水家，穷得连个没碗用；如果金水相济，福泽长百二千年。”

(百二千年在水语中，常有表示很长时限的用语。)对立的东西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如“金木相克，金木相杀；水火为仇，水火相怨。”但又有木是“无金不成形、不成器”的说法，也就有了“平地木若逢剑锋金，可以上青云，沙中金，土中金无火不成形”之说。可见，在水书中“相反”构成了“相济”、“相成”的前提，“相济”、“相成”则是双方相反、相对立的结果。在水书“虎伤日”与“龙伤日”条目中，有互相弥补而可以挽救厄运的办法，如果谁家安埋老人逢了“虎伤日”，当发现后，须用“龙伤日”进行化解，这样才能避免灾祸。另外，有的则认为，要是被虎咬死的须用“龙伤日”埋葬，才能防止灾祸延及子孙。同样，落水、淹死的须用“虎伤日”埋葬，才能免除后世发生类似的灾祸。在祭祖的吉日中，《祭祀卷》中不利于安葬、起造、接亲的“歹败”(即大败)凶日，却成为吉利的日子。该条云：“春寅午戌日歹败，夏巳酉丑歹败六本时，秋申子辰日歹败，冬亥卯未歹败六本时。”

在水书的条款中，不仅有万事万物“都有对”的思想，而且也有许多关于事物两重属性的表达。《梭项》条目的日子，有“梭项日，解鬼不断根”之说，用此日安葬，会接连死人，犯重丧。但把此日用作问亲、接亲，却可以亲上加亲，世代联姻。如《勾彩》条目的日子，是不宜结亲的，如果犯了就会出现：“勾彩勾卷偏不往前，勾彩勾卷又返回来。也就是新媳妇不愿意去男方家，总爱转回娘家来。但是在巫术活动中，有“砍偷盗脚印”的治盗活动，却需要“勾彩”去作法。如选了此日，再用一小鱼与一耗齿钉在盗者的脚印上，同时念诅咒语，那么偷盗者还会返回原地，就能抓住他。又如《亚夷》条目的日子，主要忌安葬，如果谁家犯上了就会绝后，祖上传下的屋基长满杂刺、乱树，麻雀野兽成群。但用在结婚上，就是好日子。又如，《天烟》条目的日子，是狩猎的凶日，但却是修仓防鼠害及修寨门防祸患的吉日。可见，同一日子，用在不同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正体现了一个对象同时具有两重属性的观点。

。

水书中还有大量关于转化的内容。例如，《地转》中的《不倒》条目，是不利于富豪家使用的日子，水语意为大地旋转，倒过去了。若富庶人家用此日子安埋亡人，就会变穷；而穷人家就会发富。因此其解说的歌谣云：“安葬用地转日，田塘动荡换主。”“葬《不倒》，钱不在了；得《不倒》古田返回。”可见，在水书的观念体系中，事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总是被放在转化的意义上来理解，强调流变、转化、物极必反。水书还提供了一定关于转化的内在机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体现在阴阳相互转化、五行生克等方面。如“早晨，阴家孤金作祟的日头下；晚上阳家哭在孤水为祸的黑夜里。阳换得阴，披挂银饰白花花；阴换得阳，鹅鸭成群灰朴朴。如果换不得，串村寨买草度终身。”也就是说阳换阴或阴换得阳，都会由贫变富，而转换不了则会贫苦终身。这里，“是否发生转化”被赋予了一种“利弊”、“好坏”的价值判断。在水书条目中，《歹耿》，《堂疑》，《天烟》都是不利于办事的凶日。《歹耿》，水语有推走、推移之意，即推走钱，推走粮，推走人。做事若逢此日，做事总是被人、反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堂疑》，水语意为最肮脏、讨厌的日子。此日做事，总被人嫌弃、厌恶，令人不快。《天烟》意为向鼻涕虫那样滑溜的日子，这个日子除了修整禾仓认为可以防止鼠雀危害，或做村寨门鬼可防灾祸之外，办其他事都不吉利。但是，如果所选的日子都含有上述条目所忌戒的日子，那么就变成了“歹盖”日。“歹盖”在水语意为粗糙、毛乎，同时也指记忆特强，能过目成诵、过耳不忘。因此，“歹盖”被认为是入学或启蒙的好日子，外出经商也能诸事如愿。三个凶日合并成一个吉日，可认为是“物极必反”的转化形式。又如《水书・七元宿》的条目：“甲子年，虚宿日，忌放鬼，放则反害事主。”意思是，放鬼本是为了加害别人，但遇上特定忌日，则转化到自己头上。这些都反映了事物 发展到极度，必然转化为它的反面的观点。

与水书所强调的转化相对应，水族民间也有许多关于转化的说法，如水族谚语“吃一口，吐一盆。”指吞下丁点不义之财将会以千万倍来赔偿，就形象地体现了因小失大、大小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思想；又如“极度狂欢，大祸来临”，体现了乐极生悲的朴素哲理。又如“水软水转山，石硬石成灰”、“蛇身不弯行路难”，“恨耗子吃米，不能把仓都烧掉”等谚语，反映事物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水族机智人物故事、动植物故事里，通过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诸多艺术形象，也表现了这种弱强转化的思想。这些强调转化的辩证观念与水书辩证观念相互影响，构成了水族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

二

在水书的观念体系中，较突出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的思想。平衡是由各方之间相互作用而达到的，按水书的观念，阴阳关系是普遍的宇宙法则，平衡和转化则是解释万物的根据。同时，阴阳又与五行结合在一起，使五行结构体系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即在阴阳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五行相生相胜的具体运转才得以进行，通过阴阳之间及五行之间的相反与相承、相生与相克、平衡与不平衡等关系而展开，使万物“运行不息”。

值得强调的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人们更愿追求一种平衡状态，并赋予它一种价值的意义。在水族社会，人们往往不是简单说什么东西最好，什么东西最坏，而是认为各方面之问达到平衡为好，适度为好。比如在水书看来，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看他阴阳五行之间的匹配能不能达到平衡。又如水书中关于风水的内容，则要看有关的山形、水流、物候、时间、方位、色彩等方面，看它们与人、鬼神等关系是否能平衡和和谐，达到“天人同构”的整体和谐。在《起造卷》的《相生》篇目中，有“熟身上”

(水语译音)说法，意为太岁之年与生辰相生相合，达到完美的境地。以生辰五行与太岁年论宜忌，有“金熟已酉丑，木熟亥卯未，火熟寅午戌，土水熟申子辰”等。要起造建屋，首先是找到适合主人家宜于起造的太岁年，进而查看屋基的坐山朝向是否与值年太岁的吉利山向相吻合，如果二者相统一，当年就是最佳的起造时机。

这种强调平衡的观念，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就是一种“无过无不及，两端而执其中的中庸之道”，石国义也在《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一文中有过描述，他说：“水族人喜欢不偏不倚，……他们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努力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为农夫则力事农耕；为工匠则艺求精湛；为商贾则求财货通达四方。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各尽其责。然后又用劳动所得作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这是水族老百姓祖祖辈辈的生活模式。”他还谈到，在水族传统的文化中，清心寡欲，淡泊知足被视为正统。“在和平正常的环境下，比如大自然风调雨顺、统治阶级轻徭薄赋，水族百姓通过辛勤劳动之后，稍得温饱，平时有三碗饭充饥，年节时有几盘菜敬祖宗，出门有一件象样的衣服穿上会见亲友，回家有间木屋可避风雨，女大当嫁，男大当婚，顺利成家，生儿育女，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乐也融融。其余的事得让且让，得忍且忍。水族百姓的要求，历来不过如此。”他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水族人传统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水族人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是“以和为贵”原则上。无论是处理家事或社区之事，大家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即俗话所说：“和气生福”。家族以及与其他家族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尽量用和平手段的，非万不得已，绝不诉诸于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这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心理基础。就家庭而言，强调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的亲情，强调家庭的和睦；就家族而言，强调家族体系中有秩序的、整体的和谐，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对家族的心理依靠，使家族内部凝聚力增强，使家族进而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稳定。每家每户遇到一些婚、丧、建房之类的大事，都是在家族的其他成员帮助下完成的。如办喜事，设酒席招待客人的工作，就由家族中叔伯、兄弟和主人共同分担，客人分别到各家入席就餐。又如某家来了比较重要的亲戚朋友，族中叔伯、兄弟往往要轮流宴请，如遇耕田、栽秧、收割等农忙活，常常是几家一起来干，一天帮一家。家族内部当然也存在各种矛盾和纠纷，但寨老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以调解为主，而纠纷的最终结果大多是和解。虽然也有矛盾闹得比较大的时候，但遇到族中大事时，闹纠纷的人也会自动服从于家族的大局，共同合作把事情办好。

(当然，水族人思维方式的平衡、中庸，并不是指绝对的不偏不倚。水族人强调平衡，但并不追求静止的平衡。在水族人看来，平衡是动态的，没有绝对的平衡，也没有绝对的不平衡。作为一种行为倾向，水族人一般并不追求最好，而是追求一种适当，但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也追求最大效率。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一步讨论。)

体现于水书中的“万物皆有对”、“转化”与“动态平衡”等观念，既是水族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同时又为水书所强化，并渗透于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水族人传统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尽管能读懂水书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水书先生，但通过水书先生的影响，通过水书先生的巫事活动，其传达的思想，被大部分水族人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虽然，我们不能把水族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归之于水书，但水书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对人们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塑造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水书思维方式，体现在水族人的日常活动中，就是一种动态平衡、不走极端的行为倾向，而在水族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中则表达为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

三

经济行为的理性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以理性人假说为基点，来构建其经济学体系的。但理性一词又充满着多重的意义，有合逻辑、合规律、合事实的理性；有效率原则的工具理性；有合功利意义上的理性；有手段与目的一致的合目的的理性；有博弈均衡下的理性；有遵守道德或社会规范的理性，等等。但这些不同层面上的理性意义都有其局限，如果把某一特定层面的理性不适当的放大，并作为理性的标准，往往会脱离人的现实活动。从水族人的现实活动及其行为方式看，水族人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它包含着合逻辑、合规律性的内容，也包含着人们对目的与手段、利益与价值之间的一致性的追求。但水族人的理性并不是一种工具主义意义上最大化的理性，在大多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追求最大化，更多的是采取适可而止的满意原则，采取不走极端的中庸平衡原则。这种理f生不排除人们在一些情况下追求最高的效率，也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凭直觉，或依赖于巫术、宗教等神秘的方式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也就是说，不排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水族人总是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即在各种理性之中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水族人的经济行为可以概括为一种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它是一种现实的、动态平衡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具体的、辩证的理性。水族人具体采取哪一种理性方式，依赖于特定时空条件、范围和情景，受水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水族在处理一些目标确定、信息完全并可以确切预知结果的事情时，也是讲效率的，也会精打细 算，合理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也就是说，在能把握的范围内，水族人尽可能追求较大的利益的，希望获得较高的平均利润。因此在水族社会，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舒尔茨“理性小农”的影子。水族人的许多格言、成语、谚语都有告诫人们做事情要权衡大小利弊，精打细算，安排好未来生活的内容，如水族的成语“杀马吃肝”意即杀一匹马只为吃那块肝，实为因小而失大。用“得吃、暴吃如猪；饿时，饿似老蛇”，讽刺那些不会安排生活，暴吃暴饮，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在水语中，fan为计算的意思，经商或做生意，称为“he fan”，水族人平时是很注意理性计算的。水族人所理解的“命好”和“命苦”，除了在认知意义上的“平衡即命好、不平衡即为命苦”，或机会、运气的好坏外，其中还蕴涵着一个意义，即意指所付出与所得到的利益大小的成本――收益计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就能得到收益就是命好，而一个付出得非常多，终身劳碌，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则为命苦。但由于现实对象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把握的不充分，人们并不能作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理性计算，这样，我们又很难把水族人经济行为都归之于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因此，现实的水族人的经济行为虽然追求效率，但并不追求最大化、或极端意义上的效率，他们认为，一旦走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往往是留着一定的余地，用他们的话说，“猫是不会吃光碗里的饭的。”而这种保留一定余地的做法，并不等于工具理性，也不等于非理性，它是特定文化逻辑的产物，是水书文化背景下的现实的、适度的理性。

水族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地区，这一地区的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类型，水源较充足，雨量充沛，比较适合于水稻种植。水族是从“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的，水族先民在脱离骆越族的母体向今天居住地迁徙时，不仅带上了水稻种植的技术，也继承了稻作文化的传统。在生态、技术、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水族社会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生产结构。但农业生产有其特有的脆弱性，自然条件的变动可能使每家每年社会的食品有一定的波动；传统的技术也不能使丰年的产品贮存起来供荒年使用；在历史上，国家化力量介入不深，不能用征税和发救济金的方法来影响家庭之间的食物分配，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来调剂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因此，与其他农业民族一样，生存安全在水族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与此相对应，就形成了水族人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观念。在水族社会，许多社会安排也服务于安全第一的考虑，以避免斯科特所说的“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互惠模式、强制捐助、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都有助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否则，这种资源的欠缺就会使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对于类似的传统农业社会，波斯纳也谈到，剩余产品的分享、礼物的赠送、互惠的交易、无息的借贷、婚姻和亲戚义务、确定亲属团体规模的习俗、对于赠与者而不是积累者社会地位与声望的确认，以及许多其他传统社会的制度都可以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加以分析。斯科特、波斯纳等人都从安全的角度对农业社会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不同于舒尔茨的观点。

但联系到水族传统农业社会，我们既能看到水族农户的理性计算的方面，也同时看到他们注重生存安全的行为倾向，也就是说，斯科特、波斯纳等人所强调的“安全第一”与舒尔茨强调的“理性小农”观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都可以说是理性选择的观点，只是在对提高平均利润与注重生存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时，由于不同的侧重点，而出现观点的分歧。黄宗智提出的拐杖逻辑的概念，就在于消除这种对立和分歧。他的研究表明，农民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条是生计，另一条是提高平均利润。它们是并行不悖的，因为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这种利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提高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在水族社会，这种拐杖逻辑也一直存在。这也与农业生产特有的漫长周期有关，在一年中往往有一半以上的农闲时间，富余劳动力在农牧之外找出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农业生产迄今为止，还只是解决了人们基本的温饱生活，但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如结婚、建房、死人这样的大事，找副业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市场的冲击，人们对外来物品越来越依赖，加剧了人们找钱的紧迫感。事实上，农业民族从来都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都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另外的收入。

笔者在荔波永康乡做调查时问过一些老人，他们说，以前水族人找副业主要通过以下几项：卖米，如遇到年成好的，大米有节余的就抬米到市场上卖。当挑夫，贵州到广西的一个通道要经过永康乡，因此以前永康就有很多人当过挑夫，主要是受雇于一些商人，把盐、布、百货进荔波，也挑一些本地的土特产进广西，去一趟要十天至半月。烧炭，抬到县城卖，这也是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方式。打猎，狗熊、野猪、山羊、野鸡等都是重要猎取对象，不过随着野生动物的减少和国家的保护政策，这一项收入目前基本也已废弃。打短工卖苦力，这种形式的副业最多，时间一般不长。一般为一些大富家庭(包括水族的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做帮工，也有在一些修筑河堤、围墙，建筑等工程中打小工，还有林场伐木等等。在这些老人中，有说解放前去广西做过挑夫的，也有说以前做过小生意的。他们在农闲的时候都想出去挣点钱，以弥补生活所需。即使是在期间，很多人也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偷偷的搞副业。笔者就这方面做过很多访谈，太极村的蒙和说，“当时抓资本主义尾巴很厉害，15天才准赶一次场，但没有钱不行啊，很多东西还是要买的，不然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如果只是卖自留地的一些小菜和几个鸡蛋，根本没有办法生活，油盐都买不起。所以在当时，我们几个人偷偷到外面搞些副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水族人并非因为安全第一原则而不追求利润，只是在遇到对安全性与提高平均利润之间进行平衡时，农民的选择更加注重生计和安全性。

四

水族适度理性的经济行为，也表现在人们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比较容易满足上。笔者曾在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寨做过调查，发现很多人对当地自给自足的生活感到很满意，认为生活在当地很幸福，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与外面的人相比还很差。在几年前(当时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的一次调查中，曾碰到与笔者一起参加调查的同事的一个亲戚，她是一位60多岁的妇女，她问我同事在外面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饭?我同事说过得一般。她说如果在外面困难，就回老家。家里不愁吃不愁穿，回来一定很好。在当地很多年长的人看来，他们那里的生活是很不错的，只有没有出息的人，才到外面找饭吃。

在劳动与休闲之间，水族人在很多时候也表现为恰亚诺夫的“劳苦规避”。对于很多水族人，他们只要能生产够自己消费的粮食就会减少自身的劳动甚至停止劳动，也就是说，在水族传统社会，消费的满足并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们到了一定水准就会安于现状。但水族人的经济行为特征也不能完全概括为“劳苦规避”，事实上，在水书所规范下文化语境中，就有很多鼓励人们致富的内容，富裕被看作是命好。水书中有很多求财、破财的条目。如《水书・丧葬卷》中关于损财、破财的篇目就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