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隔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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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居民相隔离的特征，尤其是在居住状况上的隔离是影响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从社会层面出发，对当前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隔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隔离为务工青年提供了精神慰藉和情感依托，但同时也加快了该群体内卷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隔离;社会融入;城市;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75 ― 02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在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被提出来，表明了党和政府对该群体的重视。他们是在1985年以后出生的进城务工青年，在全国目前人数超过1亿。占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的特征减少，城市特征明显增加，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较开放，思维较活跃。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排除在城市政策体系之外，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夹心层”。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而居住状况则是影响他们是否能够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二）“居住隔离” 概念解释

国外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和种族关系时常用到“居住隔离 ”（Resdential segregation）概念。所谓居住隔离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等差异，相类似的集居于一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则彼此分开，产生隔离，有的甚至彼此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的社会现象。

借用居住隔离的概念，可以分析我国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疏离程度。虽然流动人口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根本上将取决于目前仍属二元性质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否及改革力度，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分布、居住状况及特征，对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中的“居住隔离”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居住隔离”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含义有所不同，不可与其等同理解。首先，西方国家的“居住隔离”表现为，在城市的往往是收入高者居住，城市内部居住的是收入比较低的，中国的情况刚好是相反的。其次，国外“居住隔离”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出于政府的分区规划，成为了白人维持对黑人的经济与社会隔离的法律屏障，含有种族歧视的色彩。我国的“居住隔离”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化的结果，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不存在种族的排斥和歧视，政府致力于改善这种隔离现状，并促进务工青年融入城市生活。不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的“居住隔离”状况，都是社会阶层分化在住房空间上的表现和反映，都引起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总之，由于农民走向短缺与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生成，培养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一个事关城乡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问题。

二、调查现状分析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隔离现象分为郊区居住隔离和市区居住隔离，郊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在地理位置方面的隔离体现比较明显，而在市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则在社会交往和心理上的隔离体现比较明显。

（一）郊区的居住隔离

在郊区工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受职业影响，相类似的外来务工者聚集住在工厂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里，与城市中的本地居民没有接触的机会和理由，他们成为了制造业的“机器人”，与外界缺少交流，与本地居民从地理区位进而到社会行为上都形成隔离。但这一类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是停留在交往的“隔离”，并没有让他们的心理造成对城市居民的强烈的敌对情绪。

（二）市区的聚居隔离

在市区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多半是聚居在由雇佣老板给他们提供的集体宿舍，与郊区工人比较而言，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状况和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方式有所区别。受工作性质以及需要的影响，虽然这些务工青年每天都和城市人有浅层次的交往和互动，但是由于他们与本地居民在经济、文化背景、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因素的作用下，双方难以形成较为亲密和更深一步的交往。相比在郊区工作的青年们与城市中心在地理区位上的距离，这些在市区徘徊着的同乡们更多流露出来的是在心理上的被城市人隔离了，笔者称这种市区新生代农民工和本地市民居住的隔离为“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精神隔离”。

三、影响“居住隔离”状况的因素分析

“居住隔离”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以及城市的长远发展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而造成这种隔离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因素

经济水平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和城市本地人的社会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起点上落后于城市居民的子女，使得他们在居住环境、职业领域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就与城市本地人区分开来。

（二）制度因素

二元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刚开始时就以“末等公民”的身份进入城市，这种制度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壁垒，将农村人口排斥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后带有歧视性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又将他们集体排斥在社会的最底层，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平等社交关系的生成。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潜在城市化人口的精神负担。同时，进城务工青年自身也难有职业再培训的机会，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封堵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

（三）职业因素

外来务工青年居住与就业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择业是核心，择居是次要的，职业是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职业与社会地位的对应现象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区隔，由此可见职业结构映射出阶层结构。

（四）融入态度

“居住隔离”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双方互动的结果，所以除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外在表现和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们的融入愿望。首先是由于城市市民的自我感觉良好所形成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也由于这种疏离感，开始逐渐产生对自我群体的认同，并且开始排斥城市市民。这样城市的两大社会群体就形成了彼此心理的排斥，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社群隔离。

四、“居住隔离”状况的结果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隔离状况，实质上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一种反映和现象，这种阶层矛盾的趋势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居住隔离的状况对社会也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

（一）凸显分层结构的刚性化

不同群体与阶层的居住隔离使得社会流动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是不利的。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足十分不利于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这影响到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的发展，也是造成居住隔离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的下一代经济、社会地位仍然得不到提高，甚至会僵化社会的隔离和加深社会分化的程度。

（二）强化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长期的“居住隔离”状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市本地居民群体的界限越来越深，对于渴望城市主流生活的进城务工青年群体来说，无疑是一道厚重的屏障。居住与生活的区域聚集着同是社会底层的青年，无论是在生活方式或是在思想观念上，他们始终不能跨越出“农民工群体”这个范围，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有向“内卷化”发展的趋势，社会交往多限于本群体内部，无法取得更多的偏向城市主流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而从其他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

（三）阻碍社往的积极性

居住隔离引起的不利于社会融合的结果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局限于本群体内部。进而影响到他们融入城市的态度，最后又再次进一步的加深他们居住隔离的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陌生环境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时，往往采取“自我隔离”，青年们都倾向于从原有关系重复地建构关系，限制了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向“内卷化”发展的趋势。

（四）加剧社会矛盾的激烈度

市区的“居住隔离”状况，强化和放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居住于与城市富裕的住宅区相邻的贫困区的务工青年们，由于看到城市人的富有，而自己又无法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财富，于是感到社会不公正。

总的说来，一个具有高活力的青年群体由于体制政策的歧视而长期被压抑在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是一种严重的“地位相悖”的现象，如果任由此状况长期发展，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五、对策试探

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要解决他们被城市居民排斥、隔离的问题意义深远。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

（一）加大改革力度，消除制度

当前城乡二分的户籍制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亟需改善。尽管取消户籍制度这一过程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质和身份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必须打破。只有这样，社会才会逐渐向比较公平的方向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和谐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保障。

（二）开展社区活动，增进交流互动

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社区文体活动，丰富社区资源，提供社区服务等措施，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强化对社区的认同，加快其从农村到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利用各种群体性的实践活动、公共节日庆祝活动等构筑社区交往平台，使不同的群体能够通过相互了解和情感沟通，突破相对封闭的生活圈。通过参加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活动，获得一定程度的市民权，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灵上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从而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归属感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细胞，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富士康事件”的发生，将大众的视线聚焦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上。企业文化是指一种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员工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精神，在企业的发展中起引领作用。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使在企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归属感，激励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企业应以人为本，善待员工，完善经营理念，塑造为员工普遍认同的价值观，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另一个美好的归属地。

（四）转变思想观念，逐步消除偏见

要转变城市居民原先的思想观念，逐步消除歧视和偏见，让他们认识到外来人口对城市所做的巨大贡献。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往往会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他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并在心理上将流动人口视作异类，在行为上表现出排斥。因此，应加强宣传教育，让城市居民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己作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受益者，应当提高其自身素质，善待新生代农民工，从而促进双方的居住融合。

（五）大力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促角色转变

政府应鼓励和动员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培训机构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此外，还应提供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和途径，畅通利益渠道，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通过提升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融入城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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