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谱系:在语言和装甲车之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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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有一份抵抗的力量，我就会抵抗下去，对此我有一份伦理性的义务”
抵抗：伦理性的义务
作为日本学界的顶尖学者，加藤周一成为“护宪”团体“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人一样，都不是固守一隅的所谓“专家”，而是跨越专业的多方面成就和洞见，属于“通人”的类型。
加藤周一始终坚持在公共领域中发声，而且付诸行动。在公众眼中，他不只是作家，还是代言人；在学术界，他不只是学者，还是思想家。
加藤周一1940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却常常去听法国文学专业的课，并和同学组织文学社，写诗作文。 “二战”结束以后，加藤成了职业医生，但写作的热情更为旺盛，既创作小说、诗歌、随笔，又从事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
1951年，他为了研究血液学赴法国留学，1955年回国后却成了职业著作家，不仅继续文学创作，还陆续发表有关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
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本美术的心与形》《日本文化的时间与空间》等，都正在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而经常出现在杂志和书籍里的加藤的半身照，魁梧健壮，头颅硕大，确实很符合媒体给定的“知识巨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形象。
因此，2005年3月29日，当我们在清华园迎接加藤-周一先生，看到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身材矮小、腰背佝偻、走路几乎是慢慢挪移的老人时，真有一种意外的错愕。恰好又是黄昏时分，夕阳暮色，更让人产生“风烛残年”的联想。
在北京两天时间，他发表了两次学术演讲，又在两场座谈会上做主题发言，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活动强度远远超过一个86岁的老人所能承担的。
但是一坐到讲台，加藤先生仍然稳重如山，目光如炬，说话中气十足，思维反应的敏捷更丝毫不让青年。
那时，日本右翼通过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鼓噪声音正盛，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公然以内阁总理身份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强烈反感。
加藤先生在学术讲演时没有回避而是正面回应了这样的严峻现实。他分析日本文化的结构特征，纵横古今，东西比照，脱口而出的中国名言、欧洲典故，常常让翻译者不知所措；但加藤先生绝非为了炫耀博学，而是想努力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导致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当下美化侵略历史风潮兴起的文化病理。
在讲演中，他对“日本的社会政治”“向右转的倾向”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同时也以沉缓的语调坚定地说：“只要我有一份抵抗的力量，我就会抵抗下去。对此我有一份伦理性的义务。”
加藤不懈追究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动力，无疑来自他的切身体验。
1931年春，加藤考入东京府立第一中学；同年秋，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A事变”。此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战争气氛笼罩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但加藤对战争的感受和记忆是非常独特的，这非常浓缩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一个晴朗的日子》(1949)最后一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来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远去。”
加藤在事后回忆中凸显战争事件和“晴朗”日子的关联，主要是为了隐喻自己的心境。
在日本举国热狂的参战情绪中，加藤不是挺身反战的斗士，却有洞彻战争结局的清醒。他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立场，所以，在日本把侵华战争扩大到对美国宣战的太平洋战争，很多知识分子却兴奋地宣称“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置若罔闻。
那时东京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据说那天晚上加藤去了前桥演舞场，在昏黄的烛光中观看日本传统的木偶净琉璃。
不过，日本举国动员的“总力战”体制不会让任何一个国民置身事外。就在1941年，日本医学界被全面编组到战争协力体系，加藤所在的医学部学生虽然不在“学生出阵”之列，但学习年限缩短，毕业生被作为军医征召入伍。
加藤周一恰巧在应该接受入伍体检之前患了肋膜炎，避过了一劫，但他的很多同学和文学社的同仁被先后送往战场，有的一去未归。
加藤感到良心受到了严厉拷问。他后来写道：“那么多同学和朋友死了，我自己却侥幸活着，这并非因为什么特殊的理由，只是偶然。没有任何理由，我的朋友因战争而死去。”他追问，如果这些朋友能够发表意见，他们会怎样说?他们一定不会肯定战争，所以，“如果我发表肯定战争的意见，那就是对死去的朋友的背叛”。
后来，加藤多次强调“反战”的伦理性意义，根源即在于此。觇争体验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把加藤真正从居高临下的旁观者拉到实际的战争现场，则是日本将近战败前东京遭受的大空袭。“1945年3月10日，美军的B29飞机对东京进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轰炸。用燃烧弹进行的一波又一波的地毯式轰炸。几乎没有抵抗，半个东京被烧成废墟。死亡的市民8万以上，负伤者超过4万，可以和五个月后的广岛受害规模相比。”
60年后，加藤描述的当时的情景，仍然令人怵目惊心。
大学的附属医院意外地未被殃及，加藤周一再次侥幸生存，却无法继续“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然姿态了。不断有受伤市民逃到医院，作为内科医生，他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投入救治。
后来他回顾说，在此之前，因为自己一直和“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保持着某种距离， “和同胞市民的距离也不断加大”， “这种距离基本消除，我完全融为市民的一员，就是在3月10日及以后的数周之间”。这期问，加藤和东京市民一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生存下去。他们为此而共同行动。
但加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曾经直接进入历史事件便一直停留在当事人的立场，他注意到，在当事现场，除了行动，其实是没有思考甚至感伤余暇的；并且，任何一位当事人与历史大事件的接点都是有限的，他以自己为例说，“我所直接了解的只是遭受轰炸后的医院内的事情。在那狭小的空间中，我没有想到去理解事件的整体，甚至没有想到去观察整个事件。”
思想家的特质，使加藤没有仅仅停留在自己有限的经验层面上，而是不断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回味、反思和开掘。
东京大轰炸事件在他头脑里萦回了数十年，他不断地透过这一事件思考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行动和作为事件观察者的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加藤说，对事件的全面把握和整体认识，产生于参与行动停止、把事件作为观察的对象之后，但是否作为当事者参与了实际行动，对观察者的认识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3月lO日当天我不在燃烧弹降临的东京市中心医院，可能就不会和被害者产生如此强烈的连带感”，“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连带感，我大概也不会执拗地从人性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对产生如此悲惨的受害者的大轰炸、对必然导致大轰炸的战争进行追问和关心。”
加藤的结论是：“知识的动机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从当事人的行动中生出的一种感觉。”
按照这样的思考逻辑，加藤没有因为目睹同胞的受害而放弃对曾经置身于侵略战争历史中的日本国民的责任追究，他尖锐地追问：“1941年12月8日，是谁讴歌了军国主义?看了袭击珍珠港的电影，是谁称赞叫好?”他借用希腊神话比喻说： “难道不正是特洛伊的市民?”
当然，在加藤看来，在战争期间，一般民众确有受当局宣传蒙蔽的一面，但对知识分子，就不能用受蒙蔽来搪塞了事。
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是加藤战后写作中反复讨论的问题，在《知识人的任务》(1947)《战争与知识人》(1959)等文章里，他明确反对“二战”以后有人提出的所谓1亿国民“总忏悔”的主张，他认为，知识分子实际负有更主要的责任。
作为批判知识分子，加藤特别警惕的是知识分子以各种说辞转嫁责任，包括用东京空袭的“受害”遮蔽日本侵略的“加害”历史。
就此而言，加藤通过自己的书写，凸显日本战败投降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确实表现出了特殊的勇气。
在战后日本作家中，加藤周一以“国际派”著称。他曾留学欧洲，长期执教北美，且积极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运动，关心第三世界的发展，也热切注视社会主义阵营的探索。
1967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革，曾引起加藤的关注。
那时他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积极通过多种信息源了解“布拉格之春”的进展，到了1968年初夏，终于决心亲自前往考察。他从东京出发，游历了莫斯科、华沙、维也纳等地，并到布拉格停留了数日。
布拉格给加藤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人活泼的精神和自由讨论的气氛。无论是批判本国政府的政策、议论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还是批判美帝国主义，都可以大胆放言。在加藤看来，当时的布拉格媒体比东京的NHK(国家广播电视台)还要自由。
但就在加藤周一离开布拉格不久，苏联出兵捷克，据说调动了50万大军，1500辆装甲车开进布拉格市区。那天加藤正在奥地利，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聆听莫扎特创作的乐曲，走出音乐厅时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时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已经失望，而中国正在“”进行中。若干年后，加藤回顾说：当时他认为，将来能够创建比现在的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更优越体制的，或许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但他的“自由诗会主义”愿望一夜间被毁灭了，内心非常阴郁沉痛。
由于捷克政府指示军队放弃抵抗，由于市民和学生只进行了有克制的抵抗，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但加藤注意到，在言论方面，捷克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报社被占领军管制了，就转到地下秘密印刷；广播电台被占领了，秘密放送的电波随即充满了中部欧洲的天空。
而在布拉格街头，捷克男女老少的抗议和怒骂，则回响在占领军装甲车的四周。在维也纳，加藤曾收听到捷克的秘密广播，听到播音员悲愤地说，现在捷克政府已经没有报道机构，如果有占领军闯进来我们的藏身之所，我们的报道就会中断，但我们是合法的秘密广播。加藤关注着事态进展，同时动手写作分析文章，他捕捉到了两个特别触目的意象：语言与装甲车，以此作为主线进行分析：
“语言无论怎样尖锐，并且，无论怎样多的人的声音，都不可能毁坏一辆装甲车。装甲车可以让所有的声音沉默，甚至可以毁掉整个布拉格。但是，在布拉格街头的装甲车似乎无法把自身的存在正当化，为了自身的正当化，无论怎样都需要语言。不是使对手沉默，而是必须作出反驳，并且必须是用语言反驳语言。1968年的夏季，在被小雨淋湿了的布拉格街头，占压倒性优势的无力的装甲车和无力的占压倒性优势的语言两相对峙。在这里，没有可能分出胜负。” 加藤周一的这篇《语言与装甲车》，最初发表于《世界》杂志1968年11月号，是对还处于流动状态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时事性评论，但其中蕴含的思想洞见，以及丰富感性与明澈理性恰切融合的论述方式，无疑都远远超出它所谈论的具体事件。 加藤本人也非常珍视这篇文章，2008年夏，他已经卧病，但内心有话不吐不快，便请两位媒体界朋友到家里做了一次访谈，访谈稿整理发表时题目定为《加藤周一谈1968》，副标题则是“重谈‘语言与装甲车’”。据编者说，这是加藤先生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