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风港”里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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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一点是一点”，职工法律援助中心法律顾问张顺木说，农民工兄弟出来打工不容易，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让他们觉得在保山受了委屈。所以，哪怕他们要求协调解决的事情再小，我们都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努力争取解决。
最忙的时候，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天要接待四、五拨职工，张顺木仍要求他们保持极大的耐心，真诚地为求助职工解决问题。
裁员不能靠“忽悠”
“公司经营困难要裁员我们理解，但应该按照劳动法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这句话如果在一个月前，杨红梅既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但通过工会的职工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之后，杨红梅不仅得到了一次普法的机会，而且更懂得了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杨红梅是保山市隆阳区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去年6月份，保洁部的主管告诉她，公司经营困难，现在要裁减10名保洁人员，办公室已经辞退2名了，下一步保安部也要裁员。
杨红梅是公司的老员工，保洁部主管希望她能带头，把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给签了。
杨红梅在公司工作了5年，知道公司确实面临一定的困难，主管一再强调，签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之后，公司会对他们进行经济补偿。
在主管的劝说下，杨红梅在解聘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事实上，在签完协议之后，杨红梅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次与她一起签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还有9名同事，他们私底下交流的时候，发现保洁部主管的说辞都是一致的，有几个不识字的员工还用按手印的方式代替了签名。
劳动合同是解除了，但公司承诺的补偿金却没有下文。
杨红梅和其他9名同事一起找到公司的刘经理，希望刘经理能把补偿金兑现，但刘经理告诉他们：“你们是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没有补偿金。”
刘经理的话如同一瓢冷水浇到他们头上，原来还想签字之后能领到一笔赔偿金，暂时可以过度一下下岗的日子，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幻想。
“这完全是忽悠我们，签字前说一套，签字后做一套。”杨红梅面对公司的说辞，显得既生气又无奈。
一气之下，杨红梅来到劳动保障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公司办公室打电话告知杨红梅和同事，补偿没有，如果想回公司上班，随时可以回来，一个月1300元，不提供吃住。
接到公司的电话，杨红梅更加生气了，原来公司和她们解除劳动合同纯粹就是想甩包袱。
之前她们在公司上班，待遇远远高于1300元，而且根据工作年限的不同，还有工龄补贴。实际上，公司就是想通过压低工资的手段来辞职，从而规避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杨红梅和其他9名职工再次来到劳动部门反映，公司以杨红梅与同事拒绝回公司上班为由推脱责任。
这是真正为农民工办实事的地方
面对公司的托词，杨红梅一度感到失望。
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可以讨要说法的地方吗？
一天下午，他们几个人相约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他们来到隆阳区工人文化宫时，他们停下来脚步。
在工人文化宫右侧，隆阳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进去看看吧，几个人犹豫了一下，走进这个面积不大的办公室。
接待他们的是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于朝有，这是一个法院退休的老法官，对各种法律条文都非常精通。
余朝有拿出职工接待登记表，认真记录下了杨红梅等10个人的申诉。
余朝有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规定：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杨红梅在公司有5年的工作时间，按照平均工资1800元计算，杨红梅的补偿金应该是9000元。
余朝有还依据每个人的上班年限一一核算应该得到的补偿金额。
与此同时，余朝有也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先由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出面和公司协调，如果协调的办法行不通时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从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出来之后，杨红梅终于感觉松了一口气，在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协调下，杨红梅和同事的补偿金得到了解决。
“这是真正为农民工办实事的地方”，在经历各种曲折之后，杨红梅感慨地说。
像杨红梅这样受到援助的事例有不少。
何万菊是保山市卫校的一名学生，家中一直靠务农为生，一年收入也只有几千块钱。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利用假期时间到某装饰公司打工，每个月工资1500元。
然而一个月的工期结束后，何万菊要回学校上课，但老板却拒绝付给何万菊工资。
何万菊到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接到何万菊的求助申请之后，职工法律援助中心顾问张顺木安排工作人员到装饰公司了解情况。
面对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装饰公司的老板认为，何万菊来打工的时候，说好的是长期在公司服务，现在才一个月就提出离职，何万菊属于违约。
面对装饰公司老板的说辞，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用人单位，应当向提供劳务的何万菊支付劳动报酬，否则就属于违反劳动合同法。
一听到这种行为属于违法之后，装饰店的老板着急了，连忙表示自己不懂法。
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趁热打铁，对这名老板普及了一次劳动法。
见到这名老板的情绪趋于平静后，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这名老板，何万菊是一名学生，利用假期出来打工，不可能为了这1500元而放弃学业。换个角度，如果你的女儿出来打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听到这些情况后，这名老板拿出手机拨通何万菊的电话，让她到公司领取工资，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何万菊拿到了1500元的工资。
何万菊说，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效率真是太高了，原来自己打算拿不到工资也要尽快回到学校报到，毕竟学业才是大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解决。
翻开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职工来信（访）登记表”，里面详细记载了职工求助的办理情况：去年6月份，四川省南部县的农民工袁小平，到隆阳区某装饰公司上班，要求追讨4100元的工资，已办结；去年2月份，马文辉反映企业5级伤残补助金不合理，经过协调，马文辉领取了38856元的伤残补助金……
来职工法律援助中心求助的职工，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工，有时要求索赔的金额也只是两三千元，但这看似不起眼的数额，有可能就是一个职工辛苦一个月的血汗钱。
“能帮一点是一点”，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顾问张顺木说，农民工兄弟出来打工不容易，遇到困难，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在保山受了委屈。所以，哪怕他们要求协调解决的事情再小，我们都要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努力争取解决。
最忙的时候，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天要接待四、五拨职工，张顺木仍要求他们保持极大的耐心，细心地为求助职工解决问题。
在接受过援助的农民工眼里，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就像一个“避风港”，尽管外面波涛汹涌，但在这里都能找到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