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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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考论、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其中就包括历代小学经典。钱氏对多部小学经典有所关注，或考察其著述体例，或论证其作者及成书年代，或分析其性质和价值，语多精谛，颇有创获，且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关键词：钱大昕　考论　小学经典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124－04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清代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乾嘉年间曾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武英殿纂修官、提督广东学政等职，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并有《潜研堂文集》、《诗集》行世，研究范围遍及经学、小学、史学、文献学、文学、方志学等领域。乾嘉时期，小学即语言文字学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作为乾嘉学派的卓越代表，钱大听在这一领域亦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钱氏认为，“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因此，钱氏非常重视小学经典，对其多有考论和研究。

一、考论小学经典的体例

东汉许慎(字叔重)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集文字、音韵、训诂于一体的小学名著。从学术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来看，清代的小学研究与其所辅翼的经学研究一样，志在复兴许(慎)、郑(玄)之学，表现出一种不可遏止的向古学逐级回归的倾向，而当时的小学特别是文字学研究正是围绕着《说文》而展开的。向来注重小学经典研究的钱大昕将不小的精力投入到《说文》体例之学的研究中。

其一，考订《说文》的异文处理原则。在钱大昕看来，“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决择”。钱氏首先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现象，即“许叔重《说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见于经典者几十之四，文多而不适于用”。对此，钱氏明确提出：“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说，叔重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钱氏从群经中采辑了大量异文实例加以论证，所举异文多达322例。许慎《说文》采摭、保留了这些异文，极为可贵，而钱氏又逐一说明这322组异文之间的音义关联，其学术贡献同样值得重视和称赞。

其二，考订《说文》连读特点。钱大昕经过考察后发现，宋刊大徐(徐铉)本《说文》，其“部首一字解义即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隶别之，盖古本如此”，而小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并部首解义亦改为分注，益非其旧，或后人转写以意更易耳”，进而指出，“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承上篆文连读”。也就是说，钱氏“最先指出《说文》中有注文连篆文读例”。如《说文》“参”字条云：“参商，星也。”当时的许多学者常常把句子读成“参，商星也”。钱氏不同意这一句读方式，强调：“‘参商’二字连文，以证‘参’之从晶，本为星名，非以商训参。承上篆文‘参’，故注不重出。”凡此之类，经钱大昕揭明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其三，考订“许氏引《诗》，往往不举全文”。这是钱大昕研究《说文》体例得出的又一重要论断。钱氏发现，许慎在引述《诗》时，往往不举出全文，而是用省略之语，如“诂训”即“古训是式”，等等。实际上，对于其他儒家经典的征引，《说文》也同样如此，像“假”字条引《虞书》，“侪”字条引《春秋传》等。所以，钱氏认为，“许氏引《诗》，往往不举全文”，不仅仅是引《诗》的特点，也是征引其他先秦文献的通常习惯。这一经典引用特征的归纳和揭橥，不仅对人们研读《说文》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对研读其他古代典籍也是颇有启发意义和引导作用的，因为在汉代学者(如郑玄)的治学成果中，征引文献不举全文的确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

如上所述，钱大昕通过研究《说文》，创造性地揭示和总结出了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正确掌握研究《说文》甚至整个小学的门径和方法，其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如果认真审视整个清代小学史，不难发现，钱大昕的《说文》研究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学术效应，特别是他有关《说文》义例的创获，在其友人和学生当中，影响颇为深广。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钱大昕的学术认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过于尊信《说文》，以致认为钟鼎等古文字“真赝参半”，“诞妄难凭”，“古文籀篆体制虽变，而形声事意之分，师传具在。求古文者，求诸《说文》足矣”。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也妨碍了钱大昕本人在金石学等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考证小学经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小学经典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吸引了学者的很大注意力。乾嘉时期考据盛行，作为考据学者的钱大昕，对其中的一些经典也提出自己的考证结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说文》是研究文字学的主干一样，《尔雅》是训诂学研究的主体内容，是小学中的经典之作。戴震曾说：“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而钱大昕也说过：“欲穷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训诂之学，莫尚于《尔雅》”。《尔雅》成书较早，《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尔雅》三卷二十篇”，而没有明确指出其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尔雅》的作者，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提到：“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盖不误也。”南朝梁刘勰，唐刘肃、贾公彦均赞同此说。与这一说法不同的是始作于周公而后人增补之说。唐代陆德明曾力证此说，指出：“《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至清代，惠栋又认定，《尔雅》中的《释诂》、《释训》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钱大昕持有相同观点，并进一步强调，《尔雅》始作者就是周公，只是后人有所增益而已。他说“姬公《尔雅》，诂训具备”，还指出：“《尔雅》一编，肇始于周公，故《诗》赞仲山甫之德，则日‘诂训是式’；宣尼告鲁哀公，亦云‘《尔雅》以观于古’。厥后，七十子之徒，叔孙通、梁文诸人递有增益，如‘张仲孝友’、‘瑟兮侗兮’、‘谑浪笑傲’之类是也。后儒执此数言，疑为汉人缀集，各出新意以说经，而经之旨去之弥远矣。”其后，邵晋涵、王念孙、江藩等人也赞同此说。实际上，这一观点在现代学术界仍不乏肯定和响应者。如殷孟伦先生就曾指出：“《尔雅》一书是始作于周公，而成于孔子门人，为之增、益、补、考的则出于汉代的学者们。”

《方言》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方言学著作，在小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该书的作者，《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汉末应劭最先提出《方言》的作者为西汉末年的扬雄，但是到了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却有所质疑。对此，钱大昕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别字》十三篇，即扬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鞲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或称《别字》，或称《方言》，皆省文。”这就认同了应劭以来的观点，且对后世的相关研究颇有启发。如当代有学者曾考察《别字》 即《方言》，其中细致地引证钱氏之说，认为：“‘《别字》十三篇’也为扬雄作品，《别字》十三篇即为《方言》十三卷，也就毫无疑问了。”㈣考定了《别字》即《方言》，也就证明了《方言》实为扬雄所撰，这在学术史上同样影响深远。

除了考察研究《尔雅》、《方言》，钱大昕对《释名》作者刘熙也做过一番有益的探讨。《释名》凡8卷27篇，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小学专著。关于《释名》一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只著录作者是刘熙，不言何代人。到了宋代，一些目录类著作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称是“汉征士北海刘熙成国撰”，因而当时人们一般都认为，刘熙是汉代人。至毕沅《释名疏证》问世，其中的序也认为刘熙应是汉末或魏初时人。对刘熙为魏初时人的说法，钱大昕在《跋释名》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根据《三国志，吴志》中有关刘熙的三则史料进行考证。

《程秉传》云：“避州，与刘熙考论大义。”《薛综传》云：“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韦曜传》云：“曜因狱吏上书言，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这三则材料中的前两则，毕沅都没有提及。钱氏据此三则材料推定，刘熙属于汉末名士，建安年间曾避地交州，而交州当时属于吴国管辖，所以《释名》一书能够在吴国流行。况且当时交州与魏国相隔遥远，不当有刘熙人魏之事。另外，钱大昕还否定了《后汉书・文苑传》中刘珍作《释名》的说法，进一步将今本《释名》的著作权归于刘熙。钱氏的这一考论，有破有立，说服力很强。当然，关于刘熙其人其书，至今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正常的。

钱大昕对于小学经典成书年代的考证，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推《经典释文》。钱氏曾指出：“陆氏自序云：‘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考《唐书・儒学传》，秦王平王世充，辟为文学馆学士，补太学博士。高祖释奠，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是元朝于高祖朝已任博士，史虽不言其卒年，大约在太宗贞观之初；若癸卯岁，则贞观十七年也，恐元郎已先卒，即或尚存，亦年近九十，不复能著书矣。且在国学久次，不当始云‘承乏’。窃意癸卯乃是陈后主至德元年，元朗尝受业于周宏正，宏正卒于太建中，则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传但云解褐始兴国左常侍，不言为博士，恐是史家脱漏，细检此书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陈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绝不一及，又可证其撰述必在陈时也。在这一考证过程中，钱大昕提到了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陆德明在唐高祖时已为博士，唐太宗之时的“癸卯岁”即贞观十七年，当时陆氏已经去世，即使在世，也已年近90，不可能再著书立说了；二是陆德明自唐初担任博士以来时间已久，资格较老，不应在自序中说自己“承乏上庠”，可能他在陈朝就已经任博士一职，只不过因史家脱漏而缺乏记载；三是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所述近代儒家之言，时间下限截至梁、陈而止，至于周、隋人所撰音疏，该书无一提及。根据这三个方面的依据，钱氏认为，《经典释文》一书的撰述应在陈朝。值得一提的是，钱大昕在论及《释文》中《论语・泰伯》、《先进》两篇中的“忠”字注释时说：“陆德明著书在隋季，已有此字，盖出六朝人妄作。这似乎与前面的考证相互矛盾，笔者推测，此文云“著书在隋季”，或钱氏一时笔误，或著述在考证之前，于是有此一时之言。

三、考证小学经典的性质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会出现增删或脱误等现象，小学经典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为后世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钱大昕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点，他的一些相关考证对于廓清小学经典的性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启发。

《小尔雅》是最早出现的仿照《尔雅》体例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的训诂学著作，今本收入《孔丛子》中，《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谓其作者为孔子九世孙孔鲋。然而，关于其书名、作者等问题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等人认定《小尔雅》是后人掇拾而成。今本入于《孔丛子》亦是后世所为，孙志祖、臧庸更认定《小尔雅》及《孔丛子》均是王肃伪作。然而。王煦、胡承珙及钱大昕之侄钱东垣等人则认定《小尔雅》不伪，东汉人已援及该书。对于这一问题钱大昕也有所思考和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小雅》一篇，钱氏考论道：“宋祁日：“小”字下邵本有“尔”字。李善《文选注》引《小尔雅》皆作‘《小雅》’。此书依附《尔雅》而作，本名《小雅》。后人伪造《孔丛》，以此篇窜入，因有《小尔雅》之名，失其旧矣。宋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据。”也就是说，在钱氏看来，《小尔雅》本名《小雅》，收入《孔丛子》时才叫《小尔雅》，而《孔丛子》乃后人伪造，故《小尔雅》也已非其旧。钱氏此说在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等均认同。当然，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也开始对钱氏之说提出异议，试图重新考虑和讨论《小尔雅》的真伪问题。

南朝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撰写的字书，唐高宗时曾经孙强修订增字。但五代时原书亡佚，宋真宗时由陈彭年等人重修，称《大广益会玉篇》，也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清代学者十分重视《玉篇》，每每将其作为校正《说文》及诸书音义的重要资料。可惜由于屡经改动，他们所见的广益本《玉篇》已非顾氏原貌，而且也非孙强所增，存在很多问题。钱大昕同样深有所感，并考论道：“《玉篇》玉部‘璜’字引《说文》云：‘玉，爵也。夏曰瑾，殷曰耸，周日爵。’又人部‘假’字引《说文》云：‘僮子也。’按《说文》无残、偃二字。此所引者，徐铉等新附注也。予尝谓今本《玉篇》不但非顾野王元本。并非孙强广益之本。以此二条证之，益信。”的确，徐铉等人的《说文》新附注出现于宋太宗时，引其文者绝不会是顾野王原本，也不会是孙强修订增字本，只能是宋真宗时由陈彭年等人推出的《大广益会玉篇》。所幸的是，日本尚存有唐本《玉篇》残卷，清末黎庶昌将其翻印。这些残卷，注文很详，引证很多，还有顾野王所加按语，所以被认定为顾氏原本。宋人广益本与顾氏原本已经大相悬殊，不仅正文次第有所不同，而且原书注文中所引经传与字书以及顾氏所加按语，今本《玉篇》皆无。这也说明钱氏的有关推测和判断是正确的。

这里，笔者以《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小尔雅》、《玉篇》及《经典释文》等几部小学经典为例，简要叙述了钱大昕对小学经典的考论。由此可见，尽管钱大昕并非以小学名家，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著，且其见解亦仅仅是一家之言，尚有待商榷或进一步求证，但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的确是颇有创获，多有贡献，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资鉴，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