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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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酝酿改版,几个年轻人提出办一个言论版的设想。其时,一些报纸开始出现言论专栏和以言论为主的评论性周刊,“我们需要更多的言论空间”――一直在报社当评论员,同时编辑“冰点时评”的马少华,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青年话题”的版面名称,是折衷的产物。创办者们希望能有一个更具锋芒的名字,视野也不仅限于“青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相对稳妥的方案――相比于内容而言,名称叫什么似乎无关紧要。“意见广场”的表达,也在“开栏的话”里被删除,“大嘴小嘴都说话”的设想被坚持了下来。“为公众提供言论平台”的定位,在随后的调整与改进中,日渐明晰。

“青年话题”的创刊,带动了“时评”的兴起以及言论版的繁荣,这可能是创办者们始料未及的。回头来看,言论的兴盛,有其必然原因:转型社会的民主诉求和媒体自身竞争发展的需要。当然,10年前网络等新媒体对报纸的挑战,还不像今天这般激烈。当互联网彻底改变信息的获取方式和传播途径之后,传媒的竞争,就由信息的独家,转变为观点的独家,评论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南方都市报编委李文凯笑言,“青年话题”是南都评论的“母版”。但是,经过三次改版后的南都评论,以其“专业、精英、高端”的特质,区别于“青年话题”的“公民发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既体现了言论版的多元化路径,也暗示了言论的发展轨迹。

人人都有发言权,并不意味着谁都能说好。判断能力、学养水平的强弱,为言论表达预设了门槛。那些见诸报端的“公民表达”,只可能是少数人的“言说”;所谓的“表达者”,不过是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民”,让人费思量。也正是因为表达有门槛限制,对言论质量和水准的追求,成为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表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说在评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这么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言论表达的层次化分布,从权威声音(通常是社论)到精英发言(以专栏为代表)再到公众意见,三者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舆论生态。

言论的发展,最终可能走向“专业化”――发言者不一定是专业人士,言论本身却要具备专业水准。写作群体的扩大,写作水平的提高,让言论从最初的“众说纷纭”转向“有目的”的发言。评论不再只是就事论事,而在引导和推动事件的发展,有意识地设置议程――10年前,“冰点时评”刊发《国旗为谁而降》,呼吁为灾难中死亡的平民降半旗。这一建议,在此后屡次被提及。汶川大地震,众多媒体设立哀悼日的评论,最终让国旗为平民而降。

在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言论表达的空间被不断拓宽。“公民”、“权利”、“民主”、“自由”这些当年可能“敏感”的词,已不再需要规避。不过,现实舆论环境下,完全的自由表达依然受到限制――评论权作为一种权利被载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媒体和评论者的欣喜若狂,可作注解。归根结底,评论权就是一种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它必然带有主观色彩,难免假设和揣测,除非它有“故意的恶意”,否则不能因言获罪。

事事均可言说,表达不受限制,大约是所有评论人的共同期待。

冯雪梅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