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文化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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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经济目标向生态目标的转变正在三江源地区大步推进。据200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委，省政府日前决定，今年对三江源地区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考核，要从以国民经济指标考核为主，转到以生态建设指标为主上来。”这是一个理性的重大的转变，也注定是一次深刻而艰难的转变。因为，积极推动这一转变需要直面诸多的问题和歧异，包括需要对许多曾经习惯了的思维和判断，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本刊记者在三江源地区实地考察后就一些被关注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杨永平研究员。(以下简称杨)

记：我们在三江源地区的措池做了短期考察，看到了近年来国家对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的投入力度相当大，那里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但也接触到转变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感到人们在对这一地区抱以热切期望的同时也存有焦虑。

杨：对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的定位，目前国家和青海省政府都在强调其生态服务功能。之所以强调这一地区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因为过去太偏重它的生产功能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用牲畜头数作为指标来引导这一地区的发展。不可否认现在生态服务功能作为三江源地区的首要功能，是对过去强调生产功能的一种反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总体性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还需要许多细节上的行动跟上。必须看到我们目前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这一重大转变期间的细节问题，而实施这样大的转变又必须应对而不是回避这些细节问题。现在仅仅是转变的开端，自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的讨论也会更加深入。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牧区的生态补偿问题。牧民依然需要依靠放牧来维持一定的生计，如何对牧民的控制性使用草场进行合理补偿以及使用好补偿资金并没有解决好。

记：看来补偿要到位和如何使用好补偿，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这里边有一个如何在确保生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找到畜牧业合理发展途径的问题。现在有一些提法是否有些矛盾，比如一方面强调生态保护是第一位的，一方面又主张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集约化畜牧业道路。三江源地区有没有可能跨越工厂化畜牧业的发展阶段，依靠现代科技与传统游牧结合，直接进入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阶段?

杨：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而让那里的牧民还维持比较低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找到保护和发展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即一种适宜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存在着惯性，仅从生产的角度来考虑事情，习惯于简单、线性地看待人、畜、草的之间关系。如果青藏高原提倡集约化生产，搞工厂化畜牧业，靠人工种植的单一草种，那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怎么保证和体现。过去当地牧民采取游牧的生产方式，他们宁可自己吃苦不愿意委屈牛羊，说明牧民所理解的人、畜、草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要帮助牧民过上好日子，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生态型发展要走多元化的路子，草和畜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去寻找生态和发展的结合点。另外还可以通过生态旅游、牧区文化等创造一些新的收入机会，也可以通过农牧结合，交换农区的草料来帮助牧区抗灾和畜产品增值。可持续发展具体到一个区域里面会变得很具体。

关于跨越式发展，现在许多学者恰恰主张的是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观我体会就是提倡跨越发展，我们过去对发展的认识就是农业学工业，牧业学农业，其实工农牧的区别很大，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很特殊，不适合直接移植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靠人工种草和牲畜改良来发展在其它地方可能适合，但在三江源地区会很困难的。我们不能再走西方人走过的老路，三江源地区更需要走出一条生态型发展的路子。

记：我们在考察中发现，牧民对于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过牧”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挖矿以及草场承包以后不能游动了，是草场变坏了的原因。过牧到底是不是三江源地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

杨：关于过牧，我想可以在“过牧”前面加上两个限定词。一个是区域性，有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而本身的草地面积偏小，人增畜增而草地有限自然导致超载过牧，但我认为这种过牧可能是区域性的。另一个限定词是季节性，牧民一般将草地分为冬春和夏秋草场。夏秋草场多在高海拔地区，面积比较大，放牧时间也比较短，一般不容易过牧，冬春草场多在低海拔的河谷地区，那里积雪相对少，也比较暖和，但由于河谷地区面积有限，且多生长灌木或者亚灌木，可食性差，加之放牧时间比较长，常常导致季节性过牧。此外，青藏高原地区的草地生长状况随每年的气候波动而发生敏感的变化，在一些气候异常年份或者极端年份内，就可能出现过牧了。因此，过牧与草地退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

牧民虽然不愿接受过牧的说法，但他们说过去卖出去的牲畜多了，违了孽，所以草场变坏了。其实这是“过牧”造成草场退化这一说法的另外一种表述，说明他们知道曾经放养的牲畜过多了。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过去的游牧从未造成过草场退化，在他们的传统知识体系里找不到“过牧”的解释，只有“杀生”多了，“造孽”了的解释。这或许也是牧民不接受“过牧”说法的一个原因。

记：牧民们说以前游牧的时候搬家十分频繁，有时连炉灶都来不及搭就要搬家了，那时牲畜和草场都很好。当这样的游牧方式向定居定牧方向改变时，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过牧”?――即牲畜数量可能没有增加甚至在减少，但是由于不能游动而使草场长期得不到休息造成的过牧。而这一类“过牧”似乎还没有进入主流的视野，也就是只看到牲畜数量导致的“过牧”，没看到放牧制度导致的“过牧”。这是否也是关于“过牧”问题争执不休的一个原因?

杨：是这样的。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是在不同季节利用不同海拔高度的草场的方式，实际上是以空间的变动应对时间的变化，来维持草与畜之间的平衡，这是一种十分科学的利用方式。而当我们把适于农区的土地承包制度搬到牧区来后，我们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农田的投入与产出可以由人来控制，但是天然草场不是依靠勤劳和投入就能够管理好，而且每户单独经营会使成本大大提高，比如，原来一个人能放100头牛，承包以后这100头牛要分到两、三家去放；原来牛羊是可以随便游走的，承包后仅仅是为了管住自己家的牛羊不跑到别人家的草场上去就要花费很高的成本；过去牛群是按照年龄和性别分开放牧管理的，承包以后做不到了。当然，草场承包将产权明细每家每户对维护牧民权益也有好处。这说明我们在遇到两难或者多难的深层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关于游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甚至将游牧不住房子住帐篷作为落后的标志，这种将依工具水平来划分先进与落后显然存在一些误区。而事实上，牧民就是靠着游牧这种“以空间替代时间”来平衡高原上的草畜关系。因此，加强游牧及其功能的研究不仅具重要意义，且十分迫切。将来还可以应用科 学研究成果来帮助和指导牧民提高游牧的管理水平，比如，可以提供更准确的气候变化信息和天气预报，来指导游牧。

记：除了“过牧”，我们还看到在环境保护的许多其它事情上，比如在禁止开矿、草原灭鼠、建立保护区等等方面，即使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当地牧民和主流之间却存在着极为不同的说法和理解。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差异，似乎还存在着以往那种“是与非”、“对与错”的简单判断的问题，其实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异有着相互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因此特别需要“沟通”与合作。

杨：是的，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是以不同的语境面对同样的事物。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护区”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概念，随着美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以及相关的保护管理规范，世界各国以此模式建立了保护区和管理制度。现在我们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就是借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知道，青藏高原上的牧民们则是从角度崇敬和保护他们的神山圣湖和野生动物，两套语言不同，保护的理念基本相似，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相互结合的。

关于开矿，并非像开发者想象得那样开矿对环境只是，最大影响，它的污染可以通过水、气、土扩散到很大范围。现在政府部门越来越注意到这些了，青海省已经叫停了一些小金矿。而牧民说挖金矿就像挖了大地的心脏，这种说法既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同时也因为他们得不到公平的利益分享，而对开矿的不支持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府保护三江源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谈到草原鼠害，主流有一种认识，认为鼠害是草场退化的原因。一说起草场退化的原因，第一是过牧，第二就是鼠害，所把灭鼠作为治理草场退化的手段，并大规模地用药物灭鼠。从技术层面来说，用药物灭鼠确实影响到食物链上端的鹰和狐狸等野生动物的生存。尽管牧民们也看到鼠免等动物比以前多了，但是他们认为鼠兔也是草原的一员，不能怪罪于鼠兔。他们其实是抱有一种朴实的生态整体观，再加上杀生有悖他们的，因此，缺乏参与灭鼠的积极性。

记：看来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的问题。从三江源考察回来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尤其是在高原上出现了如此大的鸿沟7如今，随着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个地区的变化将更快更大，填补这条鸿沟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杨：我在青藏高原上做过一个调查，牧民们把牦牛分成好几类，一岁的，两岁的、三岁的，还有公牛，产奶的母牛和不产奶的母牛，都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根据不同的牛配给不同的牧场和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法。牧民们将草和畜结合得非常巧妙。他们的这些知识不是从实验室里得出来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去提出假定和开展试验。但是地方性知识看似简单，却是综合了各种各样的考虑做出的选择，是一种复杂且综合的知识。比如我们要研究两种草长得如何，在实验室种植比较就可以了，而地方性知识就非常复杂7，不仅考虑气候等自然因素、还要考虑社会、经济、还有文化各个方面因素的适宜性和可行性，甚至还要考虑社区成员间的亲情，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是从外来的，采取简约化的方式，形成一种简单化的范式，经常是根据一个实验和一个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些阶段性的简单结论。如果说我们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偏于线性的知识的话，地方性知识更像是一种网状的知识。遗憾的是，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总是对地方性知识不予认可，而缺少将它们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探索。就像我们不理解牧民为什么不住房子住帐篷，我们在考虑它是否合理之前就已经根据一个“舒适”标准否定了它。

在这里也必须指出，地方性知识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需要的是两种知识相互的校正和补充，需要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和方法，也要结合当地老百姓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现在，我们太需要在两种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了。

记：两种知识体系间的鸿沟该怎样去填补?我们处在鸿沟的一边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7能不能结合您本人的经历就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杨：我本人是学自然科学的，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是植物学，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植物分类学。1997年起我开始接触和学习民族植物学。在研究植物的同时，还研究谁来利用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很自然就与当地人有很多交流，给我第一个强烈的冲击是，他们知道的许多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拥有的知识并不比我这个研究者少，而且从物种、生态系统到景观各个层次的知识他们都有。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当地百姓的许多知识更加适合他们那个地区的情况，更符合那个地方发展的需要，所以知识不仅仅是科学家所有，当地人也有很多知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两个不同思维和语境之间的沟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方面我有太多的例子了。过去我们从事社区调查访谈，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请翻译，而且深信有了翻译，被访者就听懂我们的问题，其实不然，许多时候是因为对同一个事物的认知不同而速成的误读误解。我在西南做民族植物学的调查时发现“沟通”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学要求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亲身去体验，然后才能做研究，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有个初步的设想，就是与科学家和牧民合作，建立一个融合科学与地方知识的草扬评估指标和监测体系。希望这个体系是一个科学上可信，牧民又可以参与实施的平台。

有一个名叫斯诺的英国科学家写了一本书，名叫《两种文化》。他白天在剑桥大学从事物理学研究，晚上和从事文学艺术家交流并从事创作，他发现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需要沟通。我想，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应当像斯诺一样学会在两种文化之间生存和探索，学会理解科学和地方两种知识体系及它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