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陶瓷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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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的8世纪至10世纪，闻名世界的中国陶瓷经由海上陶瓷之路大量运往中东，白如雪的邢窑和定窑白瓷、绚丽华美的唐三彩、精致优雅的越窑青瓷，以及开釉下彩瓷之风气的长沙窑彩绘和贴饰瓷器源源不断进入当地，不仅满足了贵族对中国陶瓷的需要，同时也为伊斯兰陶器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范本，白底蓝彩陶器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白底蓝彩陶器最早出现于公元9至10世纪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是一种以钴为颜料绘制纹样并装饰在锡白釉之上的陶器品种，也有在陶坯上施挂白色化妆土再在其上彩绘。锡白釉作为一种釉料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就已用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壶和地砖的局部装饰，此后多用于玻璃制品。9世纪时输入中东的中国唐代白瓷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当地陶工以陶仿瓷，将锡白釉施挂在淡黄色的陶坯胎上，烧成后陶器外表呈乳白釉色。这种伊斯兰白釉陶器虽然在胎质的坚固和耐用效果方面不可与中国白瓷同日而语，但其艺术效果极为逼真。有了白釉陶器这种载体，极具装饰艺术天才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陶工们又在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手法的启发下，发明了白釉蓝彩、白釉绿彩及白釉黄彩陶等品种。

此时的白釉蓝彩陶器虽然从形式上受到中国陶瓷的一些间接影响，但其装饰纹样和风格却是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如这件收藏于伊朗德黑兰伊朗Bastan博物馆的白釉蓝彩树纹三足盘（图1）是9世纪时伊朗的产品，口径24.5厘米。盘内口沿上的连弧纹和内底部的树纹都是以当地特有的棕榈树为题材，蕴含着浓郁的西亚风情，且三足盘的形制也是颇具伊斯兰特色的一种造型。图2白釉蓝彩文字钵也是这一时期的伊朗、伊拉克一带生产，口径21.5厘米，盘中心饰阿拉伯文字铭文，四周饰对称的四棵树纹，其纹饰、题材与中国陶瓷有显著的区别。图3白釉蓝彩山羊牛头纹钵现收藏于日本冈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术馆，口径19.6厘米，其上的山羊牛头纹都是这一地区特有的装饰题材，并对中国陶瓷产生了影响，中国白瓷、三彩产品中都有牛头杯器型。以上这些器皿的口径大都在20厘米以上，与当地的风俗民情、饮食习惯都是吻合的。

有学者认为，公元9世纪西亚出现的这类白釉蓝彩陶器是中国青花瓷的先导，后世中国出现的青花瓷至少从色彩上受到此时伊斯兰白釉蓝彩陶的影响。

至12世纪时，伊朗的卡善、勒依等地区生产的白釉陶器在制作工艺上又有了一个大的进步，伊斯兰陶工们在中国宋代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的影响下，在制作陶器时精选陶土并加入石英，使陶土本身呈白色，并使釉与胎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然后施挂透明釉烧制而成。这种白底透明釉陶器虽不如瓷器坚致，但质感较之此前的白釉陶器更神似瓷器。12世纪之后，陶工们又将刻线与堆线装饰运用于这种白地透明釉陶器之上。至12世纪后半叶和13世纪又发展出白底透明釉多彩装饰，这是在白胎上采用刻线或模印凸线作为纹样轮廓，然后选用不易流动的含钴或锰的碱釉作为装饰用色，在轮廓线内描绘纹样。这种白底透明釉装饰以含钴的蓝色釉料为主，是前期白釉蓝彩陶器的新发展，又是釉下装饰，在工艺上更接近于中国的青花瓷。图4白釉蓝彩草花文字纹瓶产于13世纪的伊朗，现收藏于伊朗Bastan博物馆。瓶高25.5厘米，瓶体采用分区装饰形式，腹部以施彩后刻出细线阿拉伯文字形成条形间隔区，将腹部分隔为多组装饰区，区内以蓝彩描绘出迎风飘动的草花纹样，颈部饰稀疏的小草花，口部形似一酒杯，也是采用分区装饰手法。全器在装饰题材上动静相间，色调上蓝白相映，无论在造型上还是装饰题材风格上都具有浓厚的伊斯兰特色，但其分区装饰的手法似乎借鉴了中国陶瓷的一些装饰元素。图5白釉蓝绿彩花纹钵内壁的装饰以蓝彩为主，用少量的绿彩加以点缀，纹样精致细腻。白底透明釉蓝彩陶比之前期的白釉蓝彩陶质地更加细腻，装饰风格更加华贵高雅，反映了伊斯兰中期审美观念的发展。

13世纪后半叶，蒙古人侵入西亚伊斯兰世界，深为蒙古人喜欢的中国元代青花瓷器也随之传入西亚。蒙古王公及至后来蒙古政权后波斯人建立的的萨菲王朝都喜欢并热衷收集中国青花瓷，于是仿制中国青花瓷的产品――白釉蓝彩陶器便在此时刮起了中国风，装饰纹样模仿中国青花的龙、云、花鸟、山水、楼阁、芙蓉等图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如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Cinili博物馆的白釉蓝彩卷草纹陶壶（图6）是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依兹尼克出产，其造型仿中国元明时期青花大罐的形制，装饰图案的布局模仿元青花，装饰层次繁复，多达8层，肩部和下腹部饰中国风格的花卉纹，主体纹饰也是中国陶瓷中经常出现的卷草纹。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白釉蓝彩龙纹壶（图7）是17世纪萨菲王朝时期出产，也是一件从器形、装饰题材和布局方面全面模仿中国明代青花瓷的产品，遗憾的是其龙纹却没有中国龙的气势。图8和图9是17-18世纪时的产品，其上的楼阁纹图案也是中国青花瓷中常见纹样。图10白底蓝彩芙蓉手皿则是中国外销瓷的典型器型，器壁多组开光、中心饰人物山水也是外销瓷习见的装饰形式。图11仿青花象形军持是伊朗17-18世纪时的产品，它与中国明末时景德镇生产的同类器皿（图12）极为相似。军持本是为佛教僧侣饮水或净手的盛水器物，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后也为伊斯兰教徒喜用。陶瓷军持在唐代时就有青瓷和白瓷制品，宋代时多为定窑白瓷瓷器，1969年河北定县宋代静志寺、净众院两处塔基就出土20余件定窑白瓷军持。元代德化窑、晋江磁灶窑大量烧造军持销往国外，明清时景德镇也为外销烧造有包括青花在内的各品种军持，而它在销入地又成为模仿的范本，这正是人类文化交流本质的体现。

当然，后期伊斯兰时代的白釉蓝彩陶在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如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依兹尼克生产的蓝彩白字陶壶（图13），全器以蓝彩为地，以留白阿拉伯文字装饰，色彩华丽醒目，腰部还贴饰有四个阿拉伯风格的系耳。图14白釉蓝彩人物纹盘是萨菲王朝（17-18世纪）时期伊朗克尔曼或马基合德地区生产，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费雷艺术馆。这件大盘口径达45.3厘米，盘壁仅口沿处画一圈蓝线，器壁无纹，盘内底圆形装饰圈内的湖石、花草是中国式样的，而人物的装扮与造型则是波斯式的。

西亚的白釉蓝彩陶器从公元9世纪时出现直至延续到19世纪，生产工艺也是从釉上发展到釉下，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间接或直接受到中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元素总是萦绕在其发展史中。同时白釉蓝彩陶也从色彩上给中国青花瓷以启示，而且当地盛产的优质钴料不仅为白釉蓝彩陶器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国青花瓷提供了优质原料。这种物质与文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推动了世界陶瓷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