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进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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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进城这一主题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大多被归入底层写作的行列,城市和农村在此类小说中多呈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对立态势。城市被前置性的预设为先进的、进步的,而农村则被认为落后的、期待被承认的。进入城市的乡下人在城市拼杀,过最痛苦的生活,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但却仍然不被城市接受。在《梨花朵朵白》这部小说中,同样不乏对底层生活的描述,然而,作者却跳出了现代性的城乡对立模式,而呈现了乡下人进城后的某种后现代状况。

作者并没有对城乡关系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处理,城市和乡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和谐的,城市人和农村人也不是剑拔弩张的,初到城市的彩琳夫妇就是靠城市人杨厚望和李记者找到了工作。乡下人怀抱着理想和信念,离乡背井来到城市,无论是在城市光鲜亮丽的生活,还是苟且偷安,甚至是冒险生存,他们大多都在城市中找到了赖以糊口的生计:俊祥幸运地找到印刷厂的工作,彩琳也在杨厚望的帮助下在工商局开始了清洁员的生活;老莫有时去打打零工,有时就靠偷窃过活;菊香则靠收废品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小孙女……城市巨大的包容性为这些初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也满足了这些人心中唯城市是尊的虚荣心理。进城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摆脱了乡下人的身份,同时也让他们在与人打交道、做生意的过程中找到了满足感。小说所关注的一群人都是最为普通的进城讨生活的乡下人,和他们以前在农村的生活相比,他们既没有因为进城而一夜暴富,也没有因之而穷困潦倒。他们只是偏离了农村生活的稳定的生活轨道,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小说无意于裸地展示底层血淋淋的惨痛生活,而是塑造了一群普通到极致的人,他们的快乐、幸福、乃至痛苦和悲伤都是不引人瞩目的。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度普通的塑造的同时,小说呈现出了它的独特性。

作者并非要故意虚化城乡的对立关系,而是通过城乡的暧昧关系,以后现代的形式表现二者之间的对立。彩琳和俊祥在农村本是和睦融洽的一对夫妻,正像他们家里种的十亩梨树一样,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是有根的生活。但当他们打点行囊踏上城市之旅后,却开始焦虑起来了。俊祥开始吃醋,并屡次对彩琳大打出手,而彩琳也在同杨厚望的悉心照料的对比中越发对俊祥的冷漠和不理解表现出不满:“她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嫁的男人怎么会是这副德性,这太让人失望了。”“他的漠然像一根刺,戳得她的胸口痛痛的。如果不是从家里出来,根本不会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她在心里想。”城市在改变他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恶化着他们的情感,在城市中讨生活的乡下人渐渐被城市所同化,甚至被吞噬,但是这种吞噬的形式处处表现出后现代式的荒诞:彩琳对俊祥的失望促使她离开俊祥,她消失后根本无迹可寻,她可能去了另外的城市,或者回了农村,或者还在这个城市呆着,这些可能性都使得她的去向模糊不清;俊祥开始魂不守舍,但宁愿在城市中迷失自己也不愿再回到农村;菊香莫明的被人勒死,了无痕迹地被城市抹去,甚至杀死她的人也因为精神病不用负法律责任;老莫再次偷窃,被捕入狱,他的偷窃是为了女儿治病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渐渐都被这个城市所同化,乃至被湮没,他们无根地漂浮在整座城市中,随时可能被强大的城市所吞噬。

《梨花朵朵白》中对俊祥最后命运的处理不啻为整篇小说的点睛之笔。妻子离去后的俊祥工作上屡出差错,几次险些给印刷厂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即便这样,他也不愿回到农村去,“俊祥不想回家,他知道在这个城市里,他永远不可能像明志他们那样发财,但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和城里人一样喝豆浆吃馒头,每月拿工资,晚上去公园看跳舞。他不想再回到那个乡村里去,再做回一个地道的农民了。”城市不仅在物质上吞噬了人的存在,在精神上也吞噬着乡下人。他们在城市过的也不怎么好,却不愿回去,或者说懒得回去。他们宁愿在城乡的夹缝中迷茫地过活着,逐渐被改造成近似于“怪胎”似的人物,也没有回到农村去“寻根”的冲动。在城乡冲突的现代性对立的小说中,农村总被视为最后的美好家园,虽然这种对农村的叙述更多近似于想象性的文学性的幻象,但对于进城的乡下人来说,他们始终是有最终的归属地的。然而《梨花朵朵白》则揭示了乡下人进城的后现代状态:他们自愿放弃了归属地,他们对城市的拒绝、排斥不再有愤激的冲动,农村也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就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慵懒的活着,过“像”城市人那样的生活。

小说语言充满着诗化的气息,在这种淡雅的语言风格之下,在近似于无事的悲剧之中,作者完成了对乡下人进城的后现代书写,并在云淡风清中对乡下人依照惯性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后现代状态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针对个案进行,而是具有普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