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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P:中国迎来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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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到2013年,继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将迎来另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

据我们观察和统计,2004年,劳动力工资开始实质性的上涨。虽然也有学者说,不排除减免农业税和增加惠农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因素,产生把劳动力向农村回拉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辅的因素。因为这个变化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没有断过,包括在金融危机期间,最困难的时候东莞的工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农民工走了。但是在它几百公里之外的泉州,还是民工荒,而且2009年明就再次出现了全面的民工荒,东莞也出现了民工荒。从那之后,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没有变过,所以通过各方面持续观察和现实来看,就肯定2004年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根本表征,而通过数据计算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会是在2013年。

经过测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超过1/4的贡献额。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到来意味着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不再是可持续的,其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在于,以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国内版雁阵模型

这表明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巨大,需要未雨绸缪。

沿海民工荒问题作为人口红利提前结束的一个直接体现,其中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完整的城市化,只是统计上的城市化,大量被统计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实际上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在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需要考虑制度性的因素会不会加剧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地区发展不平衡,因而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拥有独特路径,并非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的东亚经济发展经验中的雁阵模型,即产业国际转移的模式像飞雁一样排成队列依次前行,如当年日本的产业转移,有亚洲四小龙承接,亚洲四小龙后由东盟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之后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邻国。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对在产业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还需要将劳动密集产业进行空间转移,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制定合适的政策,在保证农产品不出现短缺现象的前提下,利用已有的劳动力,甚至解除劳动力的制度,保持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改善收入分配。这样的措施有利于健康地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又叫商业化点),即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相等,也就是说农民和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一致,到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二元经济,而将是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业非正规化

除了在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总趋势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以及打破制度性壁垒之外,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近年来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成了劳工权利丧失的暗门,自从《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务派遣制度再次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如果双方签了劳动合同,那就得给工人上五险一金,现实中我们看到相当多的企业不是为了在用工上提高效率、更加专业化而使用劳务派遣工;相反,相当多的企业用这种形式来规避企业对职工的责任。我认为,这种劳务派遣形式本身就具备了规避保护职工权益的机会:因为五项社会保证金加剧了公司的负担,原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对这一成本推诿扯皮现象严重,因而劳工权利受损。这在国际讨论中叫做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这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缺少社会保护,是造成工人被置于脆弱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劳动力市场从非正规化走向正规化,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细化劳务派遣的适用范围、岗位的性质等等来防止,已经于事无补。劳务派遣制度还是体现在一些公司上,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变动和规范来消除派遣工制度的漏洞。而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企业有滥用劳务派遣制度的动机,消除动机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即在社会保障上下功夫。目前已经有不少政策正在推动着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比如以前的养老制度是职工的养老保险,现在准备在本届政府结束之前实现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这就意味着,有没有正规的岗位,也可以获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避免非正规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

(实习生王琰采访,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