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竞合新局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粤港竞合新局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原CEPA框架下悬而未决的合作障碍有望解决
《财经》记者 姚佳威 实习记者 陈秀月
4月7日,广东省长黄华华与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广东与香港这对多年的老搭档,迎来了一轮竞合新局,其中有利好,亦不乏挑战。
各取所需服务业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受到高度重视,源自两地经济唇齿相依。广东省外资企业中,港资企业数量高达65%,产值更超过七成。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向《财经》记者表示,广东省经济发展第一波动力即来自香港制造业的转移,而目前面临经济转型,更急需香港富有的服务业资源。而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受到老牌的新加坡和新锐上海的双重挑战,其庞大资金与成熟管理经验亟须寻找市场,市场潜力大、合作时间长的广东无疑堪称近水楼台。
实际上,黄华华与曾荫权算是合作多年,关系熟络。二人每年都会同赴世界各地招商引资,联手宣传粤港都会区。
作为香港广东商会的会长,杜源申曾多次随同二人出访欧美等地,并参与《粤港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方面的讨论协调工作。他向《财经》记者证实,该协议从内容到文本,都充分体现了双方的意愿和利益诉求。
香港律师会副主席、内地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何君尧向《财经》记者表示, 2009年,广东省政府曾派代表赴香港,就框架协议征求香港方面意见。当时香港政府组织包括律师会在内的各行业协会提交报告。各行业协会也召集本行业从业者开会,表达建议和需求。
香港方面将这些行业报告汇总,转交给广东代表团。而广东省港澳办人士也向记者证实,省发改委也组织了调研,广泛征求行业人士与专家学者的意见。
该协议是内地省级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第一份合作协议。黄华华在记者会上指出,框架协议签署后,服务业将成为粤港合作的重点,主要包括领域:金融、旅游、物流、会展、专业服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和工业设计。
这些行业既是香港强项,又是广东急需。曾荫权也表示,服务业作为香港的主导产业,占GDP比重超过90%,这次框架协议正给了香港以更大的空间一展所长。
杜源申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来广东投资的企业绝大多数从事制造业。2000年香港广东商会正式成立时,大多数会员企业来自制造业,但以2003年CEPA签署为转折,如今一半以上的会员都来自金融、法律、会计等服务行业。杜相信,《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将推动粤港从“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阶段,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全面合作阶段。
诸多“小门”待开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表述其出台原因时,明确提出是为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2020年)》、CEPA及其补充协议。
框架协议签署后,原CEPA框架下悬而未决的合作障碍有望解决。
暨南大学特区与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向《财经》记者介绍,CEPA实施以来,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合作中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仍存在如香港服务业北上门槛过高,审批程序复杂,内地政策法律环境多变,区域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粤港两地人士都提到,粤港澳服务业合作未如预期理想,关键是“虽然开了‘大门’,但仍有很多‘小门’紧紧关闭,‘小门’里面还有‘玻璃门’”。
“大门”即是中央的精神,“小门”则是地方壁垒、实施细则和审批细节。陈恩指出,CEPA从国家层面允许香港银行到内地设立分行,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一些地方政府设置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政策限制,在资质、年限、选址等方面制造瓶颈。
例如,香港银行到珠三角建销售网点,在政策条文上符合规定,但甫一涉及具体的报批、选址,旋即遇到重重条框阻力,程序也不透明。
CEPA项下的服务审批权,大多集中在中央及省级相关部门,这种情况导致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挫伤了香港服务业人士北上拓业的积极性。
如港商要在内地申办一个合资医院,不仅要经过市、省、中央的卫生部门批准,还要经过市、省、中央的外经贸及商务部审批。此外,还要经过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这些章都盖下来至少要两三年。
港商在内地申办一个联营法律事务所,也要一级级报到司法部及商务部审批。《财经》记者从香港律师协会了解到,曾有香港律师想在广州开设律师事务所,经过司法、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花了八个多月,腿都跑细了,肉也掉了十多斤,仍无下文。
香港服务业进军内地除了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税收和收费过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比如在会展业方面,CEPA规定“允许香港公司可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会展服务”,但在内地,国内外展览企业的税收标准不统一,港澳业界进入内地后,是按国外企业收税还是按国内企业收税,未有明确规定。
在展览收费问题上,内地实行的是境内外“双轨制”,香港参展商需付的摊位费比内地参展商高5倍,直接影响香港展览公司内地办展的客源和收益,导致香港会展业难以进军内地。
在法律制度上,内地采取类似于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法系,香港则类似于英美法系。何君尧说,香港律师目前仍不允许参与内地企业间的法律诉讼事务,只能做来内地投资的港资企业的法律诉讼。双方都是香港企业或个人,案件诉讼还要回到香港法院去审理。
在会计准则上,两地会计和统计名称不统一,计算标准口径也不一致,也造成很多困扰。
针对CEPA未能解决的问题,《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共同促进投资便利化,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在多个行业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准入门槛。
在医疗行业,支持香港服务提供者到广东开设医疗门诊部,实行准入优先,广东对香港自然人设立医疗机构工商登记纳入全省各地工商注册大厅的CEPA绿色通道,以及工商网上登记业务。
金融合作之障
服务业合作的重中之重是金融。合作框架明确提出,“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资源和服务为支撑”的金融合作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冯邦彦向《财经》记者表示,粤港两地金融合作,近年来已有相当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协调和支付平台建设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两地金融监管部门建立了常设的协调和沟通机制。
例如,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框架下成立了粤港金融合作专职小组,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广东监管部门成了金融工作办公室,与人民银行广东分行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制。在支付平台方面,双方建立了港币和美元即时支付系统,及深、港的美元支票结算系统;港澳人民币清算行介入内地现代化支付系统。
尽管发展迅速,但目前两地金融合作障碍犹存。冯邦彦指出,金融开放属于国家统筹范围,广东地方政府在金融开放方面获得授权很小。粤港金融合作涉及了中国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央要考虑到开放和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所以,粤港金融合作受制于“一国两制”下不同关税区、不同市场的制约。
此外,两地合作制度安排滞后,牵制了资金的流动和配置效益,导致二元金融结构。所谓二元金融结构就是指“地上”“地下”管道并行,大量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流动,造成巨大金融风险。地下钱庄泛滥的本源在于合法金融流通途径不畅。
何君尧表示,在广州的律所将收入汇回香港总部存在诸多不便,希望内地能让合法渠道更加畅通。
冯邦彦认为,粤港金融合作,主要还是广东借鉴香港的制度。目前内地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都有待改善,广东要提升自己的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法制建设,优化政务环境,为香港金融机构的经营提供一个公平、公正、便利的经营环境。
化解“明争暗斗”
接受《财经》杂志采访的两地人士表示,合作一直都是粤港关系的主流,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竞争。《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不仅可以加强合作,还可以规范理顺竞争。陈恩认为,由于双方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粤港之间过去20年是合作远远大于竞争。随着广东经济发展,目前是有合作有竞争,广州、深圳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近年来,粤港物流中心竞争日趋白热化。广州声称要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深圳亦不甘人后。2008年,深圳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11亿吨,居世界第四。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60亿吨,居世界第三。
机场竞争则更加“直白”。目前在珠三角方圆不足200公里的狭长范围内,汇集了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和珠海五大民用机场,分布密度极大。
香港某会计事务所高管对《财经》记者笑称,几个机场距离如同公交车站。各大机场都希望做大做强,在基础设施建设、航线设置等方面加大投入,展开激烈竞争,导致珠三角航空业陷入空域紧张、市场“僧多粥少”的窘境。
早在2001年,五大机场就已成立“珠江三角洲五大机场研讨会”,约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希望能协调发展,避免恶性竞争,但未取得实质进展。研讨会2003年后一度中断,原因是讨论一直停留在培训、安保等浅层次,而航线资源分配等深层次问题上分歧难以调和。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曾参加该研讨会,他向《财经》记者表示,各方口头上都宣称应错位发展,心里却都想搞大而全,以自身扩大规模为要务。在硬件上,五大机场都在扩大基建,香港也想建第三条跑道。深圳建了第二条跑道,又想建第三条跑道,广州想建第五条跑道。
各方在航班航线上也一直未达成具体协议。比如,香港提出,香港机场主打国际航线,深圳主打国内。但实际,大家都在拼命扩大航线。广州每年差不多增加十几条国际航线,原来只是三十几条,现在已经达到90条了。而香港又拼命地开国内航线,以前已经有45条,现在还在增加。
对于五大机场重复建设与竞争内耗,《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给出了明确定位:支持香港机场巩固国际航空中心地位,广州白云机场建成我国门户复合型航空枢纽,深圳机场成为大型骨干机场,珠海机场发展航空产业,而澳门将建成为多功能中小型国际机场的范例。
至此,五大机场有了各自重点,彼此分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