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中的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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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雾气中，广场的一头已经见不到另一头，但阵阵音乐声仍然响彻整个场地。
每到晚上七点半，北京双井地铁站外的乐城购物中心前的广场便渐渐热闹起来。2015年入冬以来，重度雾霾天气不断，指数甚至直冲千点，每日在这里欢乐的人群虽时有增减，但并未因此散去。
地铁口旁的广场上，各种旋律交织在一起。一边是节奏平稳地跳着交谊舞的人群；另一边则是动感十足的吉特巴，也叫水兵舞；北边的银行门口则是乐城红歌团的聚集地，响亮的红色歌曲在那里回荡。
“原来这个广场是没有的。这块儿地以前准备建三幢楼，后来修了这个地铁站，楼没法儿盖了，政府把这块地买下来，才有了这么块儿地方。”一位天天在这里锻炼的老北京告诉记者。
2015年12月1日，那张《雾霾中的广场舞》照片在内地社交网络迅速广泛流传。大妈们“与霾共舞”的景象看起来颇有几分“诡异”色彩，甚至有网友戏称“广场舞大妈惊变午夜幽魂”。
雾霾中的音乐声
2015年圣诞夜，北京的雾霾指数最高达到500，最低也在470。白天窗外一片朦胧，白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飘雪，而是透着灰黑色的影子。手机里显示的当日城市交通状况地图，平日往往显示成红色的二环三环，因为出行人数骤然减少而变成绿色。这样的污染指数两年前还经常是内地媒体的新闻头条，而在2015年，在这个不久前刚刚经历了指数过千、政府拉下红色预警的城市，500左右的污染指数似乎不再引人注意。
这天是红歌团自发为纪念诞辰而表演的日子。负责组织的苏阿姨在七点钟便已来到现场。团员们和乐队师傅们也没有太多耽搁地陆续到场。在关闭的中国银行门口，他们拉起了“红歌团纪念诞辰演唱会”的红色横幅。团员们穿着红军当年的仿造服装，为演出做准备。所谓的演出，只是在大家天天聚集的老地方按照此前经常唱的曲目表演。空旷的广场上，没有特意摆出舞台，也没有摆出观众席，更没有门票。一群上年纪的自愿演出人员便在重污染的圣诞夜中，一板一眼地唱起来。
红歌团的组织者苏阿姨五十出头就已退休，性格开朗，与人交谈起来有几分自来熟，从两年前成为组织者后便天天到此。尽管这个松散的团体并没有强制团员每天要到场，但作为组织者的苏阿姨还是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以前是运输公司工作人员的她，退休后仍然被家务琐事所缠，晚饭后的红歌团活动是她每天难得的解脱。“白天家里各种家务做着觉得心情郁闷了，到了晚上在这里看到这些老大姐，郁闷的心情一下就没了。”
苏阿姨介绍说，绝大部分团员是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退休人员占多数。每到国庆节、建军节、建党日等重要的政治纪念日，红歌团都会唱一些相应主题的歌曲。为了这台演出，红歌团已经筹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们对于雾霾并非完全没有顾虑，但因为早早就定下了计划，所以即使重度雾霾也不会改变演出安排。
“像平时哪天雾霾特别大，我们就缩短时间，少唱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聊聊天，闹腾一下。大家都是老朋友，一天没见着就觉得难受。”苏阿姨说。
乐城红歌团有自己的微信群。吃完晚饭参加红歌团的活动，晚上九点半回到家在群里抢红包是苏阿姨每天必不可少的节目。
在群里，歌友们也会讨论雾霾。苏阿姨还记得，在污染最重的那几天，老歌友们也在群里转发了不少雾霾中北京各地的图片，一张雾霾中的“大裤衩”印象尤其深刻。污染严重时，她也会在群里提醒大家最近空气状况不佳，参加歌友活动需要注意保护自己；但因为红歌团主要还是以合唱为主，唱起歌来自然也就无法戴口罩。
苏阿姨说不清楚PM2.5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雾霾对身体的害处应该是对呼吸系统的吧”。电视里的专家所说的具体机理，对她而言也是似懂非懂，她觉得红歌团的团友们“应该也都说不上来”。雾霾天发一发雾霾的图，出来时间短一些，一些有呼吸道疾病的团友不再出来，或许就是大家所有的应对。
“人能活多久，也就是个命。”苏阿姨家里没有空气净化设备，平时也不用什么保健品，她觉得健康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心态：“心态好了，人的状态自然就好了。”而保持好心态的最好方法就是晚饭后与这些老朋友们一起唱歌。按苏阿姨的说法，那些得癌症的人多半都是被自己吓死的。
说到红歌团这个集体，苏阿姨总是禁不住激动与感慨：“这些老大姐，她们年纪都比我大，家里负担都挺重的，但都会为着这个集体着想。之前我们的一位乐队老师说，‘我到过好多团体，没有哪一个像你们这样一年下来刮风下雨都坚持出来的。后来他就一直义务为我们演奏。人家外面出去演奏都是要收费的。”
苏阿姨的爱人是公交车司机，2016年就要退休，苏阿姨想尝试让他来一起参加。但她觉得丈夫性格比较内向，可能融入整个集体会慢一些。
红歌团也并非人人都会在雾霾天都出来活动。65岁左右的张阿姨是团里年纪最大的，她会尽量避开空气最糟糕的时候，轻度污染的时候也会戴着口罩，家里有花5000多元买来的空气净化器。张阿姨的儿子今年34岁，儿子家的空气净化器更高级，还是五年前花一万多块买的。孙子出生后，一家人更加注意室内空气净化。不过，圣诞节晚上的演出，张阿姨仍然到场参加，因为这是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活动。
朦胧的雾气中，广场的一头已经见不到另一头，但阵阵音乐声仍然响彻整个广场。
“我一直接触这些，反正我没当回事”
圣诞的夜晚，广场的另一头已经空空荡荡，不太见得到平时跳舞的人群。浓眉大眼的张大哥像往日那样带着音响来到广场，但半天见不到人便回去了。
张大哥是广场上吉特巴舞团的教练。每天傍晚，广场南头的平台上，交谊舞、吉特巴等三四组广场舞团一字排开。张大哥时而给人指导，时而自己加入，教一个人跳舞收一百块钱，自己也在这里放松娱乐。早在刚结束时，张大哥就在机关单位里学会了吉特巴这种发源于1920年代的美国西部的快步牛仔舞。之后，跳吉特巴成为张大哥一生的爱好，他与爱人便是通过跳吉特巴结识的。
张大哥发现，自己楼下那些大爷大妈，以前不管有没有雾霾都出来跳集体舞，现在一听说有重度雾霾很多都不出来了。他说自己并不在乎雾霾，不过在重度雾霾天也会减少外出活动。“我是没当回事，但我一来没有人，那我再来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些老头老太太他们稀里糊涂知道什么呀？我是从工厂里出来的，我一直是接触这些东西，反正我是没拿这些当回事。”
张大哥说自己20岁不到便开始出来在外做家具、干木工，整天接触油漆，经常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到一间汽车制造厂做工人，喷漆、焊接、酸洗等都干过，从没有离开过有毒有害物质。“当时静电喷用的是一种干粉，喷涂的时候自己有时觉得憋着就不戴防护装备，干粉就会进到鼻腔和嘴里、嗓子里，一咳嗽都会带出来，能不能进肺里头另说。还有油漆的漆料，有时候那漆是气体的，也肯定会进肺里。工厂都在室内，通风并不好，常年乌烟瘴气。”
“那时候年轻，不在乎，也觉得没咋着。”张大哥说，在工厂的时候有营养费和定期体检，虽然也查出些毛病，但和工作关系不大。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感觉因为以前的工作落下什么病。“北京的化工厂都这样。一个化工厂就上万人，大家都死了去？”
说到雾霾和PM2.5，张大哥有些太明白：“我就问你，是不是咱们地球上的东西？”
“是。”
“那就甭说了，只要不是外星球的东西那过去它也有。你要说是火星上一种物质爆炸了，那不一样，但你要说地球上本身就有，那（就没事）。过去咱们没把这当回事，人家外国早报了。”
关于雾霾，张大哥之前只在微信上看到一篇讲1950年代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的文章。文章提到工业带来的污染造成伦敦的烟雾事件，还有当时的照片，张大哥觉得，中国只是比人家报得晚而已既然是一直都有的东西，这么多年了电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当记者告诉他当年的烟雾事件导致几千人死亡时，他一脸惊讶，也不相信伦敦后来经过治理已经改变。
“那时的空气比现在糟多了”
圣诞夜的乐城广场，直到红歌团的演出结束，另外的广场舞团也没有出现。空旷的广场上只见到一个做伸展运动的大叔。
刘大叔早晚都出来运动，早上7点到天坛锻炼。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出来走个三五公里。虽然运动量没有吉特巴那么大，但走下来也会出很多汗。刘大叔没戴口罩，他觉得没什么用，他反问记者：“你戴着这个，就能比我少吸几口？”
说起雾霾，刘大叔并非全不在乎。“前段时间到1000，那天感觉真呛，霾太大了。现在这天啊，雾大，霾倒还行。现在的空气质量比15年前2000年申奥的时候强多了。北京的天大概从90年代的时候坏掉的。出远门回到北京，远远地就看到天边灰蒙蒙的一片，就知道北京到了。那时候是一年见不到几次蓝天，都是灰蒙蒙的。现在北京周围绿化治理不错了，而且很多重工业也已经迁出北京市了。”
刘大叔开始指向周围的各个方向：“以前这块、这块所有的地方一直到五环都是北京的重工业区。玻璃厂、造纸厂、北内（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化学制剂厂一厂、二厂、啤酒厂、钢琴厂、酱油厂、凹凸具厂……那时候那个空气比现在糟多了。现在的北京就是汽车太多。”
过去北京冬天空气的恶劣让刘大叔记忆犹新。在北京市政府以电代煤政策出台前，由于北京二环内大量平房区无法安装集中供暖，居民都是以燃烧煤球或蜂窝煤来取暖。煤球蜂窝煤不仅带来大量烟尘，并且一氧化碳中毒、失火的事也经常发生。“那时候一进到屋里，就会觉得呛。比这个雾霾严重多了。”后来随着北京市政府对用电的大量补贴，以及大量平房区的改造，北京城内燃煤取暖逐渐绝迹。
北内职工出身的刘大叔似乎深知工厂治理空气污染之难。“我盖一个厂，如果要不污染环境，或者污染比较小的话，治污这块儿设备的投资是建厂的三分之一，而且运行起来的成本也特高。”
刘大叔告诉记者，北内厂以前大量的工业废水直接是未经处理往地沟里排放的，“一公里外的一条河里能够直接用勺子舀出油来”。后来媒体曝光，环保部门开始对企业进行监督。厂里也建起一套处理设备，但因为成本高，“环保部门来检查的时候就用一下，其他时候就放在一边”；但因为废油可以再利用，大量废水也会有一定的回收，比以前还是有些进步。
“最近不怎么刮风，以前北京风多，冬季三四级的西北风。一吹，雾就散了。今年风少。”刘大叔感慨道。
“你们媒体别老炒作这些”
时间进入2016年，不变的是北京天空中的朦胧。夜间空气质量仍大多维持在200以上的重度污染状态。空气并不好，但或许还能忍受。只要空气质量指数不是高到500这种非常严重的污染程度，广场上仍然不乏扭动的身影。十多个人中有三五个戴着口罩不停地跳着。
“我是来减肥来了。”一位戴着口罩跳舞的中年女士并非不在乎空气状况，她指着不远处朦胧的灯箱广告显得忧心忡忡：“你看，这就在眼前，怎么不糟糕啊。”但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能不锻炼身体，两相权衡，“还是得出来”。
不一会儿，一位略微秃顶、身材挺高、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凑过来，拉上这位戴着口罩女士开始跳舞，一曲舞毕，又走到边上休息。
“那位是您爱人？”
“不是。你知道吗，这里来跳舞的没有两口子的。”
“为什么？”
这位自称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中年男子看到勾起了记者的好奇，显得颇为得意。“你看啊，在一个家里如果两个人都出来了，家里的老人孩子，很多事情没人做，最后就会出现矛盾，所以，一家肯定只有一个人出来。这个时候找找别的异性，放松一下自己。”
一支又一支的舞曲正响彻广场。
当问到对雾霾的看法时，中年男子凑到记者的耳朵边说：“小伙子，人能不能长寿，关键看基因。你信吗？你有长寿的基因你就能活得长。找个好工作，娶个有钱的媳妇，活得物质一点儿，追求些生活品质。”
“那您为什么冒着雾霾天还出来呢？”
没有回答问题，中年男子已再一次滑进舞池。一支舞毕后，又主动走到记者身边。“这东西，在黄山叫云海，在北京叫雾霾。这空气如果真的那么毒的话，那中国人不是得死一半？”
“你们媒体别老炒作这些。是雾霾，谁都知道是，人家唐山那么多工人，如果为了环保工厂停了，到哪里有饭吃？治雾霾啊只有慢慢地，得有个过程。”
“这个社会总有人扫大街、有人坐办公室的，相对公平就可以了。”
两支舞曲后，已不见这位中年男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