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贺兰山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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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感恩而死翻译自日本著名电影摄影师西本正的访谈录《去往香港之路——从中川信夫到李小龙》，西本正曾化名“贺兰山”在香港邵氏、嘉禾公司工作多年。继邵氏与嘉禾部分的访谈后，本文详细记录了西本正后期在香港的一些经历与感想。
《半斤八两》与《僵尸先生》
——西本先生您在香港担任摄影的作品大概有多少部呢？
西本：嗯，有多少呢……四五十部有的吧，不过应该没到五十部吧。我在邵氏拍的多。在邵氏，即便除去一开始若衫光夫的片子【注：《神秘美人》与《异国情鸳》两部】，我跟李翰祥等人合作的也拍了该有三十部吧。即便只算日本导演，井上梅次的四部、然后村山三男的三部、中平康的四部，总共也有十一部呢。然后每次新人导演出道第一部作品都是由我来掌镜的，所以有个十四五部吧。后来又给嘉禾拍了几部吧，李小龙有一部半。然后还有以自由身份拍的一部李翰祥作品，是1971年李翰祥从台湾回来后拍的《骗术奇谭》大卖，之后我又被邵氏叫去拍的《风月奇谭》。然后许氏兄弟的电影我也拍过，是许冠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鬼马双星》（日文片名《Mr.BOO！ ギャンブル大将【注：副题意为赌博大哥】》，1976）。是邹文怀拜托我给他做摄影师的。
——我记得最先来日本的是《Mr.BOO！ミスター·ブー【注：副题即“Mr.BOO”的日文】》（1976）。
西本：那是《半斤八两》啦。日本的片名跟香港的片名不一样。《鬼马双星》是第一部，讲的是逃狱后的故事【注：此处应为西本正误解，故事中是正常出狱】。
——啊，对。那是《鬼马双星》，在日本是第三部公映的。最早是《半斤八两》，之后是《卖身契》（1978），第三部是《鬼马双星》。都是许冠文导演的，在日本的公映顺序是第二部、第三部、第一部。
西本：许冠文最早是在李翰祥的电影《大军阀》（1972）里出演了主角。不知道是不是自那开始对电影产生兴趣的。他是知识分子，好像是香港的中文大学毕业的，医学方向哦。他本来是医生还是什么的吧，但是因为对电影有兴趣，要做导演，所以跟李翰祥学导演【注：此处应为西本正对许冠文身世的误解，许冠文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社会学系，并非学医，也没做过医生】。所以，他也很了解我，是从李翰祥那儿听说我的。我是不认识他的，但他去拜托了邹文怀来请我做摄影师。
——新的香港电影里，有《僵尸先生》（1985）这种神怪动作喜剧啊，里面出现了类似吸血鬼那样的叫做僵尸的妖怪。
西本：啊对，有的，有的。
——那片子的导演刘观伟也说是跟西本先生您学的电影技术呢。
西本：刘观伟啊，他是我的弟子。是从摄影师转做导演的。他做过我的助手，也常来我家，帮我做过不少事。
——最早他是您的摄影助手。
西本：是的。他先做的摄影师，再做的导演。他那套东西，拍的一系列片子都很卖座。
——恐怖片与功夫动作片混杂挺有意思，加上了特技摄影，还有像《东海道四谷怪谈》那样手段巧妙的恐怖场面，还颇有看头呢。
西本：是吗？他也说他的那些神怪片的东西都是从恩师西本老师的《东海道四谷怪谈》里学来的。李翰祥回来的第一部作品《骗术奇谭》那时候，也是让他做摄影助手的。他特别喜欢鬼怪片。作为摄影师，他拍了《鬼打鬼》（1981）、《人吓人》（1982）等洪金宝导演的作品【注：此处应为西本正记忆有误，《鬼打鬼》的摄影师并非刘观伟，而《人吓人》的导演则是午马而非洪金宝】，而《僵尸先生》里他也做了导演，他以前跟我说过，说请我看看那个片子，不过我到现在都没看。他做导演的时候当然也做摄影，是摄影师兼导演吧。
——《僵尸先生》是洪金宝做监制的。洪金宝凭借《杂家小子》（1979）、《肥龙过江》（1978）之类由他导演、主演的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有一时，他还曾出演过胡金铨导演的《侠女》（1970）和《忠烈图》（1975）这些片子。
西本：他和成龙一起吧，成龙是特技演员，而洪金宝则是负责人。两人也合作做动作指导。
——跟做动作指导、武术指导，也演出电影的韩英杰一起。
西本：嗯。洪金宝跟成龙现在都有自己的公司了，只有发行是嘉禾来做的。洪金宝以前是武指。我曾经受嘉禾所托去韩国拍过外景，他不知什么时候买了赛马券，结果买中个大冷门。后来他就拿钱出来开了公司（笑）。这虽然好像笑话，但是真的哦。在韩国之类的地方我看到他，就叫他“喂，金太郎”什么的。嗯，其实他的脸是挺像金太郎的嘛（笑）【注：金太郎是一个日本历史传说、童话中的人物，圆圆胖胖的脸确实与洪金宝有些相似】。因为他就像个小孩子，我也叫他“金酱～”。成龙也一样，大家都是从邵氏出来的人。
虽然现在我们叫动作指导啊，武术指导啊什么的，但在不是武指全盛时代的时候，都没法生活。在中国的古装片里，如果有打胜仗之类的宴会的戏，就会有武指的团队过来，翻翻筋斗什么的来助助余兴。那些年轻小伙子们后来都做了武指，变得了不起了，有做导演啊，还有成了富豪的（笑）。看来最不会赚钱的到底还是摄影师啊。真的，没有谁做摄影师发大财的（笑）。所以，《僵尸先生》的导演刘观伟也是以前是摄影师，从做我的助手到后来给洪金宝的电影做摄影师，再后来成了导演。
拍今村昌平的策划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做导演？
西本：是我离开邵氏以后，已经好多年前了吧。那是李小龙死了以后，所以是1974年，邵氏那边打我电话，说有事想跟我商量，所以我答应了就去了。是问我能不能给拍一部特摄片。我问是部什么样的电影，他们说：“剧本马上就要弄完了，完成以后您能给拍吗？”我就说我拍。这一部是算我出外干活嘛，所以我想那就试试吧。第二天，说是剧本完成了，所以我就去了，结果好像是预定连导演也让我来做。导演、摄影师，全部都想要我做呢。我就说我做不了导演，我说的话要用翻译来翻，那是没办法真正执导的。所以还是该导演是导演，摄影师是摄影师，不过我会带个导演来的。于是我就带了我的弟子，叫华山的导演来介绍给他们，我说我做摄影师看着全场，就这么搞定了。
——是什么片子呢？
西本：叫《中国超人》（1975）的片子。
——所谓超人，就是Superman啊。所以也有特摄吧？
西本：嗯，是Superman。我说我负责摄影，但是特摄设计必须得从日本请来才行。他们同意了，从日本请来的是《东海道四谷怪谈》的美术指导，也做特摄美术的黑泽治安的弟子三上陆男。导演华山是我钟爱的弟子，我最喜欢他了，他也是由摄影师做导演的。
——这么说来，您至少有两个弟子是由摄影师成为了导演啊。
西本：是的。这边的人到底脑子聪明，知道做摄影师赚不了钱（笑）。他们是想做导演的，因为片子卖座，就有钱赚。
啊，还有一个人。是一个绰号叫老鼠仔的导演。他原名叫蓝乃才，但大家都叫他绰号（笑）。现在他在嘉禾还是专属导演哦。他是我的弟子，真的是个孩子呢，“老鼠仔”这个绰号是我给起的。他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你是谁？”他就说：“我是老鼠仔”（笑）。
——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阿修罗》（1990）就是这个导演的作品。是日本跟香港合作的，胜新太郎也有小露脸。西本先生您也是制片人之一呢，在字幕里。
西本：嗯，让我做统筹。我读了剧本，但是那种东西我看不懂啊。因为那是针对年轻人的，所以我完全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它是嘉禾跟日本的东宝东和合拍的，所以嘉禾的负责人请我帮忙。他们问我说：“日本那边来的都是年轻人，所以西本先生，您能做制片人吗？”我反正只要有钱拿，就OK啦（笑），也不是这么说，就是无所谓，反正就是玩玩。然后导演是我的弟子哦。
这片子是跟日本合拍的，所以在日本开了记者见面会，他好像是说了“我的老师是西本先生”，结果记者们全都奔我这儿来了。他跟记者说了以前认识我的经过。那还是我在邵氏时候的事情了，我常拉了那边附近的孩子们打打棒球什么的，我来击球，因为那时候有个广场。当时一直给我去捡球的就是他，他总是把自家的牛牵到广场来。后来过了很久，他就进了电影公司。我跟他打招呼说“是你呀”，他回我“啊，是大叔啊”（笑）。
现在他是个很受欢迎的导演。在香港要有那样的成就，靠的可不是学历之类的那种东西。他人老实，也有天赋。《阿修罗》因为我是制片人，所以有时候得去现场露露脸。于是就去见见日本的大明星啊，跟经纪人聊聊天啊，说说我已经在香港呆很久了之类的话。因为我跟小胜（新太郎）他哥哥若山富三郎在新东宝就认识了，是老熟人。不过我也没说出这些话来，我也已经不是摄影师啦。
——您做摄影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哪部？
西本：最后一部是《中国超人》，是1975年。在那之前还有一部，是今村昌平策划的。
——不是日本电影？
西本：嗯，是香港电影。是华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我是制片人，或者说顾问吧，想让新人试试看。今村昌平要在香港跟我合作拍电影，因为制作电影必须得有公司，所以还开了公司，拍了部喜剧。片子叫《艳鬼》（1974）。一开始的名字叫《风流女福星》，但是公映时是以《艳鬼》的名字上映的。这个故事是混合了“死神”跟“骆驼”这两则落语【注：落语为日本的一种曲艺形式，类似于我们的单口相声】编出来的。全部都是落语的段子。
怎么说呢，到底因为是让新人导演拍的，所以拍得是不太好呢。就是说，他还不明白喜剧处理的时机以及导演方法。该笑的地方却搞得很认真，所以观众笑不出来。他的水平还不够吧。这让我觉得做导演真难啊。拍摄途中来了个人，作为今村昌平的，是日活的导演春原导演。
——是春原政久导演吗？
西本：是的，他是以监察的形式来的。这位已年近七十的老爷爷，常常会提醒华山这样那样，但都是即兴的。因为是在现场说，摄影就得中断。尽管诸多不便，做法也全部要改变。那种事情，你提前一天说就好了，但在现场说出来，有很多东西很遗憾是做不到的。所以，华山虽然人比较老实，但总之春原他们提的意见他是不太听的。光奉承地说“好，好”，但根本不听（笑）。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魔芋碉堡”。因为他柔软而顽固，完全不听别人言，所以是魔芋碉堡（笑）。
不过呢，我也知道了让新人导演来拍喜剧是有点勉强。喜剧是最最难的。实际上我之前总以为今村昌平也会来做导演的。但是，他因为在做别的事情，所以没能来。
——这是1974年的作品啊。
西本：就在李小龙死后不久。我一直说，如果李小龙活着的话，要请他特别演出的。
——李小龙是1973年7月死的。
西本：是十二年前了。
——1973年，今村昌平是在制作被称之为“弃民”系列的电视纪录片的第三部《滞留海外的慰安妇》。【注：本片原名为“からゆきさん”，今村昌平自称为“弃民系列”的三部作品，按照年代顺序依次为“未帰還兵を追って”（1971）、“からゆきさん”（1973）与“無法松故郷へ帰る”（1973）】
西本：啊，是纪录片，说是去马来西亚什么的，途经香港的时候，他不知道经谁介绍跑到我这儿来，对我说：“西本先生，咱们在香港拍部电影吧。”因为在这儿，电影那时候是全盛时期。今村说：“在香港拍吧。钱方面不用担心，我来筹款。”于是，一个叫高桥松男的制片人来了，他后来制片拍了《缅甸的竖琴》（市川昆导演，1985）。
——是“キネマ（Kinema）东京”（公司）的。
西本：嗯，那个人那时候跟今村在一块儿。会计方面全部是他在搞。所以高桥来了香港，对我说：“西本先生，既然干，就请痛痛快快地干吧。”我回道：“只要不用担心钱，就没问题。”我说因为香港这边大家都是现金至上主义，你不付钱，工作人员什么也不肯干，他说不用担心，没问题，于是就拍了。嗯，用了25天就拍完了，一个月都不到哦。
——不过，您还要做制片，挺辛苦的吧？
西本：是啊。发行上也有问题。日本那边没人来帮忙做发行，所以我得一个人干，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从准备开始，全部在内花了一年时间，说是“如果赚钱的话，就均分”，可是，这片子没赚钱（笑）。
在香港，最好的发行时期是暑假。为什么是暑假呢，因为空调又爽，孩子们也在放假，说到娱乐，大家就是去电影院。香港这边如果错过了暑假，九月就是新学期了。日本是四月，而这边是九月。九月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学校开学了，新学期开始了，父母给零花钱给不完，所以在暑假的最后，当然都花在电影院里了。但是，香港的电影院是这样的，如果正在上映的影片突破一百万了，就再放一周。而我们之前的那部就突破了一百万。所以被推迟一周后，我们的作品上映就被推到新学期了，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了。当地的宣传人员也烦恼不已，跟我说：“西本先生，这下麻烦啦。片子被放到新学期里可不行。”果然不出所料，失败了。而且，在新学期里上映也就算了，雪上加霜的是首映当天还碰上台风（笑）。电影院关门了一整天。来了台风，这还看什么电影啊（笑）。
——别说上映了，电影院都关门了啊（笑）。
西本：是啊。就算是在新学期，首映第一天也还是会进去看的啦。可是，由于台风的原因，第一天休息，第二天才开始首映，就损失了一天。所以上座很差。我也被今村责怪了。但是，只有这个，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碰上了这么恶劣的条件。
——那部作品现在在哪里呢？
西本：在今村昌平那儿。今村说，这片子在日本说不定能成功，让我给送过去。所以我把负片啊声带啊全部送了过去。
——真是好想看看这片啊。
西本：现在想来，我在接受今村这个提议，开始干活之前，其实是有点怕的，觉得我应该拒绝的。如果顺利也就好了，但是若失败了，我是得负责任的。后来正在我这么考虑之际，那边电话来了，说：“西本先生，钱已经送来了，赶紧开始吧。”我想，得，既然都这样了，船都扬帆出航了，那我总得要开到对岸去啊，还是好好干吧。
我因为在香港常年在片场混熟了，所以工作人员全都是邵氏那边过来帮忙的。美术啊，灯光啊，全都是邵氏的朋友，干得也很顺心。而且邹文怀也说“片子拍成了，我们来给发行”，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可结果，拍过李小龙电影的罗维导演，也在用同样的男女演员拍一部跟我们这个有些相似的作品。也是喜剧。虽说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不过到底喜剧就是喜剧（笑）。
香港式胜利
——是策划撞车了，还是被盗了……
西本：嗯，当时我已经完成工作了，正在做影片上映的准备，然后邹文怀他请我去给许氏兄弟的片子（《鬼马双星》）做摄影师。我一开始说，我这边也很忙，做不了。我说，我首先得操心我这边作品的发行、上映的事情。他就说：“西本先生，您绝对不用担心。发行我们嘉禾来做，用不着担心。”后来，有人看了罗维那部上映的片子，跟我说：“西本先生，他们在放一部跟你们很像的片子呢。”所以我就去看了。我如果没去看就好了。结果去一看，把我拍的跑马场的戏的NG部分全都用上了。
——虽说是NG，但他们是怎么搞到手的呢？
西本：因为，剪辑室是同一个地方啊（笑）。我这片子的剪辑室就是嘉禾的剪辑室。
——这么说来，虽然是NG，但也完全就是把您的胶片给倒卖了啊（笑）。
西本：是的。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拍的场面呢。因为我当时想要拍跑马场的镜头，就去问说，能不能以嘉禾的立场借我拍，但是对方回复说跑马场绝对不借。不管是邵氏还是嘉禾，都不行。只借给电视台一家，绝对不允许电影的拍摄，就被拒绝了。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需要拍跑马场，所以就把摄影机架在面包车顶上，用两台摄影机，用大望远拍了。这个还拍得真不错呢。
——就那么被原封不动地用上了？（笑）
西本：如果是很久以后再用的，那就算了。可这是被同时期的片子给用了，并且还比我们先上映（笑）。所以我非常生气，去跟邹文怀兴师问罪。结果他跟我说，这是跟剪辑师买的。那人是以前邵氏的剪辑师，是他在全盘操作【注：此人是著名剪辑师姜兴隆，在邵氏时代的访谈中西本正也对姜兴隆颇有微词】。我的作品他也剪，对方的作品他也剪。说是从那个剪辑师那里买的。因为两边的作品都是他剪的，所以他怎么搞都行啊。比如说西本这边的只用这些，不需要的就加到那边去（笑）。这个我对今村昌平也说不出口。
——会被今村昌平导演怀疑吧，觉得您是不是暗自倒卖了胶片（笑）。
西本：所以自那以后我跟邹文怀就不怎么样了。不过他没有收在他那边使用布景的钱。那也有一百几十万还是两百万左右吧。说那些钱不用付了。
——是心中有愧……
西本：为了封我口吧。通常的话他一定会不耐烦的，我不是开玩笑。不过嘛，这就是日本与香港的区别啊。他们没有这种道德。所以，在香港绝对不能给人看剧本什么的。本来也就没剧本，如果有，就会被盗用，而且还要害怕被抢先拍了（笑）。所以，无论是李小龙的电影，还是许氏兄弟的电影，都没有剧本哦。
像许冠文的导演处女作，他们向我咨询说：“西本先生，化妆这样如何？”我问：“是什么电影啊？”答道：“是喜剧”。我大笑着说：“喜剧就弄这种胡子。”（笑）。拍个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电影的剧本而雇我做摄影师，这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笑）。于是我就去问嘛，他们回答说，如果写了剧本就会被盗了抢拍出来。按我们一般的常识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现在邹文怀跟我因为有了那件事情，关系并不好。不会再随便地叫我“西本先生”，请活了。到底对方也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吧。因为抢先拍了跟我们相似想法的片子，又抢先上映，而且他们的片子还很卖座（笑）。所以我是挺怨恨的（笑）。现在我当然是不记恨了，不过对方还是无法释然吧。我要是把这件事跟今村说了，他可能会说“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是没想过要做到那么绝的，但是我跟邹文怀的关系是有点变冷淡了。
然后，我跟那个剪辑师也绝交了。若衫光夫的作品我们就是一起合作的，自那以后一直都有交往来着。他是从上海电影时代干到现在的老古董，跟邵逸夫是远亲，日本也去过很多次了。因为我指定彩色片洗印到东洋现像所，所以涉及到负片剪辑、颜色调整之类的话，剪辑师也必须去东京。在东京做个一周到十天的剪辑。从《杨贵妃》开始，全都都是如此。以前一直托给英国的Arthur Rank公司洗印的，因为我给指定了日本的东洋现像所，后来就全部都交给东洋了。我可是给东洋拉了比大生意呢（笑）。
不过，那个剪辑师，我后来拍电视广告的时候，广告的剪辑也是他剪的。前几天也久违地在嘉禾见到了他，还满怀念的（笑）。
——您跟今村昌平导演后来还有来往吗？
西本：最近今村昌平就来过呢，带着绪形拳一起，是为了拍《女衔》（1987）这部作品。大概是去年的十月。我给他送去了很多资料。因为他说想要八十年前的香港的资料，我是很认真地找了很久，但找不到多少。适合《女衔》的舞台，现在到底还是只有澳门。所以我就去了澳门，在那儿住下拍了许多照片，之后把参考资料送了过去，他们挺满意的，于是要我帮忙，所以我就想着让我的公司做统筹。但是，这片子的发行是东映做的，东映的人来了以后，结果最后交给了嘉禾来搞，去澳门、香港，还有台湾跟马来西亚拍片。
曾想邀请中川信夫导演
——您在邵氏时代，曾从日本邀请来了许多导演，或者说是推荐、统筹，为香港电影贡献良多，但是没有邀请过您敬爱的中川信夫导演？
西本：我曾经是想叫中川先生来的呢。有我做后盾的话，可以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过，摄影师是河崎喜久三先生。
——不是西本先生您。
西本：不是的，是想让他们两人来搞，我则做后援。我是想，如果他们两人来的话，我就为他们把现场的照明啊什么的全部动员起来。
——这么说，为了把中川信夫导演邀请来香港，您是做过一定程度的安排的？
西本：是的，本来已经有很好进展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中止了。我是跟公司说，有个很好的导演，是拍了《东海道四谷怪谈》的那个导演。因为在香港大家也都知道这片子，我原以为很快就会把他叫过来的，但不知为什么就不行了。中川先生是来过这儿一次的。
另外还有其他我本想叫过来的导演。不止中川信夫先生，还有一个。是阿祐，渡边祐介，他已经因为癌症去世了。
——是1985年去世的，58岁。
西本：很年轻啊。我本来也叫了阿祐。我也跟邵逸夫说了，他回答说OK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就没消息了。我还在想，是不是他本人拒绝了呢，阿祐的信就寄来了。他在信里写道：“西本先生，有一天，邵逸夫突然直接给我打电话”，邵逸夫是会讲日语的。他接着写道：“邵逸夫催我说去不去香港，问我要多少钱肯去。”（笑）。这边的人是一开口就先谈钱的，所以邵逸夫也很直接地就这么说了。而日本人听了就吓坏了。如果是叫人的话，钱的事情应该是第二位的。阿祐说，因为邵逸夫开口就先谈钱，把他吓着了。他说在大家面前接电话，要多少钱什么的，他是绝对不能说的（笑）。
去叫我的摄影师恩师河崎喜久三先生的时候，好像也是这种情况。好像是邵逸夫直接跟河崎先生联系的，说“我经西本先生介绍，一定想请老师您来香港”。当时如果老师不带助手的话就好了。但是，河崎先生那时也是六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了吧，所以觉得需要助手吧。所以，作为邵逸夫来说，应该也是有点担心的吧。没多久，邵逸夫就联系我了：“西本先生，我其实是想叫河崎老师来的，但是香港的摄影师那是很厉害的体力劳动。他那把年纪有点勉强，所以要用一起来的助手，但是那个助手有试作吗？”当然是没有试作的啦，虽说他是我好朋友。
其实，那时候因为邵逸夫要把我的老师河崎喜久三先生请来，所以现场配备了最好的灯光师，以及各种工作人员和助手，大家都挺担心的，因为“西本先生的老师要来了”。结果就在那时候，事情就演变成这样了。啊对了，与此同时，我还叫了中川信夫先生。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西本：是1966年叫来了井上梅次之后。这始于邵逸夫说要叫日本导演来，我就想既然如此，那就要学学日本电影的好传统，所以要找一个更有人情味的人，完美的人，基于这一点，我的目标首先就是中川信夫先生。因为如果你说去做中川信夫先生导演的电影，大家甚至都会感到眼红。如我之前所说，他是一个大家都喜欢跟着他的人。像我，在新东宝时代，作为一个新人摄影师，负责了最多中川信夫先生的作品。所以，也会遭到前辈的嘲讽。如平野好美，以前一直都跟中川先生合作的，但是自从起了以后，中川先生就完全不叫他了吧。所以，大家都说西本一个人独占了中川先生什么的。与中川导演共事，就是如此被人羡慕。所以作为我来说，我想把中川信夫先生叫来香港的原因，除了他是导演权威以外，我更想让大家知道，日本导演里有这么了不起的人。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收到一本中川信夫先生的诗集《业》（杂草社），读过以后，我总算明白了中川先生为什么常常用我。中川先生也是在上海加入了中华电影【注：中川于1942年赴中国，为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导演拍摄纪录片《浙汉铁道建设》，但为期两年仍未完成，战争就结束了，影片胶片亦被烧毁。参见日语维基百科相应词条】，后返回祖国。而我也是返国后加入了日本电影界。中川先生是中华电影、我是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我们是处在同一立场的吧。就是这层关系把中川先生与我联系到了一起吧。然后我做助手的时候，他常常一直看着我认真干活，后来就用我做了摄影师吧。真希望他能够活得再久一点啊。
——中川信夫导演是1984年，79岁去世的。在那之前，他还很精神地在拍一部朝气十足的《怪异谈：不死的小平次》（1982）呢。1966、1967年的话，他还只有六十一、二岁。
西本：是啊。
——您是在满洲长大，从满映开始电影生涯的。像这样在香港呆了三十年左右，到底还是因为成长于满洲，所以觉得这儿更称心吧？
西本：是啊。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过的，因为作为电影人，我毕竟还是在日本电影中成长过来的。虽说是在满映，但我实际受到影响的，就技术来说，也全都是来自日本。我的摄影师前辈也都是日本人。虽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过确实，一般来说，日本人就算过来，大家也很快就会想回去的。
——为什么您不想回去呢？
西本：一开始我也是真的讨厌香港的（笑），想要回日本，不过入乡就得随俗啊，想着一年的时间我一定得忍过去。后来，我之前也有说到过，李翰祥导演他关照我，给我做了特别的导演椅什么的，他自己的也是订做的。
这如果是日本的话，除了导演和摄影师以外，谁都不可以去坐那椅子的，连名字也是写在上面的。可是在这儿，谁都会去坐，我一开始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导演会因为自己的椅子被坐坏掉了而大发雷霆（笑）。大家都随便用的，这里的人没有礼仪。比如尊敬前辈什么的，这里都没有的。所以，既然在这儿了，就入乡随俗吧，既然人家都这么做的，那我也当仁不让了（笑）。于是大大咧咧地坐上去了。
有一个笑话，是我开始习惯了以后。早上我睡个懒觉过去，导演过来说：“西本先生，要从这里拍长镜头。”我说好，然后要求布好长镜头的灯光，就又走了，当然是回自己的宿舍。等我吃完早饭再来，长镜头的灯光还没弄好（笑）。我要是着急，就输了。最后还是入乡随俗，悠闲地做准备（笑）。
你要是了解了那种气氛，还就是讨厌不起来啊，大家都是挺好的人。导演也跟我说：“西本先生，您别急，慢慢干。”我因为想快点干完了到城里喝一杯（笑），就会通过翻译跟他们说“干嘛磨磨蹭蹭的，快点干吧”之类意思的话。但是他们呢，他们如果延长十分钟，加班费就算是一小时的，晚饭钱就出来啦。所以大家都磨磨蹭蹭的（笑）。导演说：“西本先生，您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原因啦。”像这样，我了解了现场的人们的立场，就去配合他们的节奏。这样一来工作就好做了。
——尽管如此，三十年的岁月还是很漫长的啊。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不回日本的呢？
西本：一开始，我想在日本工作的心情还是很强烈的。那是思乡之念，想回到日本电影界的愿望。但是，新东宝解散以后，我已经没有回去的地方了，所以想那就在香港呆下去吧。那已经是很早的时候了，新东宝破产的同时，我就这么想了。因为我就算在香港出名了，但若回日本的话也已经是那个被遗忘的时代的人了。所以，事到如今我就算回去，也没有我该做的工作了，因此我就下定了决心留在香港。因为我要维持生活，回日本的话，我都不知道明天开始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