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所藏竹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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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竹刻艺术兴起于嘉定、金陵间，以嘉定朱氏三代和金陵濮仲谦为代表，至清中期达到极盛。特别是嘉定竹刻，在当时成为一方特产，名扬海内，并入贡宫廷，成为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竹刻收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80万余件的文物收藏中，竹刻类文物有2000余件，只能算是一个小类别。但在世界范围来讲，这是中国古代竹刻收藏的最大宗。故宫收藏的竹刻大多为清宫旧藏，1949年以后以捐献、收购等形式进入北京故宫的竹刻也有近500件之多。

北京故宫收藏的竹刻品类繁多，几乎涵盖了古代竹刻的所有品类。下面笔者就以三个大的类别分别向读者介绍故宫所藏竹刻的特色。

最具艺术气息、最能体现竹刻技艺特色的文玩竹刻

此类竹刻是文人雅士最喜爱的器物，也是故宫竹刻品收藏的主要部分。这些文玩主要有笔筒、臂搁、诗筒、香筒、笔洗、水丞、书镇、扇骨等，还包括文人案头的陈设雅玩，诸如圆雕山子、人物、动物、花果、如意等。器物造型多样，追求自然、质朴、雅致。在这些器物中，有相当部分是明清时期竹刻名家的作品，下面就以几位古代竹刻名家及其作品向大家展示文玩竹刻艺术品的魅力。

明代濮仲谦竹根雕松树形壶（图1）是目前较为可信的濮氏精品之作。此壶高12.3厘米，径8.4厘米，清宫旧藏。作者采用高浮雕技法，根据竹根盘连的自然形态雕成松树形，以松树干为壶主体，松枝盘曲成柄，断梗作流，壶盖雕成了叶状，叠压错落，与主干相连。壶身、壶盖和壶底共同融为一株苍劲的古松，树身满布鳞皮，苍古屈曲，壶柄下隐刻阴文“仲谦”楷书款。此器构思新颖，造型奇特，刀法精练，风格浑朴，诚可信为濮仲谦真品。

北京故宫收藏的带有“三松”款识的竹刻作品有多件，其中竹雕仕女图笔筒（图2）集镂雕、浮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于一体，可信为朱三松真品。此笔筒高14.6厘米，口径7.8厘米，清宫旧藏。笔筒经年久而呈深红色，下承三矮足，筒身雕仕女图。仕女头戴风帽，手持兰花，依石壁而立。古松穿岩而出，松枝伸展，蟠曲婉转。松下有石台，台上置杯、砚、盆景等案头清供。石壁上竖行阴刻行书“万历甲寅秋八月”及“三松作”款识，为1614年所刻。

此笔筒后被收入宫禁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看到此笔筒颇为欣赏，遂题诗《咏三松竹刻笔筒》：

不期精细期苍古，

以朴因之历久存。

生面略殊倚修竹，

岩兰在手默无言。

创为邻鹤有来由，

善画而今画少留。

刻竹依然传片羽，

可思业亦贵箕裘。

后令工匠把诗文镌刻于笔筒上，并落款“乾隆丁酉新月御题”，可见乾隆帝对这件笔筒的喜爱。后来此笔筒被收贮在乾隆皇帝的归政之所宁寿宫。

吴之[作品在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较之前二者为多，主要有黄杨木雕东山报捷笔筒、竹刻浴马图笔筒、竹刻刘海戏蟾笔筒等。

吴之[制竹雕松荫高士笔筒（图3），高15.2厘米，筒径7.4厘米，筒圆体，三矮足，筒身修长轻巧。外壁以其独创之“薄地阳文”雕刻技法表现出三株老松斜插于云翳，松针亭亭如盖。松根处半倚坐一老者，宽袍大袖，昂首纵目，神驰天外，而笔筒上部浅浮雕流云遮月，与人物目光遥相呼应。松干下侧有阴刻隶书“吴之[”款识。

此作之“薄地阳文”技法极为纯熟，显示出画面的层次感，如三株松树近实远虚、叠压转折的相互关系一目了然，人物的姿态表情也处处精确传神。因年深日久，器表有纹饰处色浓，无纹饰处色浅，如运笔墨于画布之上，堪称吴之[竹刻精品之作。

仿古竹刻

仿古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思潮和创作活动。仿古之风始于宋代，至清乾隆时期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他嗜好古器，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古代青铜器，并命梁诗正等大臣编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几部专著，还以此为摹本对各种器型进行仿制。此时的竹雕仿古在其影响下也盛行一时。北京故宫收藏了大量乾隆时期的竹雕仿古器，这些竹雕仿古器综合运用浮雕、透雕、活链、拼嵌等多种雕刻技法，模拟鼎、卣、尊、壶等古器，器形或大或小，纹饰变换丰富，古代纹饰和当时流行的纹饰并用，体现了当时仿古而不拟古的创新精神。

例如出戟夔龙纹尊（图4）即为当时的竹刻仿古作品。此器通高17.3厘米，口径17.2厘米，为竹根制成。呈敞口，扁圆体，足部外撇，圈足。其纹饰可分为三段：颈、足部两段纹饰简洁，分别饰扉棱四道；主体纹饰位于腹部，有扉棱将腹部分为四等分，均以回纹作地，上部两组凸雕夔龙纹，下部两组为兽面纹。

此器造型仿商周青铜器尊。尊是古代酒器，商周时期比较流行。此件竹雕仿古器虽然细节毕肖，总体上看却并不逼真，似在一件器物上杂糅了多个时代的纹饰及特征。

又如竹雕回纹活环提梁卣（图5），做工更是精细，通高32厘米，口径12.3厘米，莲瓣形口沿，附圆盖，盖上饰弦纹两道，花蕾式钮，长颈，鼓腹，矮圈足。口内沿有两耳，分别连雕绞绳纹一束与活环各一，两活环间连一龙首璜形提梁。颈部雕活环双耳及四周纹饰，上两周为回纹，下两周为变体几何纹，于回纹中雕有“汉武侯尊”四字篆书。此器仿商周青铜卣形制，造型规整，而其莲瓣口沿、活环、璜形提梁等部位则反映出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造器风格。

特殊的竹黄器

最后向读者介绍的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品――竹黄器。严格来说，竹黄工艺不能算是竹刻，但研究者一般因其与竹刻相关，而把竹黄归入竹刻类。竹黄为竹子的内皮，因其呈浅黄色，故称“竹黄”。竹黄工艺就是用刀劈去竹子的竹青和竹肌，仅留下如一般纸厚的一层薄薄的竹，然后把竹以各种形式贴在木胎上，因此竹黄工艺也被称为“贴黄”，清代宫廷则称竹黄为“文竹”，或取其雅。

竹黄工艺不似竹刻受制于竹材，造型可方可圆，规格可大可小，打破了竹材本身圆筒形的限制，大大丰富了竹制品的造型样式。而且竹黄器色泽雅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

竹黄工艺历史不算悠久，大概起源于明代后期的福建上杭地区。据《上杭县志・实业志》记载：“三吴制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杭独衷其共同而矫合之，柔之以药，和之以胶，制为文具、玩具诸小品。质似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而坚泽又过之。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幸，采备方物入贡，是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可得矣。”上杭竹黄器以方物入贡，以其细腻工巧而驰名京师，受到清皇室的青睐。

自乾隆年间竹黄器进入宫廷后，直到光绪，一直都受到皇室的喜爱。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清宫内的竹黄器的来源可分为地方官员贡入和内廷造办处承旨而作两大类。根据清朝宫中《贡档》的记载，江宁织造、两江总督、两淮盐政、江西巡抚、湖北巡抚等均呈进过竹黄器。如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江宁织造舒文进：“文竹如意成盒，文竹都盛盘全付（副），文竹汉文盒成对，文竹芝仙盒成对，文竹松梅罩盖盒成对，文竹龙凤盒成对，文竹万福盒成对。”

另一个来源为内廷造办处承旨而作。造办处是清代皇宫的御用作坊，隶属于清宫内务府，是专门应承制造宫廷皇室所需的各种器物、日用品、艺术品的机构。乾隆南巡以后有可能从南方引进了制作竹黄器物的能工巧匠，专门为皇宫制作竹黄器物。查阅造办处档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关竹黄器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行文）闰六月十六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文竹小瓶一对（带鸡翅木座）、文竹昭带一件……。”“乾隆四十五年（记事录）十月二十六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将嵌玉花文竹长方盒一对，文竹镶桃丝竹八方盒一件……以上俱安在养心殿呈览。”

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竹黄器有数百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清宫旧藏，且保存较为完好。这些清宫中的竹黄器物造型别致，精工华美，远非民间可比。从下面两器可窥皇家竹黄器风采之一斑。

文竹蕉石纹长方盒（图6），盒高9.2厘米，长35.6厘米，宽8.6厘米。盒通体包镶竹黄，四壁、盖及底饰通景芭蕉叶，枝繁叶茂，密不漏地，尺许之间绿意深浓。蕉叶正反向背，重叠隐现，无不各展其态。而叶上的多处虫蛀空痕仪态万千，甚饶画意。盒体一端用竹根雕成洞石，与蕉叶相掩映，颇具韵味。此盒设计精湛，慧心独运，显示了极高的艺术品味，堪称文竹中绝佳品。

文竹嵌牙夔凤纹菊瓣式冠架（图7），高30厘米，底径13.6厘米。此冠架的结构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镂空的菊瓣式冠承，被巧妙设计为俯仰菊瓣扣合的盒，顶部以染牙和珊瑚珠作盖钮，可打开，内可储放熏香香料；中部以3个S形夔纹如意式部件拼合成三向支架，支架以浅色竹黄为底，用深色竹黄勾边，内嵌染牙仿古夔纹、几何纹等；下部承木质底圈，有三矮足。

冠架是一种摆在桌案上置放冠帽的支架，是贵族的生活用品，某些形制还为宫廷专有。此冠架风格精巧纤雅，代表了宫廷审美趣味中靡丽柔美的一面。

除以上三大类之外，北京故宫藏竹刻品中还有少量竹杖，基本为乾隆时期作品，大多用方竹和紫竹等珍贵竹材制成，一些镶嵌着玉鸠首，甚至还在杖身镌刻了御制诗，颇为华贵。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