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设高校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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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后，学界对大学治理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走向深入。但是对于大学治理和大学制度建设无法回避的人性假设问题探讨较少。人性假设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它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的理念、起点与方法。“丢掉了人性分析，对人文现象而言就等于丢掉了根本，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基建于人的本性、表现着人的本性”［1］。本文从人性的基本属性和经验事实出发，尝试论证把“经济人”作为大学治理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人性假设，着重阐明大学人和大学组织的“经济人”品性，系统论证“经济人”作为大学治理的人性假设的适切性与依据，希望能为大学治理与大学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一、“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含义一般认为“经济人”人性假设是由亚当•斯密开创的。他在《国富论》中预设了“经济人”的人性。认为“人性中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自营性”;人性中还有一种有意识地追求个人自身利益倾向，即“自利性”。

“自营性”与“自利性”通过严格的核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在良好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争论从未停息过，但也只能提出一些限制条件和修正。也就是说，“经济人”的人性定位至今依然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公设”，还没有新的假定能够取代它。

近年来，高等教育界开始借助其他学科的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治理理论、委托等理论分析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其实这些理论立足的一个共同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这些理论为高等教育管理与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学界对经济人假设之于大学人的适切性问题要么“回避”要么“默认”，如果本文所论证的大学人的经济人本性为真，那么本文也就证明了利用上述理论分析高等教育管理的人性合法性。如果大学人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成立，上述理论之于高等教育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价值就需要反思和审查。

二、大学人的“经济人”品性考察我们认为从事高等教育活动各类主体，如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这些“大学人”同样具有自营性、自利性的“经济人”品性，并且这种“经济人”品性构成丰富的人性图画的底色。不管人性多么纷繁复杂，自利与自营的“经济人”特征构成了人的最基本属性。所以，可以作为大学治理的人性假设。那么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是否合适呢?

下面我们从马克思等哲学巨人对人性的认识、中世纪大学诞生的诱因，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危机以及传统人性假设的悖论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马克思对人性的一般看法马克思本人对人、人性的论断今天仍然是我们看待人和人性的重要指南和基础。马克思提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3］既然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是各个人的行动的起点。马克思还断定“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活动动机、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出发点是每个人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需要。而且“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还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6］“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7］。

可见“经济人”假设的核心观点与马克思对人性的论断是高度一致的。既然社会联系是因为个人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那么大学这一组织也是人们建立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和组织形式，不管其形式和工作对象如何特殊，这一组织建立的基本原理与其他组织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因为“私人利益”、“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私人利益、个人需要和利己主义是大学产生的人性根源和人性原理，也是大学这一组织建立的人性基础。

(二)从大学诞生的起因认识人性马克思对人性的判断是从普遍意义上分析人性的，如果把普遍意义上的“人”移入大学这个组织环境，大学人作为高深知识的探索者、追求者，披上一个“专业性”的外衣，进入知识场域的学者和学生的行为动机是否有根本性变化呢。众所周知，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拉丁文“大学”一词的原意是行会，起初并没有学术或教育的含义。中世纪，在巴黎、博洛尼亚和伦敦等地随着追随牧师和其他教师学习的人数增加，“为了保障权利、利益和提供法律保护，师生们遂仿照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教师或学生行会。”［8］关于大学建立诱因，在《欧洲大学历史》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记载，学者们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自由和安全的空间，为了免受物质的剥削以及教廷或政府的专横管理才建立了大学。“教师们对大学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已然看到，这种期望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教师和学生们不确定的的社会地位，才是早期大学建立的诱因”。“大学教育———那时侯和现在一样———基本上为每一个学生都提供了获取未来牧师俸禄的机会”，“学生期望从大学的学习中获得更好的条件，以便增加谋取公共管理机构中任职的机会”。［9］所以从大学诞生之日，人们从事高等教育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闲逸好奇。布鲁贝克总结，近代以来支配高等教育运行的两种哲学分别是政治论和知识论，而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论，欧洲大学历史和布鲁贝克的判断是互相印证的。根据这些，甚至可以认为有史以来多数人从事高等教育的动机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获得知识后给自己带来利益和价值，比如身份与阶层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储备和社会资本的联结。大学这一组织是在“经济人”自营性和自利性特征的驱动下产生的，其实教育的诞生也是如此。奥尔特加•加赛特认为“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人类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但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能力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原因所在。”［10］这表明人类为了更加经济和更为迅捷地获取知识才有了正式的有组织的教育形式。综上可以看出，无论大学的建立还是教育的诞生，无不是人的自利性、自营性以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正是人们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和依托。

(三)市场化背景下大学人的经济逻辑今天知识的经济价值、商业价值更加凸显，“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的信条已经深入人心，也被实践所证明，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学术资本主义”现象，象牙塔中的大学教师“追逐金钱实际上不再是遭受质疑的行为”，“教师们急切地回应新的市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倾向于获取联邦研究费和工业咨询费”。［11］153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资助的创业家、老板和寄生于大学的知识资本家。学生参加高等教育原来主要是致力于道德的提升，现在主要是为了好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富足一生已取代人生哲学而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11］166不仅大学外部对大学人角色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大学人对自己的角色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大学教师把自己看作是知识和教育劳务的商品拥有者，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益。学生越来越把受教育看作是为获得更好的职位而进行的投资。在未来人们对待大学的态度更像对待其他组织，对待教师这一专业人员更像对待其他劳动者。学术资本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名义上是在为公共部门服务，在动机上实际主要是满足私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学生在选择专业时，无不考虑这个专业就业怎样，好学不好学，付出和回报的比例，在读书的时候要考虑怎么能学的更好、更快，投入少、产出多;教师也是在考虑怎么做容易发论文、评职称，怎么报课题、拿项目，科研选题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研究价值，也要考虑研发成本与收益。几乎所有决策都需要经过经济思维的过滤，最后做出一个相对最优化的选择。

(四)当代知识分子缺位和形象危机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正在遭遇危机。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异化，学术人格开始变得政治化、商业化、虚假化，甚至变得浮躁化、功利化、世俗化。［12］也有实证调查结果显示，现有学术人员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品性，这种学术性格使得他们并不很在意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和对现实的深入理解，有时甚至主动放弃对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的执着追求。知识和学术开始演变成为权力、技术与财富。［13］造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正是“经济人”的自营、自利和机会主义动机使然吗。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世界只剩下120个知识分子［14］，这让我们思考历史上一定时间内具有强烈的公共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有多少?有多大比例?笔者主观估计，即使在传统的知识分子相对数量最多的时期，能算上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也不足20%。“知识分子”概念更多的具有一种象征价值、象征意义，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所有(大部分)教师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特征和品格，以至于可以把“公共人”作为一种人性假设。把“经济人”当作大学人的人性假设，主要强调了大学人与社会人的“共性”，但不能以此否认事实上也确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大学人存在，只是这样的大学人所占比例还不足以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人性特征判断的改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马克思对人性的一般判断，还是大学产生的诱因，从今日大学人的行为逻辑，到知识分子形象危机和其他人性假设的悖论，我们都看到大学人展现出的“经济人”品性。如果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极其稀少甚至并不存在，那么“理念人”、“公共人”或者“道德人”的合法性就自然值得重新审视。“经济人”假设肯定了大学人追求利益的本性，认为人的需要、自营性与自利性是人类活动最原始、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这是对唯物主义原则的坚持和运用。“经济人”人性假说能够解释具体、现实生活和抉择过程中人们决策的特点和实质。所以，可以把“经济人”作为大学治理与大学制度建设的人性假设、起点和依据。

三、“经济人”假设视域中的大学治理

(一)资源依赖组织:大学性质新认识如果大学人也是“经济人”，具有先天的自营性、自利性和最大化偏好，那么对大学这一组织的定义也有了新方式。在“经济人”的框架下，与其说大学是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组成的组织，不如说大学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成。因为，自然人的自利和自营特性不会因为加入某一组织就彻底改变，而组织正是这些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需求的途径和和形式。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15］既然如此，大学最关心也是自己组织的生存，决策主体也要做理性思考，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大学为什么市场化、功利化和产业化?为什么盲目的升级、升格?为什么重科研、轻教学，为什么缺乏科学的学生观?大学为什么逐步走向“行政化”?这类现象无不是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资源依赖组织”。理想的大学制度是承认大学“经济人”品性进行制度设计，而不是消灭大学和大学人自利的倾向，或者拒不承认大学的利益诉求，而把大学当作理想人激励管理。理想的大学制度，还要规避其“经济人”属性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大学问责制以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形成监督。

(二)现代大学制度要保证知识分子潜心研究并且有尊严地生活知识是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产品，有效有用的知识会极大地增进社会价值，而知识生产者本人的剩余索取权是相对较小的，知识的巨大价值都沉浸了公共领域，所以国家应该为知识的创新买单。另外，未知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知识发现过程也具有较大风险，“因为即使为学术而学术，也难于保证成名成家，更可能名利两空。”［16］同一时间任何人选择做一件事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其他事。在当前的知识评价和剩余分配制度下，很多教师追求“快”发表，尽快拿出现有体制认可的成果，而学术质量高低则是另外的问题。对于知识生产领域的剩余分配，应该遵循有效激励的原则。“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7］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使人才辈出的局面出现，让知识分子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不为生计奔波，这是大学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所以，指望、要求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是否提供了有利于这一群体发挥其自营、自利与最大化的制度和机制，是否有足够的诱因激励这一群体。教育系统需要彻底的思考和改善知识工作者的待遇，在薪资、住房、医疗待遇等方面要有足够的保障，以不断吸引那些最有智慧、最有潜力的人加入知识生产活动。

(三)激励与规制并重，加强学术与伦理建制治理大学时强调公共理性、强调为真理献身、为公共利益服务，恰恰说明大学人的本性不是这样，恰恰是因为人天生具有自营和自利的倾向。如果大学人本性就是公共人、理想人和理念人，就不需要多此一举的“提倡”奉献精神。治理理论的一个前提就是承认大学和大学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大学和大学人的人性具有多维性、多样性是个基本事实，然而众多品性当中“经济人”品质和行为方式最为突出，处于一种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基于这种人性事实，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既要尊重教师，又要充分考虑到教师的“经济人”特点。要考虑“公共人”、“理想人”和“道德人”的特点，但是不要过分依赖于人的这种“自觉性”，无论是学术建制还是伦理建设都是如此。激励个人进行知识创新，同时通过制度促使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用组织的形式来挖掘、积累知识，使得隐性知识显性化、制度化，使知识得到有效的传递和保存。社会伦理水平的提升不能单靠个人的心性和自觉。现代社会中的邪恶更多的是组织化的邪恶或者说制度化的邪恶。这种邪恶是一种集体的或整体的邪恶。单靠个人的心性不能对治，只有靠组织化的善或制度化的善才能对治。［18］

论证大学人具有“自利性”和“自营性”，并不是希望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其意义在于“明确”人的这些特征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于清楚地确定了大学治理与制度设计根本原则和逻辑起点，如果理想的、天真的把大学人完全看作“理想人”与“公共人”，就把我们的思路和理论引入了歧路。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目的的真实内容和本质，也是激励和支配人们活动的能动因素和真实动机。可以说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底蕴，利益机制是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19］对人性的认识是个永恒的话题，近年来高教学界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精彩纷呈，比较有代表性的至少有“比较利益人”［20］“知性人”［21］“学术人”［22］等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中，这些不同人性假设的相互关系还需要归纳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