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家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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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记者偶然看见吉峰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发的微博，上面配发了一张火车餐厅出售的套餐照片，那只不过是一份家常便饭，但对吉峰而言，40元一份的套餐简直太奢侈了，他说自己拍了别人的饭后，咽了一大口口水，赶紧回到座位上泡了一碗方便面解馋。

吉峰此行是受一个社团组织邀请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但对方提供的食宿只有几天，因为他还要拜访其他的学者，需在北京多逗留数天，所以他得计算着花手中的每一分钱，而所住之地，也是朋友帮忙联系的一家能给优惠的招待所。

不愿再提打工生活

1994年，只因对繁华都市生活的向往，26岁的吉峰放弃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离开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来到深圳，他从未想过，在这里生存成了他面临的第一大威胁。花光了带来的1700元后，无一技之长的他仍走马灯似地不停换着工作，搬运工、餐厅服务员、流水线操作员都干过，直到后来成为一家上市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10多年间，他在深圳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失业，找工作，再失业，没吃、没喝、没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即使后来做到企业的中层管理位置，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他无奈再次失业。

与妻子离异，对他的人生又是一个沉重打击。2000年，因长期两地分居，吉峰与远在家乡的妻子离异，吉峰承认自己曾为此差点跳楼。当时妻子要求他回老家，但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无脸面回去。在吉峰心中还有一个愧疚，就是他对不住已80岁高龄的老父亲。作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他几乎没有尽孝。说起当初选择到深圳打工，他口中抱以“那是无知，太无知了”。

采访中，吉峰突然说：“关于我以前的打工经历，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媒体了，你也是最后一个从我口中听到答案的记者了。我真的厌烦了，为什么总要问以前的事呢？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无非满足你们媒体的写作需要。希望大家不要再问了，每一个打工者都有各种困苦的遭遇，我也不例外，我要认真为今后的生活做打算。”

负债15万自费出书

2011年7月，由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学者专家为之写序的《蓝白仓库》第一次印刷出版，印数1万册。书中吉峰的“大学生、白领也是打工者”、“打工群体应自教育，共言说”等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本书让吉峰一夜间多了一个称谓“农民工作家”。然而，也就是这本书，让他就此背上了15万元的债务。吉峰说，出书是想让更多打工者快速拥有打工经验，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由于书完全是自费出版，所以他至今还欠着出版社、印刷厂的钱，只有将书卖出去还钱了。

吉峰告诉记者，书是按照最低成本制作的，没有任何装饰，也根本没有资金做宣传，加上一些企业对此惟恐避之不及，书的销路并不乐观，但深圳的一些组织和大学还是有不少向他购买的。他坦陈，如果打工者需要，他愿意赠送，让打工者知道的更多毕竟是他出书的初衷，不能因为要赚钱，而与当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采访中，一位吉峰在公交车上认识的乘务员给吉峰打来电话，表示要购买这本书，吉峰当即表示让她把地址发过来，他可以赠送她一本，希望对她今后的工作有帮助。吉峰表示，囿于上一代打工者根本想不到去总结，甚至不认为如何找工作、如何租房这些小事是经验，忽视这些小事，必然会走许多弯路，花不少冤枉钱。“《蓝白仓库》让我有机会把想说的说出来，但这绝不是我的人生顶峰。”吉峰说。

在出版《蓝白仓库》暂告一段落之后，吉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在吉峰看来，劳资关系中的矛盾通过第四方组织来解决是惟一的途径。吉峰曾公开模拟过劳资谈判现场，让农民工代表、工会人员、企业方分别扮演相应的角色。在现场模拟中，把工资集体谈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探讨这项制度具体执行的可行性有多少，障碍又是什么？

自己行动起来拯救自己

从普通打工者到打工名人的距离有多远？吉峰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每个与吉峰接触过的人都会打着这样的问号。吉峰给出的答案是，自己对打工生活彻底绝望之后，开始调动出自己所有的行动力。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开始疯狂地读书学习，并主动参加到各类社会活动中去。从1999年至今，他义务献血50多次，给血站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事执着，追求完美。但吉峰也不太愿意说起这一段，他说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身处社会最底层，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只能自己行动起来拯救自己。采访中吉峰强调，“不要用普通人看问题的方式来评价我所做的事情”。

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搜到，吉峰曾和当时的深圳市代市长王荣一起吃午饭的照片；吉峰代表农民工群体接受央视记者柴静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采访。他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深圳各级部门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关于劳资关系的，也有关于“白云区发展规划”的。吉峰以研究劳资关系问题为平台，成为此类活动中的“红人”，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企业的责任、农民工的再教育等问题是吉峰口中的热点词汇，他觉得这是他在一点一点为打工者争权益，打工者的问题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中才能慢慢引起真正的重视。

与此同时，他也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别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2011年9月，吉峰委托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转发一封信，这封公开信是他写给苹果总裁乔布斯的。在信中，吉峰描述了苹果公司高管人员的休闲生活，与流水线工人的加班加点形成了巨大反差，他痛斥苹果公司对工人的压榨，甚至感情用事地责难“穷人过得不好，富人也难有平安”，言辞激烈，咄咄逼人。吉峰希望乔布斯给打工者以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口头上的同情。他说，打工者的幸福就是有尊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性的劳资关系。信最终没有转到乔布斯的手中，傅剑锋也表示吉峰信中的观点他不完全认同。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2009年5月，吉峰曾花900元和营销大师科特勒吃饭，这一举动作为吉峰的符号也常被人提起。当时，吉峰是拿着17个工友筹集的900元钱，参加网上竞拍取得赴宴资格的。吉峰说，17个工友中最少的出5元，最多的出200元。参加竞拍是因为大家在私底下认为营销大师和农民工问题扯不上关系，而吉峰想证明给大家看，大师应该认同他“劳资关系也是企业营销的重点”的想法，所以才去竞拍的。最终结果是吉峰认为由于大师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不熟悉，观点有如“空中楼阁”而不欢而散，他说他根本没有吃饱。不过吉峰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仍表示，他这次是超值之旅，900块钱与大师20分钟对话是超值的，因为自己又一次让更多人知道农民工的问题。

如今吉峰能走到公众面前光鲜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背后也有太多他不愿提起的回忆。吉峰说，因为是农民工出身，他被拒绝的太多了。当他用尽办法，联系到曾在公开场合谈论农民工问题的政府官员时，能成功对话的很少，更多的是一种让他感到冷漠的拒绝，并且拒绝的毫无理由。让吉峰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学者，让他能从专家学者们那里获得理论支持，相反他也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劳资关系的一个调查渠道，大家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这便是《蓝白仓库》一书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学者倾力相助的一个原因。

不服仅能维持吃口饭的日子

吉峰参与创办的劳资关系发展论坛，在深圳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CDI大厦有一处办公点，但吉峰却很少去那里。吉峰告诉记者，那是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提供的场所，除非有会议，他很少去那儿是由于那边不通公交车，“每次都要坐出租，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吉峰说。平时他都住在深圳城郊结合部的出租屋里，“房子是与别人合租的，每月房租2100元，这已是我能力的上限。我现在为一个咨询企业工作，对方有项目才让我过去，就有钱拿，收入不太稳定。”

吉峰说他还有很多事要去做，他要为劳资关系发展论坛建立起一支专职人员队伍；他要以排行榜的形式来表现劳资关系，在这个排行榜上，各个利益集团的责任、罪恶将一览无余；他还要设计出中国的劳资关系图谱，呈现各地劳资关系的不同和相似，供打工者们借鉴……

采访结束前，吉峰向记者坦言，他已对打工生活彻底厌倦，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行动力上。“我已永远绝望于别人，对靠别人来解决问题绝望了，只有在自己身上才能产生希望。”他说自己不会再回家乡内蒙古，更多的原因是他不服，不服仅能维持吃口饭的日子。“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必然会过上好日子。但这一切离我似乎还很遥远，也许等打工者的问题真正得到社会的重视，我就和2.5亿打工者一起能过上美好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