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槌荡起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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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自2005年首届“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始，到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多彩贵州”歌比赛,历时6年，仡佬族民歌《情姐下河洗衣裳》不仅演唱不衰，而且每次都被改编成独唱或合唱等形式，为许多参赛者增分漆彩。选手们关心得更多的是演唱成绩。笔者关心得更多的是歌曲之中和歌曲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精神美学因素。

张劲：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原副主席，《贵州社会科学》原副主编，作家，评论家。

（一）

情姐下河洗衣裳，双脚踩在石梁梁。

手拿棒槌朝天打，双眼观看少年郎。

棒槌打在妹拇指， 痛就痛在郎心上。

一只已被时光拽向记忆深处、日渐成为“零余者”的捣衣棒槌，没曾想却因一首歌曲的走红，很快又重返了人们的视听中心。不仅唤醒了现代人已显麻木萎顿的灵魂，而且，还荡起了一圈圈透明而又多味的心之涟漪。这不能不引起人深思。

仡佬族民歌《情姐下河洗衣裳》引起了轰动效应。这首歌，经过历次歌唱大赛的隆重推出和无数参赛者的演唱，早已脍炙人口。专家们激赏它。歌迷们传唱它。就连我这个不太懂音乐的人，也时常约请它来附耳交流。

不过，在剧院外听唱歌，是和在剧院内听唱歌的感受不同的。剧院内听唱歌，听的多半是“艺术”，是经过歌手、乐器、灯光、音响、舞美等多个环节合力打造的艺术。而剧院外听唱歌，听的则多半是“生活”，是歌者在没有任何渲染包装下的自娱自乐地清唱。

如果不仅是在剧院外听唱歌，而且是在这首歌的发掘地――石阡县听原生态式地清唱，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我的体验是，恰像是护送“情姐”回娘家。不仅觉得格外新鲜，而且分明感受到了人人和她的那份亲热劲。几乎所有人都要拥上前来和她握手，问好，打招呼，弄得我们这些陪同者似乎也很有身份似的。

这首歌恰就似吊在乡民唇边的香烟，或者是含在舌尖下的糖果。人们往往是一张嘴就能点燃激情，一出口便有甜味溢出。大家用男声唱，用女声唱，用苍劲的声音唱，用童稚的声音唱，用独唱的方式唱，用齐唱的方式唱……把个“情姐”演绎得格外地光彩照人。

此时的光彩，是脱掉舞台上的演出服，穿上仡佬族花边蓝布衣的光彩。是除去脸上脂粉，上接明月清风、下接地气露水的光彩。是在石阡县到处都有的透明温泉中浸泡过，沐浴过，闪耀着肌肤的真亮色的光彩。是让我们这些外来的采风者听着听着就勃然兴起，忍不住也要加入其中哼上几句或吼上几句的光彩……这时候，就不仅是简单的“艺术”或“生活”所能概括的了。它已是充分艺术化了的“生活”，或者是充分生活化了的“艺术”。

（二）

这首歌，为什么能频频叩响听众心弦（尤其是城市人的心弦），激起人们传唱的热情呢？我想，除了它的活泼、好听、易记、富于生活情趣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歌词中那份淳朴、优美的情愫，犹如那根捣衣棒槌一样，恰好击中了处于浮躁喧嚣时代的现在人的文化神经，在无数人的心壁上撞出了回音，激起了人们沉浮于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精神家园之思，呼应了人们对于一种即将逝去的纯真生活的眷恋与牵挂。

首先，歌曲中的那位“情姐”是下河洗衣裳，而不是枯守在家中的自来水管旁洗衣裳。她是用一种传统的、手工的棒槌来捣衣，而不是用眼下各种时尚的自动洗衣机来搅衣。因此，她多半是来自山青水秀的乡村，而绝非是河水已遭到污染的城市，且居家离小河不会太远。这种洗衣环境和洗衣方式，对于生存空间日渐狭窄，心灵空间日趋拥挤，小河流水、蓝天白云越来越遭放逐、越来越被疏远的现代城市人来说，无疑是一大诱惑，是一种心灵抚慰――对于亲近大自然、渴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心理机制的补偿。

其次，歌中的“情姐”是亲自动手洗衣裳，而不是由陪同下河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代洗衣裳。她“双脚踩在石梁梁”的过程，“手举棒槌朝天打”的行动，是她的亲身体验，是她对碧波、岸草、石板、沙滩的直接感知。现代城市人因缺少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人们所殷殷期待与渴望找回的正是那份水花溅起的浪漫，棒槌敲出的铿锵，浅浪打湿手足的柔软的清凉，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审美愉悦。说白了，人们要的是这个亲手创造美和缔结美的实践过程。

再次，歌中人物的洗衣过程，也是男女双方“互看”和“被看”的过程。不仅是“情姐”在大胆地、不加掩饰地“双眼观看少年郎”，其实“少年郎”也在热烈地、目不转睛地观看“情姐”――因为只有少年郎神情专注，他才会注意到“棒槌打在妹拇指”的细节，从而也才会引起“痛就痛在郎心上”的切肤感受。这里，目光虽是无形的，却是具有穿透力的，不但内涵饱满，且劲道厚实。而且，二者“互看”和“被看”的过程，也正是由“眼缘”到“心缘”的情感交流过程。那只沉浸在怀旧浪花中的棒槌，其实就是一种心情，一种挥洒着爱与被爱的心情。它所荡起的，是希冀人与人和谐相处，真诚相待的真、善、美的清波。

（三）

遗憾而又无奈的是，置身于现代商业城市和物质时代的人们，如今已经是很难寻找“情姐下河洗衣裳”那样的情景了。那样的情景只存在于童年梦境中，存在于对“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之类的古代诗歌的想象中。

前些日子，我曾读到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上世纪70年代末旅游中国桂林时写下的日记，令我颇多感触。他说：“蹲在美丽的漓江边上用棒槌洗衣服的妇女，盯着看杂志上的洗衣机的照片是不足为怪的，她们现在就应当用上洗衣机。但我奇怪地想到，我们的现在也许正是她们的未来。我凝视着她们，江水清澈见底。希望她们比我们更好地安排生活，同时也自然地想到人类是否应该改变那些美好的天性……”那位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无疑也都是赞成用现代化的洗衣机来取代传统的体力劳动的。但是同时，我们又都不谋而合地对人类包括手工洗衣在内的“美好天性”是否应该全部丢掉，表示深刻的质疑和无限惋惜。

无独有偶，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若把现代与历史做比较，可从提供丰富、舒适、安逸的现代经济的社会关系来加以考察。在被人们把这些称为进步的同时，却也牺牲了人类的许多精神价值，牺牲了许多人所需要的尊贵和美。”

正因为牺牲得太多，人所希求的心灵补偿，也就愈多。尤其是在滚滚物欲挤走了画意诗情的时候，越是有凌驾于一切的物质主义的强烈对比，人们就越是不愿轻易割舍对于古典温情的脉脉怀念。在物质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矛盾、困惑所构成的人文大背景下，文学和音乐分泌出来的审美情感，正好能够部分地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精神的调适，满足人们某些替代性补偿的心理愿望――也就是说，可以借历史酒杯，浇今人块垒。

因此，《情姐下河洗衣裳》中的爱情风景线，虽是平和的（不是现代人的激烈），朴素的（不是现代人的华丽），古典的（不是现代人的新潮与时髦），而且是快要绝版的（不仅早已淡出城市，在乡村也将是与日俱减了），但它那一份凝聚着历史文化记忆的音乐文本，反倒格外令人垂青。

也因此，那只怀旧的棒，借歌搭桥，在现代人构建心灵家园的工地上，在修复精神美学的脚手架上，找到了欣赏自己的“哥们”和“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