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思聪在坪石―管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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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读者能见到的马思聪年谱有两个版本：一是由马思聪的学生钟立民和词作家金帆联编；二是由张静蔚教授撰写。两个版本在史实上略有出入，都有点误差。要完善尚需互补及进一步发掘、核实史料（包括同时代人的回忆录）。

笔者据中山大学校史、抗日战争史及本人经历，就有关马思聪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特别是1942―1944年在广东北部坪石-管埠（已近粤湘边界）的情况，为年谱提供点参考资料。

1937年秋，马思聪应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之聘为音乐教授。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马思聪转赴香港，实际教学只有一学年。

1939年3月1日，中大迁至云南南部澄江复学。1939年秋，中山大学成立师范学院，再聘马思聪前往任教。1940年，中大迁往粤北坪石附近管埠、乐昌县城等地，马思聪没随迁。同年2月，马先生在重庆演出并任励志社乐队指挥。可证，马先生在澄江中大只有一学期。

1942年，马思聪重返中大师院，时间应在1942年9月学期开始。我在同年11月从澳门到坪石的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念初三时，马先生早已收了两个比我高班的同学作提琴学生，其中一个为温詹美（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林耀基教授的启蒙教师）。马思聪这时期演奏活动频繁，常来往于韶关（曲江）――坪石――管埠一带演出。我首次听到马思聪独奏就在培联中学，记得他演奏了《思乡曲》《圣母颂》《流浪者之歌》等。当时我们中学生多爱好音乐，培联先后由林声翕（作曲家，曾作培联校歌）、卓明理任音乐教师。马先生的演奏受到热烈欢迎，可惜学校的钢琴五音不全，难为了马先生和他的太太王慕理（钢琴伴奏）。后我随王先生学过钢琴，在管埠见过马先生，那时候学琴交鸡蛋当学费。

马先生常来往坪石――管埠一段路。坪石多指水牛湾火车站，那儿有著名的金鸡岭，据传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在那里抗过清兵。 金鸡岭顶上的金鸡，嘴朝湖南，尾向广东。湖南人认为它吃了湖南的米，蛋下到了广东去，所以将其嘴尖打掉。坪石火车站到管埠，一般人多走旱路，水路甚慢。这段旱路有过山的地方，后来我听了马思聪的《山林之歌》，总觉得“过山”那一乐章，多少受到来往坪石――管埠这一段过山旱路的体验有关。

钟版、张版年谱中有关坪石曲江这一段时期，有如下不准确的问题：

钟版：“1942年，去广东曲江”；“1943年，随中山大学迁往广东坪石县。”

张版65页：“1943年，中山大学由坪石迁至曲江，继续在中山大学任教。”

但据中大校史：1943年，中大还在坪石附近管埠，并没有迁至曲江。坪石在曲江之北，坐火车从坪石到曲江，只有乐昌城一大站。坪石属乐昌县，火车全程只有四五小时。

张版67页： 1944年，“湘桂战争爆发，由曲江迁往广西梧州”；“9月23日，梧州失守，逃难到柳州”；“10月11日，柳州失守，又逃难到桂林”。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4年5月，敌人向长沙、衡阳进攻， 此举是为打通粤汉线。衡阳在坪石之北，两地不算太远，衡阳有战事，坪石、曲江必然紧张。估计中大五、六月之间就得疏散。中大是经曲江迁往粤东兴宁、梅县一带，马思聪则在此时逃难到梧州。去梧州，可能是经曲江、连南，南下到广西梧州。马先生不可能在梧州久留，因梧州离广州不远，从梧州坐渡船到广州只需一夜多。敌人进攻长沙的同时，正准备从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梧州进攻，时间在1944年9月6日。因此,估计马思聪到梧州后即西行到柳州。不排除有在柳州――桂林之间演出的可能，因当时尚有路可通，但似无史可据。至于张版说“梧州失守，逃难到柳州”“柳州失守，又逃难到桂林”这段史料，特别不准确的是“柳州失守到桂林”一说。因为日军对桂林、柳州发动进攻是同一日，桂林失守在11月11日，柳州失守在其后。按当时逃难的规律是“闻风而动”，等敌人打近再逃就来不及了。所以马思聪从梧州至柳州后不久，就西行经独山至贵州的贵阳，不久就到了云南，因12月2日，日军已攻至贵州的独山。而马思聪11月23 、24日在昆明举办音乐会（据张版）。1944年春夏之交，马思聪全家带着未满周岁的马瑞雪，从管埠开始逃难，近半年才到了云南，确实十分艰难。

此外，还有如下一些问题，与两个版本的年谱作者商榷或改正，或补充：

1. 张版88页：“4月……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教授。”这儿把“燕京大学”误为“北京大学”了。

2. 张版91页：1950“年初，举家迁往天津……”

笔者于1950年2月在燕京大学拜见马思聪时，他尚住在燕大校园内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马太太说马先生还考虑回广州办音乐小学，认为音乐家得从小培养。我记得1950年马先生的小提琴学生是到北京上课的。马思聪全家迁往天津可能在1951年。 1954年，他们又搬回北京了。

3. 张版91页：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典礼。”

可否考虑补充，在典礼音乐会上 ，学生合唱团演唱了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金帆词）第一乐章。指挥为严良遥领唱为喻宜萱。

4. 马思聪创作的管弦乐《欢喜组曲》两个版本均无记载。这部作品曾于1950年秋、冬之间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过，使用的乐队是由本科与少年班联合组成，指挥为黄源澧。当时乐队队员听不惯不太协和的音响，不愿排。学习部主任李凌给乐队做工作，说：“马思聪是中国大作曲家，你们要好好排练。”后来总算排成了。我曾陪马先生在礼堂后座听排练，在座的还有马思聪在管埠的小提琴学生温詹美。只听马先生轻轻说了一句：“我最讨厌批评家。”《欢喜组曲》在北京试演后，可能马先生听到了一些不顺耳的批评。其后据说他把谱子毁了。其实马先生这部作品也不是太现代化的，我记得乐队的音响及和声效果仅与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一类的作品相似。

本文也许有失误之处，仅供参考。

周柱铨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