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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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民现象在各地的日益普及化和复杂化，使文化适应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在理论模型方面，从横断面研究向过程研究转变，并提出相应的几种过程机制模型，而研究对象则从笼统性范畴向具体化的群际与代际取向发展，同时探讨不同情境的影响作用，并关注移民文化适应与人格特征、学术成就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而对过程变量的进一步验证，研究方法的完善及研究成果的普及化等问题则是以后研究中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如何把相关的研究与我国的城市化、区域流动等问题结合，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向。
关键词 文化适应；移民；过程研究；代际与群际；情境
分类号 B849：C91
移民现象是全球化所导致的重要问题之一，移民个体与主流社会的个体或集体的交互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Berry,Phinney,&Sam，2006)，当面对一系列的文化冲突，如群体风俗、教育制度和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时，移民个体或群体所采取文化适应模式和伴随而来的心理变化，是其达到真正的社会交融与适应的关键(Phinney，Chun，Organista，&Marin，2003)。长期以来，对于移民文化适应研究，一般把研究对象集中于成年移民群体，或将研究置于广义社会范畴中，甚少把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设置进行具体化(Arends，Fons，&V真jve，2008)。而随着近年来对移民过程的深入探讨和成果积累，研究本身也出现了一些转变，首先是理论模型的研究焦点从横断性研究中的维度之争。转向进行文化适应的过程机制研究；其次在研究对象方面，从对移民的整体性研究，向代际和群际中的具体研究对象入手；而情境的中介与调节作用也开始得到重视，同时开始关注移民文化适应与人格特征、心耶健康和学术成就的联系。
1 从横断研究到过程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移民文化适应理论模型都是以断面研究为基础，并以移民在主流与传统文化中的态度倾向作为维度划分的依据，最早是由Parks和Miller(1921)提出的单维模型，是以移民对主流文化的渐进式接受过程为依据；而Berry(1993)认为移民在源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同时进行态度和适应模式的选择，并以此观点而提出了二维模型及4种文化适应模式；Arends，Fons和Vuver(2003)则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态度应该是基于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整合性适应，从而提出融合模型，而各模型的提出的不同维度划分方式，虽然一直存在争议，但Berry等提出的二维模型还是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推崇。该理论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模式应分为整合型(重视两种文化)、同化型(重视主流文化，轻视传统文化)、分离型(轻视主流文化，重视传统文化)和边缘型(轻视两种文化)。但Bowskil，Lyons和Coyle(2007)认为这种结构模型存在局限性，比如整合型与同化型的划分有部分交叠，而后者在概念上的隐蔽性，很难从离散分布中解析出同化型。Dominguez和Isidro(2008)以聚类分析也发现，除了整合型、同化型和分离型之外，还包括具有传统文化实践的边缘型和无传统文化实践的整合型。而Ward，Landis和Bhaga(1996)以体验和行为划分的二维模型，包括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前者指个体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后者是个体在日常互动中的社会能力，并解析了模式选择和适应水平的关系。因此，在对横断研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论证的过程中，基于过程机制的研究才逐渐开始被重视起来，
1.1 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机制
认知闭合是对外界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其需求的偏向性决定了信息选择的范围和程度。Kosie(2004)考察了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decisiveness，NCC。D)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发现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之间的两种中介变量为文化适应模式和应对过程，移民基于认知闭合的需求而产生了与主流文化的互动过程，当移民以民族社会方式联系，对认知闭合的需求程度越高，决定倾向于传统文化的程度就越高，倾向于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程度就越低；当移民以主流社会方式联系，对认知闭合的需求程度越高，会决定倾向于接受新文化。而和传统文化保持距离。而后考察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的动机与文化适应模式选择的关系，发现相关的动机因素会间接影响模式的选择，认知闭合需求与传统文化型呈正相关同时与主流群体关系呈负相关；而决定性与问题导向型呈正相关，与避免型和情绪型呈负相关。
1.2 个体倾向
以往模型讨论文化接触对移民整体的影响，甚少从个体的文化接触过程进行探讨，Greenland和Brown(2005)认为文化接触过程可解释移民个体的自我调整和压力体验过程，以此构建的模型包括一般性和群际因素，前者包含语言能力和文化距离，后者则为群内偏见和群际焦虑，结果显示，文化适应中的压力体验与精神疾病相关，群内偏见和精神疾病呈负相关。 Coatsworth，Molina，Pantin和Szapocznik(2005)研究两种文化倾向卷入程度，发现中等卷入水平的双文化型倾向于在多社会文化区域表现出最适应的功能模式，同化型也并非是高强度负面模式，而Eric(2002)运用心理文化适应量表(PAS)，通过潜在层次分析研究散居型移民，发现其适应模式分为三种，分别为中强度的两种文化倾向型、强传统和中强度以上的主流文化型、低强度主流和高强度传统文化型，在比较群体和个体的文化适应模式差异方面，Kurman，Eshe!和Zehavi(2005)认为青年移民的个体态度代表其个体目标，与群体一般化态度的差异越大，对自我调整负面影响越大，而选择标准化态度对自我调整没有影响，移民个体与群体的态度对社会调整影响更小，而主流群体态度则影响社会调整的各具体层面。
1.3 结果变量的逆推导
将移民文化适应的目标作为结果变量，从而逆向推导其预测变量，Saba，Clarry和Ward(2003)认为结果变量包括保持传统文化、参与主流社会、保持心理和生理健康。并以路径差异模型析出三种预测变量，涵盖心理调整、家庭和文化联系、涉及适应的日常争论，心理调整包括心理幸福感、文化竞争和群体外文化支持；家庭和文化联系包括家庭中间路线、民族认同和群体内支持；涉及适应的日常争论以具体性与否划分，结构等式分析发现，心理调整和群体外行为分别与心理社会压力相关；家庭和文化联系与群体内部的行为相关；日常争论与心理社会痛苦相关。三种预测变量进一步通过文化适应路径选择而可预测出行为变量。Ouarasse和Ⅵjve(2004)认为青年移民的文化适应目标应包括交互关系质量、成功和
心理健康程度三个方面，并探讨三种目标与情境的关系，研究发现主流情境中包括容忍和整合因素，民族情境中包括了调整许可和民族活性因素路径模型显示成功和文化适应压力都与情境相关，主流情境对成功至关重要。民族情境对学术成功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从时间序列上分析，社会文化适应先于心理适应，联系质量的发展先于学术成就和成功。
1.4 文化适应、适应与价值观的交互作用
以往对文化适应、适应和价值观的单独性研究很多，但甚少从三者的交互作用入手。Gfing6r(2007)考察了移民的价值观、文化适应和适应的相互影响，发现价值观倾向分为分离和整合两种维度；适应作为结果变量，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文化适应过程作为价值观和适应的中介变量，包括文化保持和选择两个维度，并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传统价值观和文化适应的关系方面，Liu，Weatherall和Loong(2000)对新西兰华裔传统价值观(孝顺)的回归分析发现，中青年两代移民在文化适应中孝顺感更强，对两种文化的倾向适应程度与价值观期望呈正相关，孝顺与代际沟通后的幸福感呈正相关，Miller(2007)考察美国亚裔而发现民族型的价值观与行为低相关，主流型或中立型的价值观与行为中等相关，且亚裔文化适应的个体差异和复杂程度更高。对西班牙裔的相似研究也发现，文化适应程度和自尊呈正相关，与传统的妇女就业歧视呈负相关。
除上述的过程理论模型研究之外，Liao，Rounds和Klein(2005)考察了帮助寻求模型(help seeking model，HSM；Cramer,1999)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过程，恒定结构路径研究发现，自我隐藏是寻求群体之外帮助功能差异的预测变量。在对跨情境学习中的道德习得和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中发现，联系心理道德和文化适应过程可形成优势路径，而道德习得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从中可加快文化适应中的道德内隐过程(Bashe，Anderson，Handelsman，&Klevansky,2007)。而个体在情感过程中的标准反应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上，运用与文化适应模式对应的情节理解法研究，发现同化型与情感灵活性相关；运用主题理解法研究家庭支持、文化适应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通过等级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支持和传统文化倾向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变量(Edward&Lopez，2006)。7seng(2008)探讨文化适应与生态过程、历史情境和权利不公平的关系，以驱使政府公共政策的改变，特别是由于种族而使主流群体对其进行隔离的问题。上述研究证实了文化适应不仅仅指移民的态度选择方式，而且也涵盖了个体体验与调整、认知与决定、生活目标的驱动等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过程。
2 代际与群际取向的深化
代际与群际的划分是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前提，这两种研究取向也在近年来被深入探讨，将移民文化适应研究进行解构分析，从而提高了实证研究的可行性，而在代际和群际取向下，移民在主流社会中的文化适应时间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2.1 群际取向
在群际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主流群体在面对移民时，所产生的压力和调整过程。Greenland和Brown(2005)以适度交互模式研究，发现文化适应变量(语言能力，文化距离)和群际变量(群内偏见，由群际关系产生的焦虑)与文化适应压力、心理疾病在时间变量中存在线性关系，由群际关系产生的焦虑和增长的文化适应压力相关，群内偏见和心理疾病呈负相关。主流群体态度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方面，移民的经济竞争和保持源文化特点，会导致主流对其整合过程保持否定的态度，其中经济竞争对移民文化适应有间接影响，保持源文化是主流态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同时，移民的主动性对两个群体的态度都有积极影响(Zagefka&Brown，2007)。Dominguez和Isidro(2008)以个人网络理论研究发现，在移民群体的关系网中，主流群体的向心程度更低，并倾向于充当次要角色，移民时间越短，在网络中越易处于次要的位置，而移民本身的整合方式也受到民族差异性和不同网络构成模式的影响。
尽管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比较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差异等方面，也有研究在不断关注移民群体内部本身不同的文化适应风格特征。Verkuyten和Wolf(2002)在自我范畴化研究中发现，移民在群内和群际自我概念上存在差异，群内范畴的自我概念与民族性相关，群际比较会提高传统文化倾向和群内偏好。而经济地位与心理调整对移民群体的影响上，Silbereisen(2008)发现文化适应过程与芬兰移民的社会地位、与德国移民的压力和紧张感和前苏移民的抑郁情绪和挑战有关。Stefanidi，Pavlopoulos和Obradovic(2008)比较了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移民青年，前者的文化适应程度、心理满足感和学业调整更高，主流文化倾向更低。Bourhis和Dayan(2004)运用主流社区文化适应量表(HCAS)探讨不同的群体信仰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发现以色列存在两种群际模式，同化型对犹太移民的价值尊重，民族型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分离和排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整合型与个人型是民族多元化与共和制倾向，其自我安全感高，对文化与政治有容忍度，认为移民的威胁性低；民族型则为犹太教与库德党的支持者。
2.2 代际取向
除群际取向下文化适应研究外，也有从代际差异角度，比较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的文化适应模式，Stevens，Pels，Vollebergh和CrUnen(2004)发现在代际间冲突中第二代移民文化适应模式分为整合型，分离型和矛盾型，性别和代际间冲突的交互作用对问题行为有影响，矛盾型女孩比其他两种类型有更高的代际关系问题和更多内外化的冲突，Arends，Fons和VUver(2007)以代际关系研究文化适应中移民家庭价值观和家庭联系，前者包括职责和信仰，后者则指家庭中的行为表现。发现代际关系影响移民价值观，第一代价值观和家庭联系程度比主流群体更高，第二代家庭价值观比主流高，但家庭联系更少。Kwak(2003)认为对移民代际关系有三种影响因素，包括文化对家庭社会化的影响、文化适应代际持续性和情境冲击，代际文化适应模式的分歧程度会威胁代际关系，而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网络越稳定，第二代移民越会延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以保持积极代际关系。Schofield，Parke，Kim和Coltrane(2008)以代际关系质量而构建代际文化适应路径网络，关系质量和冲突结果分别以5点和7点等级测量，发现父子的模式差异与冲突结果相关，关系质量越差，代际关系模式选
择的差异可预测子女在负面冲突中的心理与行为结果，母子的模式选择差异与代际间冲突程度呈低相关。Dinh，Roosa和Jenn-Yun(2002)考察文化适应与青少年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现，移民青少年的文化适应角色、代际的适应模式差异和自尊是行为问题的预测变量，其中，代际的文化适应程度差异越大，子女的行为问题越严重，父母的民族倾向性更高，子女行为问题更易外化。Kim和Samson(2006)以内隐和外在痛苦感考察文化适应中的代际关系质量，发现积极代际关系和子女内隐性传统倾向正相关，而消极代际关系和父母传统倾向，对子女内外态度差异和痛苦感都有影响。
2.3 移民时间
有研究者认为，移民本身的异质性是无法避免的，但都面临相似的移民过程，而移民过程的时间长度与文化适应阶段有一定的联系。Schmitt和Silbereisen(1999)根据时间表的决定因素模型，发现青少年移民父母监督到个人与社会自治的渐进过程中，0-18个月为新移民阶段，18-36个月为经验型阶段，代际和同辈交互频率可预测文化适应速度，父母许可和指导水平与速度呈正相关，Titzmarm(2008)根据家庭稳定度把新旧移民阶段的节点划分为3，5年，并比较新、旧移民与主流的不良行为风险与保护因素，发现风险包括家庭暴力和同辈交往，而新移民的风险度最高，其中保护包括父母素质和与学校关系，但仅对旧移民与主流群体有影响，因此新移民是不良行为的高风险群体。Dominguez和Isidro(2008)也发现移民时间越短，移民与各种群体中的集中程度越低。
3 情境因素的扩展
3.1 公共和私人区域
在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生活区域中，移民会对文化适应模式进行一定的调整，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Arends等(2003)通过多文化意识形态适应的量表(Berry，1995)对主流与移民群体进行比较发现，主流平均态度是中强度的多文化型，移民平均态度更积极。主流期望移民在所有区域中选择同化模式。而移民在公共和私人区域的选择是有差别的，在公共区域选择整合型，在私人区域为分离型，因而在公共区域中，双方都认为移民应适应主流文化，在私人区域中却没有一致的态度，此外，Arends等(2007)以混合性方法考察移民文化适应态度，发现在私人区域，传统文化更受尊重，但在公共区域，传统和主流文化都受到尊重，Birman，Tricke~和Vinokurov(2002)发现青少年移民更易在主流社会中为整合型，在源文化情境中为民族型，这种在不同领域采取的不同适应模式，也受到心理适应程度、同辈关系、语言和家庭因素等的影响。
3.2 工作情境
工作机遇不但是个体做出移民选择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到移民的整个文化适应过程的重要范畴，移民工作者的文化适应倾向会为清晰的群际关系清除障碍，也被叫做多元化价值(LuUters，Van de VUver，&Sabine，2006)，并在Berry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移民工作者的文化适应模型，包括文化保持和团队身份采用两个维度，前者为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后者表示工作团队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从而形成4种模式，包括边缘型(低文化保持与团队身份)、文化型(高文化保持与低团队身份)、团队型(低文化保持与高团队身份)和双重型(高文化保持与团队身份)。双重型是由不同文化水平的包容性造成，对个体产生积极结果和高幸福感，对多民族社会有促进作用，同时发现，移民在工作区域的重要任务是接受新文化，并愿意接受团队认同方式。在强的文化保持与团队认同结合时，文化型对文化适应的自评有积极影响，而单独存在文化型倾向会产生紧张和负面的工作产出，如价值观冲突和沟通问题。文化适应模式选择对工作情境中移民雇员的满意度的影响进行研究。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文化适应压力范式，发现整合型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边缘型与满意度负相关，文化适应模式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程度，对移民比主流群体雇员的影响更大(Peeters&Maria，2009)。
3.3 语言情境
语言能力是移民进行文化适应的前提，在移民语言与沟通方面，Sik(2007)认为，语言文化适应结构包括双语言能力、代码转换和被文化适应影响的沟通方式，移民在语言使用和沟通中更被动，但主动性沟通更利于解决语言不匹配问题群体经验差异程度与沟通困难正相关，同时，积极的文化适应形式作为沟通的“中间人”，有双语能力的家庭成员更能充当此角色。而语言与教育背景是否会影响文化适应上，Fons，V1ivc和Phalet(2004)提出文化适应模式的“修iE"，并根据群体的不同语言和教育程度，建立规范化和多元化的评分方法，除积分制外，还有变异或极限分析，同时在评估程序中，排除有民族特色的定性和暗示性语言，使用其民族文化熟悉的概念和议题，提高相关效度。
3.4 家庭情境
在家庭复杂程度对文化适应的影响方面，Rodriguez，Mira和Myers(2007)考察家庭主义结构，包括家庭重要性、家庭支持和关于文化适应的家庭冲突，根据不相交的两极模型，发现家庭重要性和两种文化倾向认同呈正相关，家庭支持和传统文化认同呈正相关，文化适应水平和家庭冲突没有联系，心理满意度与传统文化认同和家庭支持呈正相关，心理痛苦和高的家庭冲突，低的家庭支持相关，更高的民族认同与家庭成员和满意度有关。Asvat(2008)对穆斯林青年文化适应的个人模式与个人。家庭模式对抑郁症的影响，通过主流文化适应指标体系(host culturaladaptation indexes，HCAI；Ryder,2000)和抑郁症量表(DSS；Zimmerman，1999)分析，发现高的传统文化认同会有更少的终身性抑郁症。
4 一些相关因素
4.1 人格与移民文化适应
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互动中的个体胜任力等人格因素方面。一般认为，文化移情、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和灵活性等人格特征，在模式选择中更倾向成为团队型和文化保持型，而双文化型在以上的人格特征中得分更高。Roesch，Wee和Vaughn(2006)研究大五人格及其交互作用对文化适应模式的影响，发现神经质分别与情绪和回避适应型正相关，外向、责任感和开放性与问题和情绪适应型正相关，幽默感和愉悦感与积极适应型正相关，神经质和开放性与回避适应型正相关，责任感和情感发泄与文化适应程度负相关。相关研究发现主流文化倾向，更低神经质和更高一致性、外向性和责任感，Chan和Owens(2006)发现积极完美主义和群际关系积极导致高自我满意度，消极群际关系和高程度的完美主义
导致自我满意度低，传统文化的高归属感和其他文化的尊重感，导致人际信任度高，而积极完美主义、高民族认同和尊重主流有利于移民人格发展。
4.2 学术成就与移民文化适应
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为移民对教育文化的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提高的能力。亚裔移民被普遍认为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就，Silka(2008)研究了不同亚裔的学术成就差异，发现华裔学术成就更高，其学术成就的预测因素包括文化适应程度、民族性和代际关系，文化适应程度可预测菲律宾裔的学术成就，而代际的价值观传承程度能预测华裔的学术成就。Erie(2002)发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学术成功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适应和社会支持，而整合度高和主流文化倾向的双文化型，文化适应度更高，女性倾向于有更高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支持，而男性的文化适应度更高，Birnaan，Trickett和Buchanan(2005)认为移民的学校适应力包括平均学业成绩、违规行为发生率和学校归属感，也发现文化适应模式影响学校适应力，高主流倾向有更好的学校适应力，相似研究发现平均学业成绩分别与收入和文化适应呈正相关，信仰、民族性、移民时年龄、自尊和学业过程都受到文化适应影响，也有根据Berry二维模型考察移民儿童的认知能力，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第一代移民有更强的认知能力，整合型的移民儿童对文化适应的认知能力更好。Zadeh，Geva和Rogers(2008)比较伊朗源文化群体和希腊的伊朗裔移民的学术成就归因，发现在对学术成就和学校表现的归因上，源文化群体倾向于归因于学习结果和努力程度，移民群体则归因于学习过程和家庭表现，Motti(2008)考察能力和文化适应的风险和经济因素，等级回归发现，前苏移民的经济劣势与等级制学术成就相关，阿巴移民身份导致更低的同辈认同和学术成就。
4.3 移民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指标同样是反映文化适应对移民身心影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文化适应水平和压力对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方面，Hwang和了ing(2008)运用等级回归分析发现，对主流文化的低认同感与更高心理痛苦感和，临床抑郁症相关，但压力效应不显著，对传统文化的保持或放弃倾向与心理健康没有关系，Oppedal，Roysamb和Heyerdahl(2005)在对文化适应风险和保护因素对精神疾病的影响研究中，发现风险因素为歧视和民族认同危机。而保护因素为家庭价值观，主流和传统文化能力，族际在精神问题和文化适应呈显著差异。而具体的某种精神疾病对民族、风险与保护因素的影响有差异。而移民第一代女孩和第二代男孩更容易患精神疾病，Myers等(2009)对移民青少年的文化适应与药物滥用的关系调查发现，同辈的社会影响是文化适应和长期药物滥用的中介因素，尤其在酗酒方面，而其短期性的药物滥用则受到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综合因素与文化适应程度的影响。Chimata，Jason，Taylor和Torres(2006)也发现，民族差异、歧视与文化适应交互中，影响慢性疲劳的体验程度。相似研究发现，文化适应程度与压力和抑郁呈负相关，压力并非为认同和文化适应的中介变量，但压力与抑郁症呈正相关，与传统文化的背离度和抑郁呈正相关。Motti，Vassilis和Jelena(2008)以多元测量研究文化适应、幸福感和学校调整的关系，发现前苏移民比阿巴移民在民族文化倾向的程度更高，而对主流文化倾向程度更低，移民的学校调整困难有相似性，主流倾向程度是学校调整的预测变量，民族倾向程度与幸福感相关。而在信仰、经济和文化适应与幸福感的关系上。
5 总结与展望
从Redfield在1936年提出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余伟和郑刚(2005)也对文化适应理论的横断研究过程和相关研究范式进行了归纳和展望。随着近年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移民现象的普及，也对移民所面对的文化适应过程及身心调整的交互影响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了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从影响因素研究，到以文化适应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并向着更大的范畴(如认知趋合、结果逆向)发展；从整合研究，上升到兼顾代际和群际差异、情境变量和中介变量等的水平，并尝试提出一些功能机制模型；研究过程从概念、模型与维度的笼统之争，发展到层次水平的实证研究并随着结构效度的提高，临床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文化适应与人格、心理健康等关系研究也不断发展，其内涵会随现象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也会提供未来的研究思路。
首先，理论模型从态度倾向的横断面研究转化为过程的纵向性研究，早期以态度的对比性或强度建立模型，但随着过程研究的开展，在更广泛、立体的理论空间中，文化适应被细化到涵盖认知选择、个体特征、认知目标等范畴中进行解构研究。但过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关系本身十分复杂，影响结果的过程变量很多，且各种过程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任何交互作用或独立作用对结果都可能有影响和制约作用，若单独考虑某过程变量会对校标效度产生影响，但考虑诸多变量则使验证过程变得非常繁杂，并对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产生影响，因此，如何运用理论和技术对过程研究本身的复杂性进行处理，克服这以一缺点，是今后深入进行模型研究的重点。
其次，实证研究一直都是文化适应的研究基础，强调移民的代际和群际差异化，可以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和比较性；而分析方法的多元化，也使研究增加了现实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使质化和量化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但测量工具的规范化方面，由于移民的异质性导致量表在项目设置上的差异。导致量表本身的普及性和跨文化性受到很大的挑战，也使得很多平行研究无法进行对比和整合，因此如何取得数量和质量、多元和整合两个方面的平衡发展。是量表项目设计、调查测试和结果研究等提高聚敛效度的前提。
再次，情境因素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已开始被重视，不但对文化适应模式的使用度和强度产生影响，也与文化适应的预测和结果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线性关系。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和移民的异质性等问题，导致情境因素的界定、检验过程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如何对情境因素的调节和中介作用进行鉴别性研究，并深入考察情境中的诸多文化特质水平和交互层次，会很大程度上提高情境因素对文化适应的预测效度。
另外，随着以上研究的开展，文化适应理论的外部效度得到了提高，从单个移民群体扩展到对多个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多个主流群体之间或内部的文化适应比较研究、从跨国家的移民群体发展到对国家之内的区域性、季节性等移民群体的流动现象研究、从对移民的笼统性分析上升到对中青年和儿童群体等进行比较研究。但同时，这些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代际和群际的差异可能使不同研究缺乏比较和借鉴的平台，所以。文化适应的内涵、特征和结构如何更加具有客观性、包容性和灵活性，使其在理论范畴中求得更广泛的认同，并对实践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提高其研究结果的时代意义和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虽然文化适应研究在近几年有很大发展，但维度划分方式、情境变量和群代际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也应把理论放在更深入的横纵向构想结构中，探讨其关系过程。随着我国存在的城市化、区域和国际间流动及衍生的文化适应问题的曰益突兀，包括农民工现象、留学现象、民族间互动现象等问题，都需要借鉴和参考以上研究，比如在国内进行区域性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作为移民群体如何与城市居民进行互动，如伺能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保持身心健康与态度积极，及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如何影响其文化适应过程，这些问题的发掘、调查和研究在目前是重要，迫切而可行的。因此，国内进行这类研究时，应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适应问题，验证或建立相应的功能机制模型，提出基于科学论证的可行性建议，为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和谐及民众的心理健康发挥积极作用。